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式离婚： 良性离婚的合适选择

A股上市公司家族战争中最典型的难题是，双方难以对股权分割形成长期一致的共识，从而造成离婚资产障碍和旷日持久的离婚战争。协作式离婚作为一种良性离婚新模式，重点在于离婚的观念重塑和逻辑重构，以及跨专业团队工作下达成的替代对抗式离婚解决方案，有助于避免双输甚至多输

文/高皓 安静

离婚必须克服的最大情感障碍之一是，把婚姻过度浪漫化，同时把离婚过度妖魔化。无休止的离婚战争消耗财富和情感，对各方都没有好处。离婚诉讼不可避免地牵扯大量精力，对企业声誉、客户和供应商关系以及企业价值都将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诉讼成本也往往远超于直接成本。尽管诉讼有时作为谈判策略而发起，但在悬而未决的情况下，时间成本、诉讼成本以及各种隐性损失仍难以估量。

离婚事件是影响家族和企业双系统的复杂事件。《良性离婚》作者康斯坦斯·阿罗恩斯（Garrett C. Dailey）指出，家庭法正在发生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对抗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于是开始寻找各种替代解决方案。因此，在进行初始离婚方案规划时，选择良性离婚策略是重中之重。目前，国际上正在兴起一种良性离婚模式——协作式离婚（Collaborative divorce），借由跨专业人士组成协作式离婚团队，尤其适合于较为复杂的家族企业。

“协作式离婚”的起源及价值主张

“协作式离婚”是一种以家庭为中心、非对抗性的跨专业离婚程序，将离婚视为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家庭重组过程，综合考虑家庭关系、法律和财务等多重因素。协作式离婚正在作为替代性争端解决（ADR）的重要方式之一，取代传统家事法庭的离婚诉讼。ADR没有仲裁员、法官或陪审团，只有当事人、律师以及选定的新规则以解决纠纷。

“协作式离婚”于1989 年源自美国，当时不少离婚律师开始意识到对抗性离婚的破坏性，思考能否创造出一种更好的离婚模式，并组建由心理咨询师、理财规划师和律师等跨学科离婚专业团队，帮助夫妻在不进行法院裁决的情况下，进行财务和情感决策。1994年，美国北加州开始实施协作式离婚模式。2001年，德克萨斯州成为第一个通过立法支持协作式离婚的州。1999年美国协作式离婚律师协会成立，2001年发展为国际合作专业人员学会（IACP），致力于制定标准、教育培训等。截至2016年，已有来自24个国家的5000多名会员。美国大多数司法管辖区要求，持有IACP会员资格并接受培训，才能够被任命为协作式离婚团队的中立成员。至今，协作式离婚模式在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得以应用。

协作式离婚主要区别于传统的对抗式法律离婚模式而言。传统离婚观念认为，离婚双方之间发生纠纷和对抗是大概率的。协作式离婚的目标是实现“良性离婚”，旨在通过创造一种非对抗性结构，以减少离婚的负面影响。在《Wiley-Blackwell家庭心理学实用手册》（The Wiley-Blackwell Handbook of Family Psychology）一书中，早在上世纪90年代再开始参与主张协作式离婚的两位律师A. Rodney Nurse和Peggy Thompson强调，协作式离婚主要聚焦于三方面，即家庭关系、法律架构及财务问题，由各领域专家协助解决。通过协助面临这一重大人生转折的夫妻，提供包括心理、法律和财务等方面的综合知识和必要信息，保证双方决策的充分知情权，以制定满足所有家庭成员需求的一揽子方案。

协作式离婚强调整体性、系统性的价值观，不仅强调离婚双方的良性关系，还考虑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群体：孩子、家庭、朋友和同事。离婚教练、儿童心理专家等帮助双方应对与离婚相关的情感挑战和变化，完成从已婚到单身的过渡，保护与离婚配偶的关系。如果有未成年子女，教练会与夫妻共同制定育儿计划。沟通工作和互动模式的改变大多是在育儿计划工作中完成的。财务顾问能够让双方全盘了解财务状况，以消除关于经济问题的无意义争论。

