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最危险的妇产科：我上班第一天，就看到一个子宫被搅碎｜我在东南亚做接生婆01

大家好，我是陈拙。

如果有一个地方，不能堕胎，也无法避孕，会发生什么？

妇产科医生陈朵拉，今年就去了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女性平均一生要生育5.5个孩子。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因为当地医疗环境极差，每一次生育都是一次赌命。

大多数产妇无法产检，唯一能做的检查是血常规，这导致许多疾病被耽误，拖到最后不得不紧急动手术。然而当地最好的医院里，连麻醉药都缺少，还很容易导致恶性感染。

这个地方就是太平洋岛国东帝汶，今年10月，陈朵拉去那里做援助医生。

她想帮助这里的产妇，却发现这里要器材没有器材，要药物没药物，手术室只有三间，许多生命危急的产妇，只能眼看着自己病情恶化。

不光如此，很多当地医生几乎没有手术经验，他们治疗患者的方式在中国可以轻易葬送一个医生的前途。

还没等陈朵拉帮助几个产妇，上班第一天，她就几乎崩溃了。

东帝汶给我的“见面礼”，是一个破碎的子宫。

子宫来源于一幅惨不忍睹的手术器官照。

照片上，产妇的子宫捣得血肉模糊，有个两指多宽的洞戳穿宫底，网膜暴力牵拉嵌入子宫腔，旁边的铺巾浸透血渍已经乌黑。

主刀的东帝汶医生将这张照片发到工作群里，并说，那位产妇三十多岁，这是她的第六胎。由于遭受严重创伤，医生不得不为她摘除子宫，由此引发严重感染。

当时我作为援助医生刚来到这个岛国，与当地医生都不熟，在群里也不敢多问。但这幅照片在我脑袋里凿开了一道裂缝，裂缝之下，是我当了十三年产科医生也无法理解的事情。

我只能忍住生理性的不适，想象产房里发生了什么。

在胎儿自然分娩后，产妇依然血流不止，胎盘没有剥离迹象。于是医生拿出金属器械，进入产妇的子宫，试图把宫腔内的胎儿附属残留物清理干净。通常清宫操作不超过半小时，这次操作持续了三小时。

残留物清不干净，出血就可能继续。我尝试想象，由于操作者的不正确判断，坚硬冰冷的金属器械，在盆腔里肆意搅动，像榨汁机的刀叶，拧动开关，杯具里的果蔬顷刻变糊状物。

只有这样的暴力操作，才能造成照片里的“灾难现场”，几乎没有别的可能。

回想起这事，我突然意识到，整个过程可能没有麻醉。

后来医生说，这个产妇躺在病床上，连续发了三天的高烧，因感染性休克最终离开了这世界。

医生在群里带领大家向圣母祷告，祈求死者灵魂安息。

当晚我将照片发给国内的同事，“这里的产房很暴力”，配上一个红脸流汗的尴尬表情。

同事秒回我，“好吓人”。过了半天似乎琢磨出怎么回事，又接着说：“这也太夸张了吧”。

我猜我出了一个难题。这种手术操作突破了国内医生的常识与底线，除了惊叹以外，不知该怎样回复。

2023年10月，我和九名医生一起来到东帝汶援助。自东帝汶独立，中国就一直派遣援助医疗团队，到我们已经是第十批。

这个小小的岛国位于南半球，毗邻赤道，北临印度尼西亚，南靠澳大利亚，二〇〇二年刚刚独立，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独立前的东帝汶，多年来一直在战火中度过，先后被葡萄牙、日本和印尼主宰，过去一百年的命运，就是被殖民者反复奴役屠戮。

东帝汶几乎没有工业，农业基本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多数人能找到的最好工作，就是到外来者的超市、餐厅和诊所打工。

