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全文】操纵“美丽”：中国秀场直播平台中的美颜工具及其关系性使用

本文系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王怡霖及其他两位人大新闻学院的作者共同完成的论文，王怡霖本人为完成博士论文研究，投身直播秀场，签约三年成为女主播，被媒体采访后而逐渐走入公众视野。

摘 要：在中国秀场直播行业中,作为劳动工具的美颜技术被女主播广泛使用。既有对于美颜技术的研究大多继承了技术女性主义的分析路径,在“压迫”与“赋权”的二分法中讨论女性受到的影响。相较之下,少有研究将这一技术放置在具体的职业关系语境中进行更为整体性的考察。本研究基于在成都A公会为期6个月的田野调查,试图在平台多边市场的三组关系中探索美颜技术扮演的居间角色。研究发现,在平台与主播的关系中,美颜技术作为一种零成本的劳动工具,降低了女主播的从业门槛;在公会与主播的关系中,美颜技术让扁平化的大规模劳动力生产成为可能;在观众与主播的关系中,美颜工具则成为调节“有边界的本真”的策略性工具。通过超越“压迫”与“赋权”的二分法,本研究将美颜技术放置在平台异质化行动者的动态关系中,这种视角有助于丰富既有研究对于技术女性主义的讨论。

一、引言

“美丽等于成功”概括了网红产业的运作逻辑,而身处其中的大量女性从业者,也就是“女网红”则是这一信条的亲身实践者[1]。在直播行业中,呈现和维护美丽形象同样是包括女主播在内的网红从业者的基本技能和工作内容。大多数直播平台专门设置了“颜值”板块,以凸显美貌的商业价值。以斗鱼直播平台为例,研究者发现:游戏频道首页展示的是直播视频的实时缓存截图;但在“颜值”板块,却是预先上传的、经过滤镜“美化”的女主播个人照片[2]。由此可见,直播平台并不遮掩对女性主播外貌的强调,而经过“美颜滤镜”修饰的主播形象已经成为其重要的商业吸引力来源。

在秀场直播行业中,美颜滤镜作为一种劳动工具已经被广泛使用。在行业发展的早期,“长得好看”是公会筛选主播的重要条件[3]。因此,为达到行业的美丽标准,一些主播会选择整容[4](PP807-825)。不过,随着产业的扩张与美颜滤镜技术的发展,这项标准正变得不再重要。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2-2023)》,有超过9500万个直播账号活跃在以抖音、快手、陌陌等为代表的直播平台上。它们创造了超过1900亿元的市场营收,直播产业进入全民直播时代[5]。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下,大量外貌普通的女孩也被吸纳进主播队伍。美颜工具的广泛应用使她们拥有了从业基础[4](PP807-825)。

相较于美颜滤镜在秀场直播行业中的广泛使用,以及随之而来的众多社会争议,目前聚焦于这一技术的学术讨论仍然较为稀缺,美颜技术带来的矛盾体验与理论潜力也尚未得到充分揭示。已有研究大多在日常交往的语境下探讨美颜技术使用的心理动机和效果[6](PP152-160),性别问题在其中仅仅是一面若隐若现的背景板。考虑到“美貌”是女性经验的重要组成,也是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议题[7](PP30-31),少数研究者在技术女性主义的视角下呈现了美颜技术开发的性别化倾向。例如,有研究者发现,男性在美颜技术的核心研发过程中占据主导,他们认为“美颜赋权女性”,却忽视了在性别不平等的现状下这项技术对于女性身体施加的规训,及其对审美标准化的推动作用[8](PP596-608)。不过,这些研究往往会关注美颜技术对于女性的“赋权”和“压迫”,并在考察中将女性处理为均质的整体,性别与技术的交叉如何在具体的职业情境中塑造了女性的美颜经验尚未被展开分析。

为了弥补既有研究存在的缺憾,本研究以秀场主播行业中美颜的意义生成为考察对象,通过引入对平台经济中多边市场(multisided market)的分析,希望推动对美颜技术使用的“关系性”理解。具体而言,本研究基于对直播平台M为期6个月的民族志观察,第一作者以全职主播的身份进入田野,在入职培训、PK等真实的劳动场景中结识主播、公会人员以及观众。基于以上经验材料,本研究旨在探索美颜滤镜技术在中国秀场直播行业的异质化行动者之间扮演了怎样的居间角色。

二、理解美颜工具:从美颜到美貌

作为一种数字化的外形改造技术,美颜工具能够帮助用户简便而无痛地塑造出完美的形象,因此正在成为平台中介化交往活动的“必需品”。致力于“美丽产业的数字化”的上市科技公司“美图”宣布,截至2022年,旗下产品的月活跃用户超过2.42亿人,其中美颜修图类软件贡献了最多用户数量[9]。除此之外,远程办公兴起后,各类视频会议平台响应用户呼声,加紧上线美颜选项[10]。就连支付宝推出的美颜刷脸功能,都带来了刷脸支付用户量的明显增长[11](PP582-585)。

