南门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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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历史，漫话高邮

▼ 本文出自《高邮地名史话》

南门大街

文 | 姚永明 真启梁

南门大街的形成，至少在北宋初年

高邮南门明清一条街，俗称南门大街。位于古高邮城南门外，长约三四华里。高邮南门大街，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古今繁华之地”（蒲松龄：《醒世姻缘传》），尤其在明清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漕运功能的增强，明盂城驿的开设，南门大街就愈显繁华。所以直到今天，南门大街一直被人们昵称为高邮南门明清一条街。高邮南门大街起源于何时，这已无从考证，但是南门大街应该说是与高邮城垣、城门密切相关的，南门大街因高邮城的形成而生。

“高邮”之名，源于秦王疏邗沟，通驿路，“筑高台，置邮亭”。在高高的土台上设置邮亭，高邮因此而得名。

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高邮设县。设了县就应该有城垣，由城垣而形成南门大街，高邮城垣有据可查的是从北宋赵匡胤登基开始。《高邮州志》载：北宋开宝四年（971年），知军高凝佑主持建筑高邮城墙。绍兴（1131-1162）初，抗金名将韩世忠命其部属董旻营缮。淳熙十二年（1185年）郡守范嗣蠡建楼于四门上：南门曰“望云门”，楼曰：“藩江”，又于南北开二水门道通市河。明洪武丙午复甓以砖，修南北水关。清乾隆九年（1744年）知州许松佶修理，更四城门楼之名：南曰“朝阳”。

既然高邮城垣、望云门及藩江楼、朝阳楼确凿有据，再加之“南门开二水门道通市河”，又“修南北水关”，这样，在南城门外形成一条南门大街也就完全在情理之中。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南门大街上距望云门两华里的地方便是赫赫有名的馆驿巷，明代洪武八年（1375年）盂城驿就开设于此。京杭大运河上一处水陆兼备的中上等水马驿——盂城驿，以六百年的历史带给南门大街的昌盛，古今高邮人是有目共睹的。

元明清三代的粮食漕运

促成高邮南门外的繁荣

元、明、清时的北京，粮食非常匮乏，物资极其紧张。庞大的国家机器，众多的京师人口，再加之北方战事频仍、烽火连年不断，急需大量的官带、军需、民需物资（粮食）。《元史·食货志》说：“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政府一度推行海上运粮，后因沉船过多而仍改为运河运粮。而明清时期，漕河（即大运河）成了当时的一条经济命脉。所谓“天下大命，实系于此矣”（《读史方舆纪要》卷129）。永乐时，从北京至南京设水驿四十一所，并派十万大军沿途保护，以确保南粮北运顺利进行。

大运河粮运、盐运繁忙，高邮作为沿途一个重要县邑，自然是热闹无比。而且，盂城驿还是运河之东里下河平原粮食和食盐的中转站。从《明代高邮州境图》上可以看到南门大街东侧、盂城驿东南有一片水面浩荡的水域——马饮塘和盐塘，它们的东边有一条南澄子河向东南连接泰州、南通，另一条北澄子河向东北连接兴化、盐城，也就是说在当时交通运输很不发达的里下河地区，大量的粮食、食盐都是汇集到这里，再转装至上河（运河）的红船北上运抵京城的。一些至今仍在沿用的地名、巷名就是最好的证明：北澄子河又名运盐河，它东连沿海各盐场；马饮塘、盐塘它们是粮盐船舶停泊之地；运粮巷、盐塘巷，这正是挑夫挑运粮盐上大运河的通道。

由于南门大街和马饮塘、盐塘一带是明清至民国时期粮食和食盐的中转站和集散地，这里的粮盐贸易非常发达。北自西门湾，南至五里坝，船接船、船帮船。里外四五档，不下上千条。人头攒动，号声连天。《三续高邮州志》卷一“物产”说：“历年输出稻谷，就南门外一处调查，岁约五十余万石，麦豆及芝麻等半其数。”这里指的是民间贸易，还不包括通过盂城驿调运的官家粮盐。沈同富、吴增福、曹竟成老人曾介绍，民国以后，虽然驿站已经废止，但上下河的粮盐贸易关系得以传承，运输仍然十分兴旺、外地在南门开栈设庄的有二三十家：上海阜丰，南京有恒、福新，无锡茂新、镇江怡成、南通复新卢、泰州泰来等；本地也有五六十家，大的员工三四十人，小的也有四五人。较大的粮行有赵恒南行、万和行、盂太米行、乾泰丰行等。粮盐贸易还带来这一带各业的兴旺：裕源、广成南货店；慎昌广货店；元章、天福祥棉布店；还有大福，王茂盛米厂；华恒昌、王培生油店；正大、道盛、天意布店；丁耀记杂货店；福来、盛兴园、小林园茶馆等在民国时都很兴隆。

盂城驿接待功能的增强

更加速了南门大街的繁盛

南门大街、盂城驿一带，在明清时不仅漕运发达，而且，由于邮驿功能空前加强，驿站的接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南门大街更凸显繁盛。