城市只有一条主干道，一旦驶离这条公路，到处都是荒山和尘土，还有杂乱求生的椰子树。从机场到城市途中，我看见半山腰搭满彩色铁皮房，夜晚，漫山遍野布满星星点点的灯火。

到东帝汶的第三个周日，恰好是他们的青年节，也是国难纪念日。那天傍晚，首都帝力港口附近的海滩和街道聚满来自各地的青年。

他们骑着摩托或是乘坐黄色大卡车自发前来，在街头巷尾点燃蜡烛，整座城市白夜如昼，以此告慰曾经遭到屠杀惨死的同胞。

我既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也是一个母亲。看到这些年轻人点燃蜡烛，不禁想到饱受战火摧残的女人和孩子。在枪炮的嘶鸣中，她们只能任人揉捏。

来到这个悲剧如此之多的国度，我想救助这里的女性，顺带还能有一笔津贴，家里房贷能早些还，两年后归国，极大概率可以升职加薪。

可是当我真正上手妇产科的工作，升职加薪、援助津贴这些愿望就变得虚无缥缈起来。像照片里那样悲惨的产妇，很快就亲眼可见。

抵达帝力的第二周，我原打算和其他援助医生一样，先熟悉科室，一个月后再参与值班。没想到周四那天，妇产科主任便迫不及待让我尽快报道，理由是缺了援助医生，整个科室没办法运转。

我所在的是东帝汶最好的公立医疗机构，每天早上九点，门诊室外的走廊里排满长队。各地的孕妇汇集到这里，抓住自己最后的救命稻草。

上午的门诊本该十二点结束，但第一天出门诊，我就忙到下午两点。

那天门诊室打印报告的机器坏掉，我不得不跑到住院部去打印，那里的机器也打印不出来。下午我还要写报告，还要做手术，耽误一点时间，就可能错过几条人命。

我在走廊里近乎崩溃。

东帝汶没有常规产检，更没有定期随访体系。来到这里的孕妇，多数病情已经延误，甚至恶化到必须立刻手术。

这个孕妇必须清宫，那个因为血压问题必须马上分娩，可是整座医院只有三间手术室，要承担眼科、儿科、妇产科、骨科和普外科等各种手术。

更可怕的是，三间手术室的环境，可以概括为“无菌”的反义词。

消毒罐表面污迹斑斑，床上积满血渍，永远没法及时更换；空调漏着水，制冷功能彻底失灵，整间屋子像蒸笼般闷热。没有一次性的无菌单，蚊蝇嗅着血腥飞来绕去。消毒洗手池的龙头坏掉，池壁挂满黑霉斑点，全天候漏着水。

就算是国内最差的手术室，可能也要比这里干净些，他们全国最好的公立医院充其量也就相当于国内的镇卫生院。很多患者本身的疾病可以通过手术治愈，但最后却因为在这里感染而去世。

国内一位曾经援非的同事听闻这些，苦笑说，“你让我怀疑自己去了一个假非洲，你这地方的条件还不如非洲呢”。我不清楚非洲的环境，但听完他的话不禁在想，倘若没有中国的援助，这里会发生什么？

中国对东帝汶有特殊的意义。

2002年5月20日，东帝汶刚宣布独立，两个小时后中国就第一个同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独立一天不到，外交部部长就访问了东帝汶。

但据说十多年前，这家东帝汶国立医院的手术室，不允许中国援助医生进行。能堂堂正正做手术的，除了本国医生，只有美国、澳洲和古巴的医生。

直到一位中国的妇产科医生改变了这一切。

值班期间，她遇到一位情况危急的产妇。可是本国医生和白人医生都联系不上，她当机立断，将产妇扶上病床，推着病床推车，冲进走廊，直抵手术室门前。值班的护士不让进，援助医生厉声呵斥，说再不做手术这个人就要死了。

最后，她强行闯进手术室，将濒死的产妇和婴儿硬生生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自那以后，医院再也没有中国援助医生不许进手术室的规定。