美颜工具为社交平台中的形象管理提供了便利,嵌入并塑造了社交的习惯和仪式。在此背景下,对于美颜工具的使用动机及效果的学术讨论已初具规模。在广泛流行的“颜值文化”影响下,社交平台用户希望通过展示经过美化的理想外形获得社会承认,增进其社交资本[12](PP32-39)。除此之外,随处可见、触手可及的美颜塑造了人们对于外貌的感知和评价方式。有研究指出,照片编辑行为能提升使用者的自信,缓解社交媒体给身体意象带来的负面效果[13](PP231-238)。而更多研究则提示了美颜对于身体满意度的消极影响,其引发的理想与现实、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比较心理是重要的变量[14](PP39-43)[15](PP86-92)[16](PP175-182)。如此,美颜影响的社会塑造过程被简化为个人的心理效应,以至于被问题化为某种“成瘾”症状[6](PP152-160)。

作为对心理学视角的补充,有少量研究关注到了美颜的技术逻辑和社会情境。美颜可以被理解为兼具技术和社会文化属性的“过滤器”[17](PP25-30)。在技术层面,算法的数理逻辑渗透进美丽标准中,以至于“被美颜算法处理过的人脸开始凝视真实的人脸”,进而激发出身体改造的欲望[18](PP99-102)。在社会文化层面,各种美颜工具的流行标记了交换逻辑对身体感知的支配,制造出竞争性的、自我主宰的主体精神,这体现出新自由主义文化与技术使用的相互塑造[19](PP59-77)。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颜是一种高度性别化的技术实践[20](PP1330-1342)。而已有研究多将“美颜使用者多为女性”处理成背景信息,或是在结论中将女性用户列为美颜症状的“易感人群”。相较之下,只有少数研究从技术女性主义的角度批判了美颜技术背后的平台商业意识形态与“伪女性主义”话语的合谋。技术女性主义揭露了技术所生产和维系的男性特权,提示研究者打破技术的“男性中心主义”,在性别权力关系中考察围绕技术展开的知识生产、劳动分工和使用实践[21](PP7-20)[22](PP79-95)。在这一视角下,有研究指出,美颜软件的开发者认为它发挥了赋权女性的作用。不过,这种想象并没有反映出女性面临的美颜压迫,反而维系并强化了女性在性别秩序中的弱势地位[8](PP596-608)[11](PP582-585)。不过,上述基于技术女性主义视角的美颜研究仍然大致秉持着“赋权—压迫”的二分理解方式,而缺乏对于美颜工具使用更为情境化的审视。

如果回溯女性主义研究中对于美貌的讨论,便会发现研究者已经尝试从“交叉性”视角去思考美貌所建构的社会区隔,这一思路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反思既有美颜工具研究存在的缺憾。具体而言,在美貌相关的研究中,相关的性别、阶层、种族、年龄等社会属性都被纳入等级—交换系统中。也就是说,美貌作为价值的来源,对一些人而言是先天的资源禀赋,对另一些人则是值得付出努力得到的资本[23](PP120-121)。这种理解方式更为鼓励“自内而外的”观察方式,情境化地呈现出“变美”对于女性生活的意义。这也意味着,对于美丽这一女性经验的批判和解释需要建立在“对繁杂的社会—政治意义的拆解和审美体验的丰富深描上”[24](PP273-282)。因此,对于美颜技术的研究应该更多强调女性的主体性体验,将问题从“对于女性而言美丽是好是坏”转移到更为具体的“美丽是如何被定义、施行、辩护、次要化、标记以及操纵的,这些策略又是如何与性别和价值交叉的”[25](PP131-142)。

具体到本研究,我们将美颜工具置于中国秀场直播的劳动背景下进行考察,尤其关注女性主播职业关系中美颜所扮演的居间角色。这也意味着,在既有技术女性主义视角之外,我们还需要从直播劳动的研究中获取更多理论资源。美颜滤镜作为直播平台的基础功能,成为平台支撑的工作环境和劳动系统中重要的技术组成。因此,平台化(platformization)研究可能会成为本研究新的突破点。

三、美颜技术的平台化

既有对于美颜工具的研究往往在采纳技术女性主义视角时秉持着“赋权—压迫”的二分法,缺少对于具体情境和关系的探索。换言之,在互动的情境中,调试美丽的过程和关系性体验尚待进一步呈现和解释。我们认为,平台化这一视角的引入有助于弥补这一缺憾。尼克·斯尔尼切克(Nick Srnicek)认为,平台的本质在于作为连接客户、广告商、生产商等不同用户群体的中介,通过为用户群体提供一系列工具和服务,发展自己的业务和市场[26]。平台化则强调了平台与文化生产者之间的互动过程[27]。中国新近崛起的短视频直播平台正体现了文化生产的快速平台化这一趋势[28]。

既有研究已经关注到平台化关系网络对于文化生产以及更广义的劳动过程和体验的影响。这首先基于对平台的中介性也就是连接和调节作用的考察[29](PP8-24,P126)。大卫·尼尔伯格(David Nieborg)和托马斯·波尔(Thomas Poell)指出,在多边市场结构、治理形式和技术基础设施的相互勾连下,文化生产以不稳定的状态依附于平台的经济和技术架构[30](PP4275-4292)。平台劳动涉及多元行动者的多重人—物关系的并置、交互和冲突也成为新近研究的焦点[31](PP1217-1243)。平台劳动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可能牵扯平台公司、劳动者、消费者、管理机构和公众等“人”的关键方面,也包括算法、界面、交通工具等“物”的要素[32](PP600-620)[33](PP39-58,PP126-127)。一方面,数字技术作为劳动工具介入劳动秩序和用工模式,塑造了不平等且不稳定的劳动形态[34](PP3758-3784)[35](PP113-135,P244);另一方面,劳动者对于各种技术工具的挪用体现出他们的主体性和身份认知[36](PP20-38,P126)。值得指出的是,技术对劳动的影响并非颠覆性的[37],而是需要被放置于具体的经济社会情境和多层次的技术—社会关系中考察[38](PP308-323)。