离婚过程会产生相当多的混乱情绪，包括但不限于愤怒、伤害、悲伤、失望、不信任和焦虑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心理学家Maria Alba-Fisch在2016年的《临床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发表的“Collaborative Divorce：An Effort to Reduce the Damage of Divorce”一文中，建议心理专家要确保安全温暖的情感和保持适当的距离。协作式离婚模式相当于为夫妻双方的决策创造了另一种平行结构，成为混乱情绪的容器，在跨学科专家的指导下，双方各自作出决策，再由团队汇总成离婚协议，提交给法院。

协作式离婚的典型特征

协作式离婚提供了与传统离婚不同的备选模式，具有如下典型特征。

首先，协作式离婚与审前谈判和解不同，后者是对抗性的，作为审判程序的一部分，受到法院管辖。如果认为不公平，法官有权拒绝或修改。律师们经常利用审判中可能出现的不利结果威胁，促使拒不服从的各方达成合理的审前协议。而协作式离婚是“法庭外的选择”，更接近于调解，但在决策过程中，并没有外部的事实检验机构来监督过程。在律师协助下，当事人本人才是事实的鉴定人。旧金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认为：“从一开始，这一进程就更注重积极的结果，尽量减少冲突。诉讼离婚的目标是打胜仗，尽可能地赢得对方。没有考虑到情绪影响，尤其是对孩子的影响。协作式离婚则会让父母和孩子遭受的痛苦更少，恢复得更快。”

其次，律师的角色和作用不同。协作式离婚律师的工作总是完全在法庭系统之外进行，整个过程都在保密条件下进行，离婚文件也不会出现在任何公开记录中。当事人和律师都达成不让离婚诉诸法庭的共识，通过协商达成公平协议，自愿提供财务文件，必要时可由专业人士介入，如财务规划师和家庭顾问，以和平解除婚姻关系。如果无法达成协议，除必要的财务披露外，其他相关文件均不允许在之后的法庭诉讼中使用。在《协作式离婚：重组家庭、解决法律问题、继续生活的革命性新方法》（Collaborative Divorce: The Revolutionary New Way to Restructure Your Family, Resolve Legal Issues, and Move on with Your Life） 一书中，作者Pauline H. Tesler和Peggy Thompson形容与标准离婚程序相比，律师更像是“守门人”，决定应该包括哪些类型的“中立者”，以及如何进行角色分工。

再次，包含律师及其他领域专业人士的核心团队。在理想的协作式离婚中，为了防止偏见，应当选择“中立者”组成离婚团队，不得与任何一方保持持续的专业关系。中立者与离婚方签订合同，承诺不是作为对手，而是作为问题解决者介入，以团队合作方式解决离婚问题。各方签署“协作参与协议”（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Agreement），界定合作行为的规范，禁止对抗性行为，抑制对抗性态度，并定义了一种新的代理形式，尤其是将心理服务嵌入其中。

这相当于创建了一种由跨专业团队组成的系统，引导面对离婚事件的家庭系统，将多层次情感复杂性尽可能地简化。离婚教练监控所有关卡，在潜在的荆棘中标记出路径，推动离婚进程。协作式离婚团队能为双方和家庭提供更多资源和有力支持，以解决深层次冲突。这是任何单个调解人都无法做到的。

协作式离婚融合心理学、社会学、金融学、法律、沟通理论、冲突解决等各领域中关于婚姻和离婚的知识，提供建设性、多学科的专业支持，并以务实态度推进，而非如传统对抗性离婚只是强加过时、有限的制度和法律。