我是从一位当地的麻醉医生嘴里听闻这件事的。提起这位前辈，麻醉医生连讲带比划，最后竖起大拇指，说她医术精湛，对工作认真勤奋，是自己非常佩服的中国医生。

回到宿舍，我在网上寻找这位前辈的资料，点点滴滴都不放过。她多次重返东帝汶，累计超过十年，据说拯救过无数生命，光是接生婴儿就超过两万。

我把这位前辈当成榜样，然而我刚刚工作，就差点出人命。

有一天我值夜班，来了一位37岁的孕妇临产，胎儿横位。患者没有术前资料，仅有血常规报告提示重度贫血。

剖宫产迫在眉睫。

我给出输血再手术的建议，也常规进行感染预防性给药。进腹后，切口有一处血管如蚯蚓盘踞。我决定先行浅表血管结扎。结果缝针一下去，瞬间蔓延成一片血肿。

必须尽快取出胎儿。

可是子宫切口下方不是胎儿，而是胎盘，我不得不从胎盘上方开一个洞取出胎儿。打开洞后，我小心翼翼取出胎儿的腿，接着是屁股，躯体和双臂，最后是头部。

这是极为漫长的几十秒，听到婴儿的啼哭，我松了口气。可是刚一取出胎盘，周围就血流如注。

我让麻醉医生给了宫缩药物，迅速清理宫腔，试图尽快缝合切口。

缝合浆膜的时候，缝到末尾，针眼开始不停渗血。常规加固缝合止血没有起效，而渗血位置涉及重要的血管，缝针不能肆意游走。能加固的位置处理完针眼，依然在持续渗血。

我观察了一下，出血位置紧靠膀胱，表面似乎有血肿的倾向。我连说带比划，让助手赶紧给妇产科主任打电话，却没有回音。我只能孤军作战了。

倘若在国内，我可以使用宫腔球囊压迫进行止血，简单地说，就是将一个球囊插入产妇的子宫腔内，然后填充无菌生理盐水形成压力，达到止血的功效。可是这里没有球囊。

如果有值得信任的助手，我也能直接缝合，只要助手精准配合，我们就能避开一处处引发血崩的陷阱。可是眼下我唯一的东帝汶助手，和旁人聊着我听不懂的话。他们既不懂缝合，也无法与我有效沟通，硬上只有死路一条。

药物紧缺还能找别的方法补救，但是熟练专业的医护团队没有任何替代方式。

我只能听天由命，拿纱布按压出血部位，直到出血停止。就在我以为缝合完成，出血止住时，产道里竟然清出大量血凝块。

看着那些喷涌出的血凝块，我瞬间崩溃，连忙让麻醉医生继续加用止血和促宫缩药物，好在清理完血凝块没有看到成股流出的鲜血，至少说明目前没有活动性出血。

没有国内的长纱条，我用大小纱块凑数压迫。只要能压迫不出血，一切都还有转机。麻醉师反复跟我确认填塞物的数量。整个过程中，病人的生命体征始终稳定，心率没有增快，血压在正常范围内波动。

直到填塞的纱块也没有看到血液浸出，这场与死神的竞赛才算告一段落。

喜悦维持的时间并不久，来这里不到两个月，我感到了挫败，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力量太有限了。

在东帝汶，营养不良、严重贫血、没有产检而生出的畸形婴孩，再寻常不过。而因重症感染去世，或抢救不及时，加速病情恶化甚至死亡的，几乎每周都在发生。

而国内发生同等级的医疗事件，医生也许要官司缠身，终生背负骂名。

本地医生几乎做不了什么事，唯有祷告很熟练。

医院在太平间旁边设有一间教堂，每天中午十二点，在医院每处角落的喇叭里，都能响起集体祷告的声音。

孕妇难产时，医护们祷告；患者大出血时，医护们祷告；感到无力拯救患者，病床上奄奄一息的人即将等待死亡时，医护们想到的，还是祷告。

不管白天、深夜亦或凌晨，只要院内响起齐声唱咏的祷告，同时听见车轮的吱吱声，我就知道，走廊里有一辆载着红色裹尸袋的推车正在经过，又一个生命追随他们信奉的圣母去了。

以前，有些援外人员撑不过几个月就回国了。我害怕，自己也会是逃兵中的一员。

但我不想离开，这个荒凉的岛国有时会让我想起家乡。

有一回在手术台上，产妇的羊水和血液浸透手术服，弄脏我里面的衣服。我随手扔掉，本以为肯定能在这里买到，逛了全国唯一一家商场，没想到竟然找不到一件合适的衣服。

就在那个瞬间，我想起了自己的家。

我在川西平原的农村长大，小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好，没有几件合适的衣服。我爸在建筑工地打工，每个月家里收入只有几百块钱，就连学费都发愁。