针对本研究的关注对象而言,中国秀场直播作为平台化关系劳动涉及主播、观众、平台和公会的多边关系[39](PP6-28)。其实,也有研究者关注到界面(例如亲密度设置、礼物打赏功能、PK界面设计)能动地推动了亲密关系的商品化和性别化,在主播与平台、公会和观众的关系中扮演了居间角色[40](PP137-151)。然而,在秀场直播行业的相关研究中,对于美颜工具的探索仍旧停留在碎片式的“提及”。例如,有研究指出,美颜工具能够帮助女主播弥补缺陷[41](P139),其广泛使用反映了在新自由主义的建构性话语中主播对美的技术依赖与风险管理[1]。相较之下,本研究将秀场直播平台的美颜工具放置在考察的中心位置,将其视为平台化交往环境中的技术设定和劳动工具,最终投入到异质化行动者的多维关系中进行拆解,亦即考察在直播产业中“美丽”的意义被定义和操纵的过程。

具体到操作层面,本研究将以主播为中心,对以下三组关系进行重点考察(见图1)。其一是主播与平台的关系。当主播打开手机开始工作时,便会面对平台为她准备的一系列数字工具,其中的界面配置包括屏幕贴纸、连麦PK、礼物心愿,也包括本文聚焦的美颜工具。其二是主播与公会的关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此“公会”并非彼“工会”,更不是任何劳动权利保障的联盟。在实际操作中,它可能以不同的称谓出现,可以是文化传播公司,也可以是网红孵化基地,等等。面对主播一端,公会宣称会扮演经纪公司的角色,提供职业培训、帮主播拍摄短视频。其中,美颜工具的使用技巧往往是公会培训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其三是主播与观众的关系。主播的工作便是等待着一个个“游客”的光临。主播与观众的相遇是由直播平台APP的界面完成的,同时,因为美颜工具的存在,双方的相遇也注定以一种“有边界的本真”(bounded authenticity)为前提[42](PP389-420)。换言之,美颜工具既是相遇的中介,也是相遇的障碍。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将美颜工具置于主播与观众、平台、公会所形成的三种关系中,在平台化的语境下讨论美颜工具扮演的多维居间角色。

图1中国秀场直播行业基于美颜工具建立的三组关系

四、研究方法

本文的调查资料主要来自第一作者于2019年3-8月对中国秀场女主播的田野调查。正如前文所述,在秀场主播的直播工作中,直播平台、公会、(男性)观众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第一作者首先在某招聘网站上发布秀场主播职位的求职广告,并最终与位于成都的某全国十佳公会(文中简称A公会)签约。在A公会的推荐下,作者从2019年3月起在秀场直播平台M作为主播进行全职直播。其中,2019年3月至5月初,第一作者在公会参加新主播培训以及面向新主播的公会内部比赛,为了尽快与公会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签约主播建立联系,第一作者利用公会提供的公司直播间进行线下直播,并在这一时期结识了主播小丽(19岁)与小可(23岁)。

2019年5月中旬至8月,为了有更灵活的时间可以与平台上的主播和观众建立联系,第一作者回到成都家中进行直播。利用平台算法进行随机配对PK的方式,第一作者与位于东北的小琪(24岁)、北京的小倩(25岁)建立了联系,并随后前往这两位主播的家乡对她们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每次访谈持续3小时左右。在访谈结束后,作者分别跟她们在一起生活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其中,主播小倩邀请作者住进她的出租房,同意接受作者对她在平台之外的私人生活进行参与式观察。

除此之外,为了增加研究对象的异质性,本文还使用了“滚雪球”抽样。作者经由M平台上的男性观众介绍,将主播小妮(30岁)、小婷(28岁)纳入本研究。她们两位均是单身妈妈主播。相对其他刚进入直播行业的主播来说,这两名主播直播经验非常丰富,她们从事秀场直播均达2年以上。她们两位都有较重的经济负担,生活面临很大的困难。其中小妮更为特殊,她因为欠债被银行列为失信人员。因此对她来说,选择成为秀场主播更多是由于生活选择受限。

