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把宦官拿捏死死，为何刚一死，宦官就敢改立储君？一文了解

唐自中叶以后，宦官专权之局愈演愈烈，宦官不但牢牢地控制中央禁军，甚至还视皇帝废立为儿戏，宦官问题是中晚唐政治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而被称为“小太宗”的唐宣宗也逃脱不掉，为宦官集团密谋立嗣的噩运。

1、唐宣宗抑制宦官的对策

宣宗早期宦官世家势力的上升及宣宗对宦官的妥协，是以其对宣宗有拥戴之功为依据的，这种格局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我们知道，宣宗具有很强的个人权力欲望，必不甘久居其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宣宗的政治地位愈来愈巩固，对宦官的态度也逐渐转向强硬。

大中八年(854)正月，宣宗颁布《洗涤长庆乱臣支党德音》，对所谓“元和逆党”宣布大赦，《德音》称：

“长庆之初，乱臣贼子，顷搜擿余党，流窜已尽，其余族从疏远者，一切不问。”

宣宗此时发布赦书，表明宫内宦官中的异己分子已经基本清除殆尽，同时也意味着宣宗已经控制住内廷局势，解决宦官问题的时机已经初步成熟。

大约从这时起，宣宗开始秘密地同心腹大臣商讨抑制宦官的对策了。

《通鉴》卷二四九宣宗大中八年十月条载：

上召翰林学士韦澳，托以论诗，屏左右与之语曰：“近日外间谓内侍权势何如？” 对曰：“陛下威断，非前朝之比。” 上闭目摇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谓策将安出！” 对曰：“若与外廷议之，恐有太（大）和之变，不若就其中择有才识者与之谋。” 上曰：“此乃末策。自衣黄、衣绿至衣绯，皆感恩，才衣紫则相与为一矣！” 上又尝与令孤绹谋尽诛宦官，绹恐滥及无辜，密奏曰：“但有罪勿舍，有缺勿补，自然渐耗，至于尽矣。” 宦者窃见其奏，由是益与朝士相恶，南北司如水火矣。

2、朝臣们的三心二意

韦澳所言的“以宦治宦”的方法，已为宣宗自己所否决。

皇帝日常起居是不可能离开宦官服侍左右的，令狐绹所谓“自然渐耗，至于尽矣”，较韦澳所奏更为无能。

自然消耗之法实际上是令狐绹惩于甘露之祸，变相地阻止宣宗采取过激措施。所谓“恐滥及无辜”、“南北司如水火矣”之类亦为牛党自我标榜之辞，现存史料中我们根本找不到令狐绹遭宦官忌恨报复的任何痕迹。

相反，我们却找到宣宗打击宦官气焰时被宰相劝阻的记录。

《南部新书》卷癸载：

宣皇于内中置杖，内官有过，多杖之。延英宰臣谏之，上曰：“此朕家臣，杖之何妨？如卿等奴仆有过，不可不决。”

宰相非但不能助宣宗抑制宦官，反而主动为宦官求情。

若再联系大中初马植、崔铉等人勾结宦官之事，显然宰相们为了自己的禄位，与宦官早已是一丘之貉。

宣宗抑制宦官得不到令狐绹等执政宰相的有力支持，成效并不十分显著。

自大中中期起，为警诫群宦，对那些飞扬跋扈的宦官，宣宗多借过将其罢黜不用。

大中八年(854)，有中使路过硖石驿，怒饼黑，鞭驿吏见血，为陕虢观察使高少逸所奏，宣宗将其谪配恭陵。

大中九年(855)五月，度支奏渍污帛，误书“渍”为“清”，枢密承旨孙隐中私改之，宣宗大怒，以擅改章奏罪论处。

同年七月，浙东观察使李讷为乱军所逐，监军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诏“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监军”。内养杨处约，中于“姻族失旨”，也于是年被罢去内养，终宣宗世都没被起用。

大中十一年(857)，内园使李敬实恃宠遇宰臣郑朗不避马，为郑朗所奏，宣宗剥其品色，贬配南衙。又高品吴居中为了固宠，听信术者之言，书宣宗尊号于袜底，事发后宣宗将其弃市，惩治之严，在中晚唐时期都十分罕见。