有一回家里的猪生病，被我爸卖掉，竟然意外给了我一笔零花钱。还在读小学的我，拿着这笔零花钱，奢侈一把，买了一本漫画杂志。

当年漫画杂志流行交笔友，小朋友互寄信件。我写了一封信，寄给杂志社，没想到真的有人回复了。

那是一位读初中的哥哥，此后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笔友。直到我高考那年春天，寄来的信封里，竟夹着几百块钱，展开信得知，这是他无偿赞助我的高考报名费。那笔钱相当于我好几个月的生活费。

那时他还在读大学，没有正式工作，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见过面。

十多年过去，哥哥的名字，那笔钱的数额，以及那封信寄到日期，都清清楚楚地烙印在我脑袋里。

成为一名医生后，我参加过很多慈善义诊项目。有一回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义诊，一个孩子的脸被牦牛顶了，伤口愈合，整张脸惨不忍睹。孩子的老师恳请我帮帮他，可我是妇产科医生，不懂得怎样做整容。

我将孩子的病情发到医生群里。消息一转再转，一位重庆的整形医生打来电话，说自己的整形医院正在做免费慈善整容项目。

听说是私立整容医院，我有点警惕，担心上当受骗。于是和孩子唯一会讲汉语的哥哥乘坐绿皮火车到重庆，确定对方不是骗子，才把孩子交给整形医生。

等我再回到阿坝州那座小山村，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涌到狭窄的街上，排着队为我献哈达。

我心里美滋滋。那种因帮助他人获得的成就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替代。

我非常想帮助这里的女性，她们实在太苦了。

由于信奉天主教，堕胎在东帝汶是一种罪孽，所以每个女人一生平均要生育五到六个孩子，全国如今45％人口是儿童 。

如果不想再生，理论上可以选择避孕或结扎，但是整个国家缺乏有效的避孕药物或节育器，而结扎只能通过带来极大创伤的开腹操作完成。就是这样一台手术，还要排队好几个月甚至更久。

超市里虽然卖避孕套，但那多半是给外国人准备的，有些东帝汶人一辈子也没用过。

来到妇产科门诊室的，九成以上是孕妇，而且这里的葡萄胎特别多。

这是一种异常妊娠疾病，因妊娠后胎盘绒毛滋养细胞异常增生、水肿，形成水泡，水泡连成串，形如葡萄，俗称“葡萄胎”。患上葡萄胎，不光怀不出孩子，还必须尽快清宫，耽误了，甚至可能导致孕妇死亡。

在国内，我一年也见不到几例葡萄胎，见到的，也是刚怀孕没多久，通过产检查出来。在这里第一天门诊，我就见到三例葡萄胎，已经怀胎四、五个月了。

有一种说法是，葡萄胎源自遗传基因。但诱发葡萄胎的因素还有一种，就是营养不良。

这也能从外观判断出来，不管是孕妇还是肚子里的胎儿，都瘦瘦小小，甚至有的都无法通过肉眼判断怀孕。

这些准妈妈，多数都有家人陪伴，但是陪伴解决不了医学上的难题。我只能通过模糊的问诊，和基础血常规判断她们的疾病。有时我甚至不敢直视孕妇和家属，他们忧愁的眼神好像在一把一把攥紧我的心脏。

每天查房的时候，我看着情况危急，却排不上手术的孕妇，心里满不是滋味，只能干着急。

我不光是一个妇产科医生，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大儿子已经四年级，小儿子今年刚上学。怀孕是女性的鬼门关，我想尽自己所能，让每一位孕妇都能平平安安，顺利生完孩子，尽快恢复出院。