在共计6个月作为女主播的直播体验中,第一作者需要完成公会下达的直播任务,即平均每天直播5-7小时,每月的有效直播不低于25天。截至2019年8月15日,第一作者在平台M总共完成109场直播,进行了496场PK比赛。共计25613人收看了直播,其中710人完成了直播打赏(赠送虚拟礼物)。在此期间,作者对自己从求职成为主播、与公会签约、培训、在平台M直播的经历和观察做了大量记录。作者还对涉及的重要研究对象(主播、公会人员、观众)进行了14次无结构式访谈,其中5次访谈进行了录音,其他未同意录音的访谈采用笔记记录。此外,由于作者本身就是秀场直播当中的一员,因此部分主播、公会人员和观众同意将日常交往的信息也作为本研究的研究数据。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会将美颜技术放置于秀场直播平台的经济关系中进行考察,尤其强调异质化行动者的关系如何塑造了美颜技术的多维角色。具体而言,我们会首先关注在平台与主播之间的关系中美颜工具如何辅助平台完成规模化的微名人生产;接下来,我们会关注公会与主播的关系中美颜工具如何被打造为屈从于消费的资本美学;最后,在观众与主播的关系中,我们会关注美颜工具如何辅助主播完成关系劳动中的亲密距离调控。

五、主播—平台:规模化的“微名人”生产

在既有研究中,主播的工作经常被描述为一种微名人(micro-celebrity)实践[40](PP137-151)。按照特丽萨·森福特(Theresa Senft)的定义,微名人所进行的是“一种新型线上表演”,她们“通过摄像头、视频、音频、博客或社交网站来放大自己在……观看者和线上连接者之间的名望”[43](PP346-354)。与成为真正的名人不同,微名人并没有庞大的粉丝基础,也不会产生巨大的公共影响力。爱丽丝·马维克(Alice Marwick)认为,微名人展示的是一种“类似名人的自我呈现方式”与成为名人的愿景[44](P144),抑或社交媒体中特定品牌塑造行为的集合。人们通过这些行为策略性地塑造网络形象、接触粉丝、披露个人信息,以增加关注度,从而提高自己的地位。

虽然如今有越来越多真正的“明星”开始涉足直播行业,不过,支撑起秀场直播行业主要劳动力的群体仍然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对于直播平台而言,如果想要实现去精英化的规模化生产,仍旧需要依靠后者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输出。这也就意味着一种潜在的矛盾:普通人的微名人梦想与她们外形条件的普通之间如何进行调节?此时,平台免费提供的美颜滤镜作为一种劳动工具,便起到了弥合这一组矛盾的作用。小琪在被建议做直播时的第一反应是“自己长得太普通了”,但经过美颜滤镜的调试,立刻“觉得自己和小红书里那些网红没什么区别”。

小琪生活在东北某个靠近边境的小城市。她对直播这份工作的期待是可以迅速找到那些愿意赠送给她高价值礼物的重要粉丝,也就是直播界所说的“大哥”[45](PP621-632)。小琪之所以对达成这一目标充满信心,是因为她发现“很多主播其实长得也没有很好看,就是普通人”,不过“她们开了美颜就变得都很漂亮了”,以至于“直播平台里就没有丑女人”。秀场直播无疑利用了女性的“美丽”资本,并通过直播技术让其在平台上与其他资本进行快速转化。不过,为了实现规模化的劳动力生产,直播平台允许女主播对自己的“美丽”进行加工或修改,并且这种行为几乎是零成本的:一方面,主播并不会因此投入任何经济成本;另一方面,她们也不会像进行整容手术一样,承受不可避免的疼痛与随时可能降临的风险。

几乎所有秀场直播平台都内置了不同类型的美颜滤镜技术。与传统社交平台不同,直播平台并非简单提供更改静态照片清晰度和颜色的画面调整功能,而是指向一项非常复杂的针对直播图像的“在线整容”或“实时换脸”技术。主播可以在开始直播前就先对自己的在线形象进行包括美肤、瘦脸、放大眼睛、开眼角、缩小鼻头、挺高鼻梁、减小头围、拉高颅顶、丰唇在内的几十个身体部位预调整。随着不同的美颜参数调整,主播可以从一个长相极为普通的路人向最受欢迎的网红形象靠近。这些美颜参数可以一键保存,作为主播每一次直播的颜值保证。

平台提供的美颜滤镜帮助主播解决了大部分与容貌有关的问题,确保颜值并不“达标”的普通女性也能够进入直播行业进行微名人实践。因此,美颜滤镜也被形象地比喻为主播的“工作服”。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件“工作服”是由平台免费提供给主播使用的,这对那些来自社会底层并没有条件依靠其他物质或技术变美的主播来说就更加重要。

事实上,除了那些带着“明星梦”进入直播行业的年轻人外,在直播平台中还有不少希望借助直播渡过生活危机的女性。例如,离异后带着孩子生活的单亲妈妈,想要迅速获得收入的失业人士、残障人士,投资/创业失败背负着沉重债务的弱势女性,甚至还有那些渴望依靠直播使生活回到正常状态的社会边缘人群。对她们来说,做主播可能只是在其认知范围内觉得自己可以胜任的、可以迅速使其摆脱当前生活困境的一份工作。如果说美颜对于大部分平台使用者来说是提升颜值的手段,那么对这部分必须依靠直播获得收入的弱势女性来说,则是必须使用的劳动工具。特别是对于那些不善于打扮甚至没有条件打扮的女性来说,使用平台提供的美颜功能不会产生任何额外花费,操作简单,但是却可以帮助她们“改头换面”,甚至让她们与素颜的自己“判若两人”。