3、唐宣宗控制宦官的“手段”

此外，宣宗还褒奖一批敢于同宦官作斗争的地方官吏。

大中中，河南县县令杨牢不畏宦官权势，追冒军百姓入补正籍，责其差科。宣宗特意赐绯鱼袋。大中八年宣宗又曾猎于苑北，遇樵夫言其县令李行言不畏北门诸司，尽杀为其庇护的强盗，是年十月李行言迁海州刺史，并赐金紫。

为了防止宦官居内互相勾结，在外示优渥的同时，宣宗对高品宦官采取内廷与外任轮换的办法来预防其权势的坐大。

杨钦义之子杨玄略，大中元年(847)除浙西监军，大中四年召回任总监使，大中七年又出为襄阳监军。

李敬实大中初为右神策军都判，大中四年出任广州市舶使，秩满归京任琼林使、宣徽鹰鹞使、内园栽培使等。

闾知诚大中三年任学士院使，七年则出为平卢监军，十年又召回内廷充内坊使、翰林院使等。

对于枝叶繁茂的宦官世家，宣宗也尽可能地将其分散开来。

大中九年，王宗实任神策左中尉，而王宗景则外任浙西监军。杨钦义曾任右军中尉，大中十二年其养子杨玄略、杨玄价分监缁青、盐州。

这样宦官势力比较分散，篡权的机会大大降低。

4、唐宣宗晚期宦官的做大

大中十年(856)以后，宣宗因年力渐衰，越来越依赖于丹药维持体力和精力，对道士愈发宠幸，对方术更加笃信不疑。

大中十一年(857年)九月，宣宗派遣宦官赴岭南罗浮山迎曾经被他下令流放的道士轩辕集入宫。

宣宗紧步武宗之后尘，崇信道术，引起朝中大臣的反对，左拾遗王谱、右拾遗薛廷杰等人纷纷上疏切谏。

宣宗委派宰相崔慎由去向谏官们做解释工作。宣宗虽然不曾拒绝朝臣的劝谏，但对于服食丹药已经到了须臾不能离开的地步。

至大中十三年(859年)，因丹药的毒力作用，宣宗已觉躁渴不适，性情乖戾而多疑忌，只是还未被朝野之士知晓。

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宣宗因长期服用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及御医李玄伯为他炼制的丹药，中毒已深，疽发于背，病情日渐沉重。

与此同时，围绕宣宗百年之后的皇位继承问题，各种政治势力又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和争夺。

而这一时期，南方诸镇叛乱频起，宰相唯知怙权营私，大行朋党，甚至将宣宗心腹之臣韦澳也排挤到河阳。在这种情况下宣宗对牛党集团的不满也与日俱增。因宣宗惑于左右，疏远朝臣，宦官集团很快又故态复萌。

大中八年(854)，荆南节度使杨汉公贪鄙之名声闻于朝，宣宗将其征入为工部尚书，但是杨汉公性险谀，厚结宣宗左右宦官。大中十二年(858)，宣宗不顾郑裔绰三驳制书，坚持授其同州刺史。

是年三月，盐州监军使杨玄价擅杀刺史刘皋，宣宗虽然最终“重违百辟之言，始坐玄价专杀不辜之罪”，但是从僖宗朝杨玄价权倾一时，官至左军中尉的情况来看，当日并没有受到什么严惩。

大中十二年萧邺罢相后，李景让、杜胜等皆有入相之望，宣宗“欲倚杜胜为宰相。及萧邺罢，为中人沮毁，而更用蒋伸”。

这一时期，宦官对政局的干涉权力也有所恢复。

宦官集团势力的回升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杨汉公等因阉竖得官，各地藩镇竞相效仿。大中十一年(857)以后容管、岭南、湖南、江西、宣歙、武宁等藩镇相继爆发军士逐帅事件。