即使轮到我休息，每个工作日早晨八点，我都会到科室里看看，有没有需要做手术的患者。就算连续值了十五小时的夜班，如果有患者需要紧急处理，我也会尽量安排手术。

待在宿舍里的时间，我几乎全部用来学习当地的德顿语。先在网上查资料，再找科室里的医护，和当地懂德顿语的华人交流，哪里说得不对、怎样的说法更准确。

由于这里没有产检，我没法直接问产妇哪里有问题，只能问她们：

“你有没有感觉孩子在动？跟以前动得有什么不一样？”

“你的肚子痛不痛？哪里在痛？”

仅仅一个月，我就值了八个夜班，在整个科室里排名第一，最多的时候一天做了七台手术。这些由我主刀的孕妇，最终都平安出院了。

筋疲力尽的同时，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同事们的认可。

东帝汶的医生渐渐与我熟络起来，终于有一天，某位医生与我吐露心声：“没有人告诉我们怎么当医生，怎么做手术，我们都是自学的。”

我才知道，在印尼占领东帝汶的二十多年期间，印尼统治者不允许这里的孩子读书、受教育，直接导致整整一代东帝汶人沦为“文盲”。直到现在，东帝汶的成人识字率还不到70%，大概相当于国内八十年代。

当年的医学生们，自然也在这个范围里。国立医院的医生们，以前多是地方卫生所、保健中心的村医，在战乱年代根本谈不上什么学习进修。

好一些的，建国后交换到古巴进行医学理论教育，之后回国在基层保健机构上班，在这些地方，他们的动手能力从来没有被重视过。

可是这些年一直有援助医生过来，怎么会连最基础的缝合伤口都不会呢？

我不禁想起那位妇产科的前辈，于是向这位医生问起她的过往。没想到医生苦笑：“那位医生几乎不与我们沟通，她不讲英语和我们的德顿语。”

换一位医生打听，得到相似的回答：“她从不和我们说英语或德顿语。”

我感到错愕，同时又有些尴尬，忍不住想要为那位前辈辩解。但是仔细想想，也没有什么可辩解的。

每个人的天赋不同，有的人就是对语言不敏感。她在这里待了十年，即使没有人帮助，也拯救过无数生命，一点点缺憾并不影响我对她的敬意。

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想更好地帮助这里的女性，就必须培养出合格的帮手。

一件小事，让我对此有了希望。

有一天，科室里的棉签没了。我问一个年轻住院医生还有没有新的，他找半天没有，竟然拆了一支标本取样管里的棉签给我。标本取样管在国内的成本可能都是好几块一个，而一包棉签才几毛钱。

我有点惊讶，说这个太浪费了。年轻的住院医生说，为了病人这算什么。

我觉得一个合格的医生，最核心的品质就是一颗愿意帮助他人的心。医学知识不懂可以学，手术操作不会可以练，可是如果没有想要帮助他人的意愿，很难说能成为一个好医生。

我决定给每位与我搭台，愿意学的医生尽可能多的练习机会。

就在我暗自庆幸，身边就快拥有得力的助手时，我迎来抵达东帝汶后最大的挑战。

上周五凌晨，妇产科入住了一位病情危急的胖妈妈。

孕妇体重超过两百斤，怀孕42周，还是瘢痕子宫——这是做过剖腹产手术的女性都会有的问题，剖得越多，手术风险越大，而这已经是她的第六胎。此刻她还没宫缩，瘢痕处却有明显的压痛，毫无疑问子宫破裂、大出血等危重症的风险，要比正常产妇高得多。

最重要的是，她有慢性高血压。此时血压和尿蛋白检测结果，足以证明她已经发展为重度子痫前期。这是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最严重的阶段。

她说自己眼花，轻微头晕。庞大的身躯，极度高耸鹏隆的腹部，象腿般肿胀的双腿，如果继续等待，她随时可能器官衰竭，胎儿也可能窒息死亡。

我立刻安排手术。胖妈妈艰难地躺上病床，肚皮边缘几乎掉出床沿。

她的状况，基本等同于和死神赛跑，手术每慢一步，她和孩子距离死亡就更近一点。

可是手术一上来就遇到了麻烦。腰部穿刺麻醉，必须找到腰椎间隙最合适的位置，只有几毫米的操作空间，但孕妇过度肥胖，同时伴随腰骶部水肿，进针极为困难。一连换了五位麻醉医生，包括东帝汶、中国和古巴医生，都穿刺失败了。