秀场直播的职业模式类似于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所讲的“彩票经济”(jackpot economy)[46](P10)。主播的日常直播收入极不稳定,且无法预测下一次直播可以“刮”出什么奖品。由于小琪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常住人口很少的边境小城,那里观看直播的人很少。如果没有好的运气遇到一位消费能力很强的观众,她通宵直播能够获得的收入在扣除平台和公会的抽成后,经常还不够当晚的电费和饭钱。除此之外,小琪还为做直播提前投入了置装费、设备费(苹果手机),以及用于提升维护自己美丽形象的护肤品、化妆品等。在直播半个月后,她意识到如果不采用别的办法,想要依靠直播迅速回本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播一晚上挣50(元),还不够买脸上这些化妆品的。口红、粉底液、遮瑕膏、眼影、眉笔、眼线笔、腮红……这什么不是钱?还有化妆水、卸妆水、面霜……以后我不化妆了,直播还挣不出我化妆的钱。以后就开美颜了,不化了,再也不化了!

不仅如此,一些主播发现自己的化妆技术远远不如美颜滤镜带来的变化明显。主播小倩在日常生活中很少化妆,她称自己是“手残党”。刚开始做主播时,还经常因为化出“雷人”的妆容被观众嘲笑。后来她索性放弃化妆,每天直播时就使用平台内置的“一键化妆”。她可以随着心情选择一键成为“元气学妹”还是“新中式古典美人”。相比于化妆而言,美颜滤镜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它可以以极低的成本呈现相当稳定的效果。通常在几小时情绪激昂的直播后,化妆品(特别是底妆部分)早就氧化褪色。如果没有美颜滤镜的支撑,大部分主播下播时都是灰头土脸的,早就不复开播时的神采。而这种情况仅仅通过非专业的化妆技术很难避免。不过,小倩提醒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两件事:首先,脸不要出镜头,因美颜“上妆”需要时间,即便仅仅离开一瞬间,卸妆和上妆的对比仍会被发现;其次,后面的背景不要有线条的装饰物,因为瘦脸功能会一并将这些线条“折弯”。

在直播平台的规模化劳动力生产过程中,美颜滤镜消弭了平台劳动者的外形差距,降低了平台劳动者入行的经济投入成本,也弥补了其中一些劳动者逊色的化妆技术。除此之外,它更加打造了劳动者对于自身“微名人”身份的想象。对于很多女主播而言,“佩戴”美颜滤镜是属于她们的一项“尊严”。当我们在线下与主播小妮见面时,她提出了合影的要求,并坚持用自己的手机完成拍摄,因为照片必须要经过美颜之后才能发布到社交媒体平台。按照小妮的话来讲:“我不接受把非美颜照片传上去。在这个平台上的我应该一直是美丽的。我更不会轻易地素颜直播。那是我的尊严。”

更为极端的案例来自主播小婷。由于丈夫突然失业,家里老人重病,背负着经济压力的她刚生产完没多久就开始在家里直播。她给我们发来了照片展示她的真实生活环境:杂乱的奶瓶、尿布、孩子玩具、装满药品的盒子和袋子堆满了镜头外的狭小空间。小婷刻意将美颜调整得很夸张,以掩盖自己尚未恢复的身材。她通过网购买了一些均价不超过50元的衣服。这些衣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质感很差但是很上镜。因为她发现美颜滤镜不仅能够美化人的外貌,还能美化衣服质感,模糊掉主播真实的社会阶层,缩小主播在镜头前呈现的“贫富差距”。对此,小婷有一套自己的“理论”。

抖音上那些明星主播也看不出他们住的是怎样的大房子,因为直播的时候只露出那么一小块的地方,看不出他们到底在哪儿直播。开了美颜,穿名牌衣服和便宜衣服都差不多了。但是名牌衣服可能还不上镜。我只需要花心思打扮好会暴露在镜头里的那一小块地方以及会被拍摄到的那部分的我就行了。

按照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话来讲,美颜滤镜让镜头前所呈现的一切变得“平滑”:它们被磨去了差异,成为没有否定性的优化表面[47](P23)。这种美学的流行是当今数字技术和资本的合谋,让肉体处在一种危机中。它所呈现的美只用于被消费以及获得积极的夸赞。不过,对于像小妮和小婷这样的底层主播来说,这一小块可以任由美颜滤镜加工的“暴露之处”却是她们想要守护的尊严。这些女主播当然知道,美颜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美化。不过,那个经过“技术操纵”后和真实形象差异巨大的线上形象确实能够为她们弥补外貌和环境的缺陷,守护了她们在数字世界中的尊严。因为通过极低的成本获得了这样一个“新形象”,她们才可以更加顺利地进入直播行业。更为重要的是,在日复一日单调而疲惫的工作中,因为美颜滤镜的存在,她们得以葆有对另外一种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的人生的尽情想象和期盼。

六、主播—公会:屈从于消费的资本美学

如果我们将中国直播行业放置于平台经济中进行思考,公会则是一种典型的平台辅助者(complementor)。作为平台外包的劳动组织,公会替代平台进行劳动力的管理,其中包括招募主播、培训有潜力的主播并将其输送给平台[48](PP805-819)。与其他平台经济中具有中介性质的组织相似,公会将自身签约的主播作为与平台讨价还价的资源,以确保其在与同行竞争时可以获得平台优待。例如,获得更高的分成比例,或者平台授权的流量扶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公会需要至少从两个层面满足平台的需求:为了实现规模经济的扩张,公会需要为平台不断“拉新”;为了获得快速的经济收益,公会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流水”。