右补阙张潜论军乱缘由时称：

“藩府代移之际，皆奏仓库蓄积之数，以羡余多为课绩，朝廷亦因而甄奖。窃惟藩府财赋，所出有常，苟非赋敛过差，及停废将士，减削衣粮，则羡余何从而致！比来南方诸镇数有不宁，皆此故也。”

中晚唐时期的羡余由宦官把持的内库收管。朝廷以羡余多寡为课绩标准，这显然是宦官经济势力扩张的重要表现。南方政局的急剧恶化，宣宗及其所依恃的宦官集团负有重要责任。

5、大中宫变

大中十三年(859)六月，宣宗因长期吞服丹药疽发而亡。

大中末宣宗对宦官态度转为温和、包庇，但这并没有阻止宣宗崩后宦官擅立事件的再次上演。

史家常常把大中末的这场政变，归罪于宣宗不肯预立储君。

例如，胡三省即认为“宣宗不早定国本，使王宗实得以立长而窃定策之功”。

此说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没有抓住政变的根本。

其实，宣宗久不册立皇太子，也确是事出有因。宣宗有十二个儿子，因宣宗之世未曾册立皇后，所以，他的儿子只有长幼之序，而无嫡庶之分。

长子李温，母美人晁氏，会昌六年(846年)封郓王，但宣宗却不喜欢他。宣宗偏爱的是三子夔王李滋。

郓王李温因无宠，出居十六王宅；夔王李滋以下五王居大明宫内院，宣宗以谏议大夫郑漳、兵部郎中李邺为侍读，辅导夔王等人读书。宣宗虽然有心把夔王李滋立为嗣君，又恐怕因废长立幼，乱次建储，招来朝臣的反对。所以，册立皇太子的事久拖不决。

至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初，宣宗病势益重，宰相和大臣已经几天未见到皇帝。宣宗在弥留之际，密嘱宦官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以及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册立夔王李滋为皇太子，随时准备即皇帝位。

王归长等三人以及右军中尉王茂元都是宣宗非常宠信的宦官，所以把身后之事托付给他们。

当时有势力的宦官中，只有左军中尉王宗实与他们向有嫌隙，被视为异己，王归长等唯恐王宗实从中作梗，坏他们册立皇太子的大事，便合谋矫诏出王宗实为淮南监军。

王宗实在宣化门外接受敕命，正待起程赴任，左军副使亓元实对他说：

“圣人不豫逾月，中尉止隔门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见圣人而出？”

王宗实经亓元实提醒，决定重入宫中弄个究竟。然而，宫中各处已经增加守御的军士，王宗实在亓元实的引导下，直至宣宗寝殿。

此时，宣宗已经殡天，正位东首，寝殿之内一片哭声。宣宗死于他所笃信不疑的长生不老的丹药，这真是绝妙的讽刺！

王宗实抢入寝殿，揭露王归长诸人矫诏支他出任淮南的罪行。王归长等人见事情败露，知道大祸临头，全都跪下来捧足乞求活命，也顾不得拥立夔王李滋为皇太子了。

王宗实迅速控制了局面，派遣宣徽北院使齐元简迎立郓王李温。王宗实等以宣宗的名义颁布诏书，立郓王李温为皇太子，并改名为李漼。

八月十三日，新立皇太子李摧在大行皇帝宣宗灵柩前即皇帝位，这就是懿宗，时年二十七岁。

6、貌合神离的神策两军中尉

因神策两军中尉是宫廷政变的决定性因素，我们首先对大中时期两军中尉情况进行简单的考察。

“故事，每罢左护军，由右军出；罢右护军，由左出；盖防微也。宣宗既以法驭下，每罢去，辄令自本军出，中外不能测。”