我们再也等不起，不得不冒着巨大风险，给她做全麻剖腹产手术。

在这里进行全麻剖腹产有两个风险，第一是全麻药物会随着血液循环进入孩子体内，必须尽全力加速将孩子取出，否则会对新生儿呼吸造成巨大影响；第二是全麻药物有限，如果不能一小时内完成手术，后果不堪设想。

全麻药物注射后，会引起呼吸阻断。孕妇血氧饱和度剧烈下降，甚至不足60%，正常人的血氧饱和度在95%以上，低于90%，身体就会出现缺氧、呼吸困难甚至窒息等问题。

现在这位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的胖妈妈，正在经历濒死体验。

我望了望我的几个助手。

有一个医生叫曼纽尔，个子很瘦，性格腼腆，每次向我汇报病人的情况，或者当我纠正他的动作，他都会露出浅浅的微笑，然后低头继续按照我的示意完成操作。

他来这所医院只有半年多，过去十年一直在古巴的保健卫生机构学习和工作。在我接触过的东帝汶住院医生里，他的操作技能算是优秀的，甚至稍作指导，就能独立完成普通的剖宫产。

还有法蒂玛，个子不足一米六，脖子上总挂着十字架，脸小小的，尖尖的，眼角有明显的鱼尾纹。

他才从古巴学习回来，会讲西班牙语，但英语不太好。当我告诉他，如何正确测量子宫大小，如何扩张宫颈，以及怎样通过超声即时影像判断清宫器械位置时，他的眼睛里充满好奇，说又学到新技能了。

可是，现在这个胖妈妈和以前那些手术的难度完全不一样。

麻醉医生动手插管的时候，过度肥胖也导致了气道暴露困难，插管异常艰辛。必须尽快建立人工机械通气，完成插管，支撑她的血氧。每晚一分钟，都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整个过程中我心惊肉跳，这些步骤不完成，剖腹产手术无法真正开始。

可是麻醉能否成功，我一个妇产科医生也无能为力。此时此刻，不信教的我竟然也开始暗自祈祷起来，老天爷也好圣母玛利亚也好，不管是谁，赶快让手术开始吧。

终于，在麻醉医生插管后，孕妇血氧饱和度开始渐渐回升，直到回归正常数值，他们示意我可以开始手术。

开刀剖腹自不必说，真正的难题在于取出孩子。

通常的操作，是将胎儿的头托进我的掌心，助手协助按压宫底，利用杠杆原理进行配合，顺利娩出胎儿的头部。可是这位孕妇太胖，腹壁脂肪过厚，胎头高浮，胎儿整个蜷缩在巨大的宫腔内随意晃动，很难找到受力支撑点，无法通过按压宫底顺利取出孩子。

手术室里，除了两名经常跟我上手术台的助手外，还有一个从中国留学回来的医学生，叫博科，最近刚刚轮转进妇产科。小伙子又高又帅，据说他爸爸也是一名妇产科的医生。

博科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读过八年，简单中文沟通没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的医学理念完全源自中国，每当我对患者的病情做出一个评估，或者提出一个观点时，他都能很快理解，几乎与我的想法一致。

我指挥博科，还有两名年轻的助手，大家一起上阵，前面推着肚子，后面上产钳，左右两边固定住子宫，这个姿势很难长久维持，四个人只要出一点点差错，稍一走神，手一打滑，很可能伤到产妇和孩子。

在我再三叮嘱下，大家都集中注意力，即使手腕酸痛难忍，也坚持下来。

我相信他们这段时间的学习。

医生们的基础太差，我只能从最简单的步骤教他们。让他们锻炼的手术大多数都维持在一小时内，我用四十分钟，他们练二十分钟。

其中一个医生，一天内跟着我上了五台手术，缝合皮肤弄断三根针。我告诉他，针会断，因为没找到垂直进针点，手腕用力过猛，没有顺应针的弧度调整方向。我示范一遍，接着手把手教他怎样进针，怎样出针。