在这样一个依靠美丽资本盈利的行业中,平台和公会自然会看重主播的“颜值”。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直播平台往往将颜值设置为单独的分区,用来展示高颜值主播;公会也会给高颜值主播提供更多保障[49](PP96-119)。不过实际上,很多公会对主播实行的都是无门槛招募。当本文第一作者试图通过某招聘网站应聘公会主播时,几十条求职信息均得到了公会的积极回复。这些回复中,自称是公会星探的工作人员表示只要愿意签约就能够做主播。唯一不同的是,公会会根据主播自身的条件来给主播定级别。高级别的主播可以获得更优越的分成比例,以及公会提供的流量扶持资源;而条件不佳者则只能拿到较低比例的分成,等达到一定的直播流水时,才能获得公会的流量扶持。最终,本文第一作者与位于成都的A公会签约。A公会中的星探每天都在寻找和面试新主播,其中绝大部分与之签约进入直播行业的女性其实并不具备出众的外貌。A公会的星探老白认为“只要是个人就能播,不用担心颜值不‘达标’,我们怕的就是没能招到足够数量的主播。开了美颜,没有丑人”。

A公会要求新人主播在直播时必须开美颜,且不得随意在直播中关闭美颜。所有的新主播在完成签约后都会收到数张“美颜参数调整建议表”,它们凝聚了A公会多年的经验。不同的美颜调整建议对应着不同的直播平台。以针对直播平台M的美颜指导为例:它建议磨皮最好不超过60%,可以让直播画质看起来恰到好处的真实;瘦脸可以打开40%-80%,这样可以让脸型上镜好看又看起来没有攻击性;而对于鼻子的调整参数则建议可以直接拉高,因为网红鼻通常都是山根明显、鼻头小巧,大部分普通人的鼻子显然离“达标”还相差太远;头肩比一定要调整,因为直播镜头使得五官的体积被放大,只有头围小巧的人在镜头前才能在视觉上更加好看。在文档最后,公会还建议主播选择学妹和伪素颜模式的滤镜,因为这样的模式使得经过美颜的主播能呈现出一种幼态的、白净瘦弱的清纯气质。A公会的经纪人朵姐解释说,这种主播形象更符合东亚男性审美,更可能被观看直播的男性观众所青睐。

19岁的新主播小丽脸上有一块半个硬币大小的浅咖啡色胎记,朵姐一步步指导她调整美颜参数,直到可以将她脸上的这块胎记完全遮住。但当小丽想要将美颜参数再进一步拉高时,朵姐则制止了她。在公会内部,并不是每一种美都能得到支持,朵姐对此的解释是:

(直播平台)上的男性喜欢主播看起来具有“天然美”,气质温柔可爱,不要太有攻击性。你把美颜调整得太夸张,就会让他们觉得你长得很不自然,就不“真实”了。当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真实,只是你不要让他们看出来。

由此可见,公会指导主播使用美颜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帮助她们努力创造一种可被消费的“真实”。它让男性观众产生一种错觉,即他们喜爱和支持的主播就是屏幕前看上去和感受到的样子。

另外,为了吸引观众,一些主播会对胸部这样的“敏感部位”使用美颜。这导致她们在参与PK游戏的时候被平台算法判定为“裸露性器官”,并且不得不接受处罚。作为主播监管方的公会要求主播停止这种对美颜工具的“滥用”,以避免她们再次被系统“误杀”。因此,主播并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美颜。一方面,她们需要确保自己的颜值在视觉上不能有被一眼识别的瑕疵;另一方面,她们也不能过度或者不正确地使用美颜让效果极度失真,这不利于直播变现。

对于公会来说,主播的美丽不仅应该迎合男性观众的审美,这种可经由美颜工具改写的美也必须是能够被管控的:主播所最终呈现出来的“美”在平台上应该是安全的。换句话说,在公会的指导下,美颜滤镜体现了资本美学的一面,即美需要屈服于消费的内在性[47](P62)。因此,在直播时使用美颜成为新人主播需要遵守的“工作规范”,而“正确使用美颜”则成为一种审美劳动[50](PP1330-1343):主播的身体经由美颜技术被动员、发展和商品化。如此,她们在公会的管理下,将附着于外貌条件的情欲资本[51](PP499-518)和身体资本[52](P474)安全地向其他资本转换。美颜滤镜可以被比作主播身上的“工作服”。只有勤勤恳恳地穿上它,她们才能得到作为监工的公会的“开工同意”。美颜滤镜也像是主播自身作为流水线商品的外包装盒,成为她们被大规模生产并被整齐地推向直播平台进行价值生产的基础。

“无门槛签约—调整美颜参数—保存美颜设置”的流程确保了主播可以低成本地被大规模生产。如果说微名人的部分魅力来自“成为自己”,美颜工具则鼓励她们不成为自己;如果说微名人召唤了个体之间的差异,美颜工具则推动了个体之间的趋同。至少从外貌的维度来讲,主播的工作因为美颜工具的广泛使用变得更加流水线化。但是这样的趋同所呈现的颜值“扁平化”趋势对平台和公会都是有利的。美颜工具在秀场直播的使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的稳定性。