大中初期两军中尉权势尤高，两军交换中尉的旧制在大中时期已无法贯彻，只能小心翼翼地用“法”来驭制两军中尉。

今留下姓名的右军中尉有刘行深、吐突士晔、西门季玄等三人。

刘行深武宗时为枢密使，因拥立之功而擢为中尉；吐突士晔是宣宗一手提拔，始终恩宠不衰；继后者西门季玄，也颇得宣宗信任。

从整体上看，右军权势较弱，也相对恭顺。大中末直接卷入政变的是实力雄厚，尤为跋扈的左军中尉。

宣宗之立，左军中尉马元贽功劳最大，宣宗即位后马元贽宠冠一时，甚至宰相马植也主动与之攀亲叙宗。

大中三年(849)，马元贽将宣宗所赐玉带转赠马植，结果为宣宗所察觉，马植遂因之罢相，远贬常州刺史。

其后不久，宣宗利用诸杨势力排挤马元贽，以杨钦义代马元贽。

大中六年(852)，杨钦义又为宋叔康所代。宋叔康没有强大的家族势力，对宣宗较恭顺。

大中七年(853)至八年(854)左军中尉不可考，大中九年(855)左军中尉为王宗实。

王宗实此前不见于记载，大中八年宣宗同韦澳论驾驭宦官之策时称自己曾提拔一批宦官，“自衣黄、衣绿至衣绯，皆感恩，才衣紫则相与为一矣！”

宣宗素惜服色之赐，有资格赐紫的宦官寥寥无几，宣宗所指或即此人。

大中九年宣宗借浙东逐帅事件，贬其兄弟王宗景守恭陵，即有剪除王宗实党羽的意图，史谓宣宗不厚王宗实是有史实根据的。

宣宗虽欲抑之却忌惮其兵权，不敢妄动，只能以权术维系对左军中尉的控制，二者始终都是相互猜忌，貌合神离。

7、托孤两枢密使引发宫变

宣宗控制两军中尉不成，只能将控驭宦官的重点转向左右两枢密使。

武宗朝抑制宦官，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等胆小不敢预事，老宦尤之为“堕败旧风”。

由于武宗朝枢密使久不预政，宣宗控制枢密使的阻力相对较小。

“大中故事，凡宰相对延英，两中尉先降，枢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毕，枢密使案前受事。”

枢密使无法预闻宰相奏议，权力自然受到很大的限制。此外，大中时还有枢密承旨一职。大中九年五月，度支奏渍污帛，误书“渍”为“清”，枢密承旨孙隐中私改之，宣宗以擅改章奏罪论处。枢密承旨不见于此前，疑亦为宣宗分枢密之权所创。宣宗对枢密使同宰相勾结的防范也十分严密。

大中十年(856)十二月，宣宗欲命萧邺为相，诏枢密院指挥翰林学士拟旨，因诏意不明，王归长复奏是否继判度支，宣宗疑其袒护萧邺，骤改以崔慎由为相，以示惩戒。在宣宗的严密监控下，大中时期枢密使仅能传达宣宗旨意，擅政的机会非常有限。

宣宗平日即对左军中尉颇为疑惮，对右军中尉也不甚放心，故病重之时将夔王托付给一贯驯服的左右枢密使。

王宗实同宣宗貌合神离，如今又无故被剥夺兵权，自然不肯拱手让出神策军兵权，情急之下，宫廷政变也就在所难免了。

8、为何宫变会发生？

吕思勉先生曾经指出：

“宗实之人，恐不免凭藉兵力，必非徒一亓元实翼导之也。不然，王归长等安肯束手受缚邪？”

这也就是说，即便宣宗未崩，也有可能为乱兵所害，宣宗所提拔的王归长等皆懦弱听命之辈，权势又有很大的收缩，不足以控制局面，对王宗实虽预有防范，却无济于事，兵变一起，只能捧足乞命而已。

大中中宣宗抑制枢密使非但没有巩固皇权，反而造成神策中尉权力独强的局面，为身后的政变埋下了祸根。

清人赵翼在论唐代宦官之祸时指出：

“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推原祸始，总由于使之掌禁兵，管枢密，所谓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及其势已成，虽英君察相，亦无如之何矣。”

武宗朝李德裕对宦官之权颇有抑制，会昌末期试图索取中尉兵符，遭到宦官抵制，遂不了了之，不久便有两军中尉擅立宣宗之事。

宣宗朝中后期虽对宦官采取一定抑制措施，但仍没能控制往宦官所掌兵权，最终没有摆脱身后宦官擅立新君的结局。#图文万粉激励计划#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