后来，我又在网上找到详细的英文教学视频，教他们如何拉线，如何打结。

随着教学，我已经融入这个群体，会英语的医护主动教我德顿语，闲暇时，我和他们聊起自己的家乡，还给他们看儿子的照片。

他们也会和我开玩笑，有位老护士每次见到我，都用德顿语和我打招呼，说一两句简单的问候，试探我的反应。如果我回应错了，她就马上纠正我，然后露出满意的表情说，嗯好，说对了。

有一回在手术室，麻醉医生突然和我说，“陈医生，我喜欢你的短头发，这样一眼就知道你是谁”。

在所有人的配合下，胎儿终于成功取出。

十斤重的婴儿被送往重症监护，我来不及出一口气，立即开始缝合伤口。由于腹部脂肪太厚，总是耷拉下来挡住我的视野，我让博科帮忙，使劲向上掰住肚皮，暴露出需要缝合的皮肤。

伤口缝合一共七层，前四层难，后三层相对简单，我缝完四层，将工具交给两位助手，自己和博科一起帮他们扶住肚皮，暴露出皮肤。

最难的挑战已经完成，两名助手在手术台上真刀真枪练过多次，我在旁盯着，不会出大问题。

看着患者的伤口一点点缝合完毕，我的胸口升起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感。

单凭我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是手术室里所有医生共同努力的成果，少了谁都不行，如果没有这些得力的助手，很难说会出现什么样的灾难。

随后的一周，我有空就去探望这位胖妈妈，后来孩子脱离危险，送出重症监护，看见母子团圆，我拍下一张照片。

这两天，东帝汶瞬间从炎热的旱季转为雨季，每天都毫无征兆地下一场暴雨，有时持续半小时，有时大半天，雨过天晴，走出宿舍一看，街道已沦为泥沼。

雨季降临，就意味着蚊虫滋生，登革热、疟疾、乙脑等传染性疾病频发，我们即将面对更大的挑战。我打算做一个科室常见疾病的诊疗流程，也许是幻灯片，也许是一部教学视频。

有一天暴雨如注，我正打算收拾衣服，突然收到法蒂玛的信息：

“以后做剖宫产手术，我想让陈医生指导我，让我来做……”

我回复他：“没问题，想进步总有方法。”

虽然目前只有短短一个多月，还不足以产生什么质变，但我能看出这些医生想要努力改变的决心。

东帝汶是这样一个国家，医疗环境极其严峻，这里有一半的人缺乏安全的饮用水，近半数的儿童营养不良，每十万名孕产妇就有将近198例死亡，这个数字可能还不包括居住在偏远山区，或者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及时就医的产妇们。

即使回到七十年代，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也要比这个数字低得多。

接下来的两年，等待我的每一台手术都是急诊，每一个患者都是难题，但我相信，我可以帮助她们，哪怕微弱、缓慢、渺小。

陈朵拉告诉我，出国前，她认为“每一个孕妇都能平安，顺利地生下孩子”是理所当然。医院就该有充足的前期检测设备、足够的手术与应急药物、医生就该有懂得配合的助手。

出国后她发现，曾经视为理所应当的一切，对于这里的人们来说，可望不可及。同在一片蓝天下，在这个太平洋的角落里，生孩子可能死——甚至被视为一种常态。

陈朵拉突然明白，没有什么是理所应当的。

建国初期，我国每十万名孕产妇中就有1500人死亡，其实大多数是由于传统分娩手段的不卫生、操作不当导致。现在这个数字不到原来的百分之一。

平安顺利地生孩子不是理所应当的，而是要归功于医疗体系的进步，无数医生毕生的努力。

我问陈朵拉，写完这篇故事，最大的感想是什么。

她说，虽然故事里的情节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但她更希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平静下来，试着去接受这一切，然后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这里的人。

编辑：迪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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