七、主播—观众:关系劳动中的距离调控

在平台与公会之外,美颜的使用还需要被放置在中国秀场直播特有的关系互动模式中进行讨论。因为美颜不仅是平台和公会提供和鼓励使用的用来提升主播颜值的工具,更被用来建立、推动甚至(主动或被动)瓦解主播与“大哥”的关系。也就是说,美颜滤镜在中介化的亲密(mediated intimacy)中被“关系性”地采纳。

秀场直播已经成为许多非精英男性进行仪式化消遣的重要休闲空间。他们通过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参与直播互动,给喜欢的主播赠送虚拟礼物,在平台上获得了全新的个人身份。基于直播平台的用户激励体系,只要用户在其中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和金钱,就能获得“贵族”等级和相应的特权。例如,在M平台上,最高等级的“贵族”用户被称为“帝王”。获得此身份的用户不仅可以拥有专属的出场特效,还能享受更多独有的平台使用权限。这让男性玩家的魅力通过这些差异化的用户标识和等级变得可视化。如此,女主播与男性观众相遇的环境是一个可被编程的、区别于线下世界的数字空间。这也意味着,除了平台参与以外的一切数据(例如个人信息与自我形象)都可以被任意修改而不必承担责任。大量的男性观众在他们上传的个人照片中使用了美颜,他们渴望以这种方式来确保自己的平台形象与其通过消费而建立起来的“慷慨的男性成功者”形象保持一致。

同样,在发展和维护与“大哥”的关系时,女主播也会使用美颜来刻意隐藏自己真实的身份,并凸显自己的线上身份。已经有两个孩子的主播小妮告诉我们,直播美颜越夸张她越感到安全,因为这意味着在线下即便碰见了直播间里的人,他们也认不出自己。她将那个清晨6点起来为孩子做饭、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未打扮的自己跟直播间里那个看上去年轻又时尚的自己区别开来。她说,她不希望孩子班上的老师和家长知道自己在做主播,怕他们在孩子面前议论自己。她更怕在陪伴孩子走在街上的时候,突然被直播间的观众当面认出来。她反复强调“还好有美颜,我现在的样子跟平台上的我长得一点都不一样”。对小妮这样因为“女主播”这个面临污名的身份而背负着道德压力的女性来说,她们非常需要使用美颜创造出区别于线下真实自我的新形象,用那个可以遮盖住自己真实样貌的自我来跟男性观众进行线上互动。

美颜的第二个意义是用来进行关系调节。董晨宇和叶蓁将秀场直播描述为一种性别化的关系劳动(relational labour),强调这是一种“持续的、常规化的交流”,目的是“形成一个能够孵化其工作利益的社会关系”[39](PP6-28)。更具体地说,在秀场直播中,主播需要通过关系劳动来刺激男性观众的持续性打赏[45](PP621-632)。不过,当这些男性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他们所支持的主播身上时,他们开始渴望获得“真实”以作为对自己投入的回报或者补偿,有的男性会在赠送完礼物后要求主播关掉美颜滤镜。他们一方面好奇自己支持的主播的颜值跟他们的想象是否一致;另一方面,他们对主播拒绝展现“真实”的同时还要求他们继续进行包括金钱、时间、情感的投入表达不满。因此,男性观众往往希望主播去掉美颜来拉近他们之间的关系。

当然,在直播间这样的男性气质的比拼场所中,让主播当众关掉美颜也是男性玩家对更弱势者进行的“忠诚度测试”。如果主播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那么这样的主播在他们看来就不再值得继续支持。令人沮丧的是,当一些主播在关掉滤镜后展示出的素颜与“美颜”存在差距时,男性观众会大失所望,立刻离她们而去,主播精心维护的与男性支持者的关系也就这样瓦解了。

美颜的第三个意义是用来处理关系危机。在秀场直播中,虽然男性观众赠予礼物支持女主播是一种自愿行为,但是他们仍旧渴望从主播那里获得具有排他性的回馈,因为他们能够提供的浪漫和金钱支持往往是短暂和不稳定的[45](PP621-632)。一些玩家会要求主播在直播平台之外与他们建立更深度的私人联系。这种联系可能是通过微信,也可能是需要主播与他们面对面交流,甚至是发生线下的亲密关系。对于主播来说,她们当然不希望在直播互动之外与男性玩家发生关系,但是拥有强劲消费能力的男性玩家在平台上是一种极具竞争力的稀缺资源,主播的直播质量与这些男性和她们所建立的情感联系息息相关[45](PP621-632)。因此主播需要时刻与其他主播争夺这些男性观众的喜爱,处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危机”。

一些主播在感受到自己处于关系危机中时,会主动向她们要维护的重要男性观众展示不使用美颜的自己。特别是当男性观众对她们提出过分要求时,她们向对方发送无美颜的私人生活照片和视频作为一种常见的补偿方案。小妮发送过自己在家穿着居家服为孩子做糖醋排骨的照片,以显示自己作为好妈妈的一面。小丽则给想要追求她的“大哥”拍摄过自己去医院检查胃镜的小视频,以表明自己实在因为身体原因不能赴约。一方面,主播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向对方展现自己的“真心”与“真诚”,安抚男性观众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当然也是更重要的,她们需要用这种方式将已经心生离开之意的男性支持者再次吸引到平台上消费和观看直播表演。向对方展示无美颜的真实和私密的自己,也是主播给男性观众的愿景:也许下一步,他们可能真的会见面或者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