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为陪都，六部照设。大运河上公文书信不断，官宦来往频繁，高邮作为两京线上重要一站，其接待任务相当沉重。明代大散曲家王磐，高邮人氏，长期居住于高邮城西，熟知这一带运河风情，在其著名的散曲《朝天子·咏喇叭》中发出“官船来往乱如麻”的感叹，这当是明时盂城驿入口运河上繁忙景象的真实写照，据史志记载，盂城驿有“送礼房五间”，可想见其时迎来送往任务之繁重；另有“礼宾轩”三间，是留宿官员酒足饭饱之后的“余兴”厅堂；“小红楼”数间，实质上是歌伎献艺的场所。南门大街的繁荣还能从萨都剌的诗中得到佐证。元代士大夫诗人萨都剌在其《秦邮驿》（秦邮驿，即孟城驿的前身）诗中写道：“官船到岸人多识，楚馆题诗客又采。”楚馆，即秦楼楚馆，是红男绿女寻欢作乐的茶楼酒肆……这些有闲阶层，他们下驿站、驻公馆；要享受、要消遣、要行乐，南门大街自然成了他们的好去处。明清时这里的三层楼酒店及明暗烟花院都很出名。三层楼者，极言其高也，如今三层楼巷仍在，成为南门大街的历史见证。总之，这里官宦大员来往如梭，文人雅士云集潮涌，差役走卒趋之若鹜，商贾杂匠聚之若蚁，在孟城驿的刺激下，南门大街格外兴盛。

南门大街还与诸多名人结缘

南门大街除有元代萨都剌的光顾，还与南宋末年的爱国诗人文天祥结善缘。南宋恭宗德佑二年（1276年），元军南犯逼近临安，文天祥受命与元军谈判被扣，并被押送北方，在京口（镇江）逃脱，一行八人于3月6日到达高邮。他记道：“予至高沙……不敢入城，急买舟去。”《高邮州志》850页解释这段话时道：“高沙，今高邮西南，宋有高沙馆”。从高邮地形图上看，高沙馆以西是浩渺的高邮湖，与文天祥的活动无关，而文天祥的行进路线是，买舟从高邮城之南的澄子河口过高邮东南的嵇庄休息四日，继续东发至泰州南塘湾镇，然后经通州入海南下。那买舟并登舟东去的地点就必定是南门大街、马饮塘一带了。

马可·波罗盛赞南门大街湖产品丰饶

另一个名人便是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1282—1284年间路过高邮城南，有下面几段生动的描述：“城市很大，很繁华”“民以经商和手艺为生。养生必需品俱极丰富，产鱼尤多。走兽飞禽各种野味皆甚多”“我们用威尼斯银币一格鲁梭就能买到好的野雉三只”。南门大街商业特别是粮食贸易非常发达，上文已详述了；同时南门大街又紧挨大运河和高邮湖，湖中盛产的鱼类和野禽充斥南门市场，这样的描写也很符合南门大街的实况。荷兰使者尼霍夫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5月26日驶抵高邮。对高邮城南一带也有类似的赞叹。

蒲松龄著文盂城驿、落笔南门大街

与南门大街、盂城驿结缘最为深厚的便是清初大小说家蒲松龄了。康熙十年（1671年）蒲松龄的同乡老友孙惠调署高邮州，蒲松龄作为幕僚同往。其间，蒲松龄曾受孙惠委派，过问或管理过盂城驿驿务，时间三个月左右。蒲松龄还代孙惠写过一篇关于盂城释现状的呈文，上报扬州府。此呈文作为蒲松龄的著文被保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版《蒲松龄集》再次将该文收入该集第一册，并名之曰《高邮驿站》。该文开始就盛赞“高邮当水陆之道，南北差使，势若云集……”这十五个字概括了驿馆、南门大街一带的旺盛的人气和繁忙的交通，所述与南门外状况十分贴切。另外，蒲松龄还在其一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第八十八回，写发生在高邮盂城驿及南门大街的故事，题目就直书高邮《……吕厨子配死高邮》，小说中写道：“江都县将吕祥取出监来画供，问了三年刺配……允了详，定发高邮州盂城驿摆站（服劳役）。”接着就写盂城驿内对充当驿夫的囚犯六种不同的待遇。小说中还正面夸赞高邮：“那高邮州的人物，生在一个今古繁华所在，又是河路马（码）头，不知见过多少……”

这对高邮的赞语很符合当时盂城驿、南门大街的真实情景。后来，“吕祥将养好了，仍旧带了锁僚，街上讨饭……”资深老人赵庭彦曾回忆，南门大街盂城驿之南，原本有一条“花子巷”。里面住的全是老迈失去劳动能力的驿夫，老弱的驿夫到最后只能被驿官踢出门外，蒲松龄当然对这段生活很熟悉，将在南门大街和盂城驿的所见所闻“揉”进他的小说里当然毫不奇怪。

解放后，随着公路、铁路的崛起和城市重心的东移，南门大街逐渐失去它昔日的繁华。但是正是由于这一带经济发展滞后，南门大街、盂城驿得以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如今的南门外，古建依旧，古风纯朴。古盂城驿于1995年依照原貌修葺如初，古南门大街也历时半年于1997年恢复明清原貌。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扬州家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