当然,这个策略并不可持续也未见得有效果。但是主播在与重要支持者的关系中,仍旧将不使用美颜作为一种“有边界的本真”[42](PP389-420),供男性观众通过直播打赏来购买。一方面,美颜滤镜被用以调节美颜自我和本真自我之间的转换;另一方面,当直播打赏行为终结时,双方的交易行为也就随之中止,主播便不会再提供这样一种“本真”。因此,内置于平台的美颜工具被用于关系劳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种“有边界的本真”的制造、流通和解体。

八、总结与讨论

近年来,秀场直播作为一种高度性别化的平台劳动受到广泛的学术关注[39](PP6-28)[45](PP621-632)。既有研究强调平台的经济和技术架构下亲密关系商品化的过程和机制,并且呈现了女主播的劳动状态和生活境况。在此基础上,通过深描女主播和公会对美颜工具的理解和体验,辅以对直播劳动过程中涉及美颜操作的亲身体会,本研究发现,美颜工具的意义被镶嵌进了行业运作的三组关系中,亦即“主播—平台”、“主播—公会”与“主播—观众”。美颜工具的技术效果使得美丽资本在个人层面具有易得性,在组织层面具有可管控性,这是直播产业规模化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技术加工的美丽的意义需要置于关系中理解。在平台治理要求的约束和观众审美喜好的导向下,公会指导主播调试滤镜参数,工具性地打造可供消费的美。而在主播和观众的互动中,美颜工具发挥了关系调节的作用,美成为女主播将真诚转化为亲密感的界面。

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用“操纵”一词试图将秀场直播描述为一种“技术—产业—情感”复合环境中美的意义流动。操纵首先指向对美的数字化配置。相比于女性研究中其他经常被阐释的变美手段(如护肤、整容、妆扮等),美颜滤镜等工具极大地降低了达成美丽标准的成本和难度,使得对身体的改造被简化成了软件按键的点触。在这种技术实践中,美的数据化和资本化相互缠绕。性别化且去性欲化的美被抽象为可操作、可储存、可复制的参数,这推动了美在“安全”范围内的标准化生产和变现。对于个人来说,“操纵”带有争取主体性的意味。美颜对于差异的抹平和对差距的补足是一体两面的。在直播界面上,主播可能遇到的生活窘境和容貌的瑕疵一并被滤除。她们注视技术打造的美丽面孔,仿佛也是在注视更加光鲜和体面的生活。

“操纵”表征了美颜作为技术—社会实践的灵活性。换言之,美颜不能被理解为瞬间的效果,而是持续的关系调适过程。“关闭美颜”给维持关系带来的风险和转机,让我们关注到美丽作为女性经验的多重面向。一方面,滤镜带来的“人工美”将美和欺骗关联起来[53](PP179-195),失去美颜的主播可能面临审美和道德的双重否定;另一方面,作为“美丽即成功”的补充,在直播劳动的情境中,美丽的价值还可以体现为其对于边界的调控作用。如此,美丽与劳动境遇中的隐私和安全感的关系得以建立。主播在日常交往中借“完美”完成职业和个人身份区隔,在职业要求下将“不完美”转换为“真实性”的关系劳动策略,都为此提供了生动的事例。

在全球化和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市场亲密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有边界的本真”的交易[42](PP389-420)。在本研究中,我们则进一步发现在数字中国的秀场直播行业中,美颜工具成为制造、流通和解体这种“有边界的本真”的媒介。有没有使用美颜以及如何使用美颜都发挥了边界调试的作用,关乎主播与其支持者的亲密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当然,在公会的督导下主播使用(移除)美颜带有目的性和表演性。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秀场直播制造了大量可交易的欲望。主播、公会、男性玩家成为三种不同的欲望主体(desire subject)[54]。主播渴望在展示了移除美颜的“真实自己”后,能够将玩家重新吸引到直播互动中进行消费;公会渴望主播按照他们的要求使用美颜,从而更高效地进行价值生产;而男性玩家在花费了时间、情感和金钱后,则渴望能够获得没有经过“加工”的真实以及更进一步的亲密。在这里,欲望的商品化与平台劳动相互刺激,成为平台经济的内在驱动力[55](PP1-15)。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女主播在这一过程中矛盾和复杂的心态。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因为美颜对外貌的迅速提升才能成为“合格”的主播。但是美颜的使用也加剧了她们的负担,甚至让她们感到被剥削。因为主播们要随时在如何使用美颜来实现利益与展示(隐藏)真诚中进行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用“赋权—压迫”视角来理解这些底层主播的挣扎。但可以肯定的是,美颜的大规模使用,使得女性与平台资本主义的“不安的恋情”[56](P229)变得更加尖锐。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3年第4期

作者简介

1.王怡霖,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系2017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性别、平台经济、数字劳动。

2.许莹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2021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亲密关系、媒介社会学。

3.董晨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平台社会、数码民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