家族企业的协作式离婚模式

对家族企业而言，与传统的离婚诉讼程序相比，协作式离婚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减少痛苦，对家族企业的损害也更小。其成本比法律诉讼低很多，双方通过行动向对方发送信号，致力于务实解决问题，做对公司有益之事，而不是毁掉公司。协作式离婚解决问题的核心是，找到合适方式，让将要离开企业的一方以全新方式开始，例如利用抵押贷款或提供担保等作为启动另一家公司的资本等，而不是要清算或分拆一家公司。例如A股上市公司一心堂中，女方刘琼保持了原有股份，并以股权质押等方式支持新创立的圣爱中医馆等事业。男方阮鸿献对媒体说：“作为20多年的夫妻，今后一定会在事业上相互帮助。”

协作法起源于家庭法领域，在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发展至离婚法领域以外的法律领域，包括商业纠纷中。也有研究主张协作法是家族企业解决纠纷的理想方式。除离婚之外，还可应用于亲子关系、大家庭成员、新伴侣和前伴侣之间的纠纷等。若此类纠纷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则会出现迫使家庭成员出售公司股权、引发成本过高的诉讼等问题。

在对近30家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离婚及其家族战争进行案例研究之后，笔者也认为协作式离婚等协作法的核心目标、法律架构和结构化程序等，不失为我国家族企业解决冲突与纠纷的备选方案。

其一，与其他类型纠纷相比，家族企业纠纷充满情绪化，而挽救关系是至关重要的目标。家族关系中的忠诚和承诺是家族企业的显著特征和主要优势之一。在家族企业中，互相伤害并非本意，而财务稳定对企业成功至关重要。诉讼并不是解决家族企业纠纷的最佳方式，通过对抗性诉讼程序的难度很大。即使诉讼行之有效，但牵扯的情绪能量和时间成本很高。即使诉讼结束，紧张关系也并未轻易减少。

协作法侧重于维持良性关系，各方共享的多学科专家有助于确保企业在商业上保持成功、节省时间和金钱，为双方创造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尽量避免进入下一步的法律诉讼。协作法对律师有明确规定和协议，其职责是致力于解决争议。为避免利益冲突，如果无法达成最终和解方案，协作离婚律师将禁止进入之后的诉讼服务环节。

其二，协作式离婚有利于保护隐私，尤其对上市家族企业而言。协作式离婚要求签署《协作法律程序法》，讨论过程均为私下保密进行，受到法定保护，防止披露敏感的公司信息。例如法律文书和诉状记录要求采用普通术语，如用“不可调和的分歧”等词语代替强烈极端的描述，不能记录夫妻双方隐私等细节。而法律诉讼程序则必须要具体、精准、详实地将细节均记录在案。家族企业离婚案大多会涉及股权纠纷，而此部分的法律判决文书皆可公开查询，尤其是上市家族企业还要进行公告披露等，从而使家族成员的隐私公布于众。而这也正是我们研究上市家族企业离婚冲突和家族战争的重要资料和数据来源。因此，替代性争端解决（ADR）方法尤其是协作法，更适用于上市公司和媒体关注的家族企业。

其三，家族企业的财务、税务等问题更为复杂，更需要中立的专业团队。家族企业的盈利波动、税务问题、风险敞口、股东薪酬、冗余资产和债务等问题，使企业公允市场价值的评估格外复杂。协作式离婚的中立估价师或财务专家等可提供相对独立、公平、准确的企业估值报告，而非法庭裁决所必需的正式法律意见报告，以帮助达成和解。最后，再由双方签署资产负债报表确认函，以证明财务披露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当然，即使在国外，家族企业进行协作式离婚也面临诸多挑战，尤其因为家族企业资产和婚姻资产评估的复杂性，而离婚夫妻也不一定要求对每项资产都进行较为繁杂的估值。对正在离婚进程中的夫妻而言，要试图确定家族企业的未来状况，更需要企业管理顾问和评估专家提供更多支持，尤其是确保不参与企业日常运营的配偶了解家族企业的真实价值，以及在离婚过程中可能影响企业价值的其他决策。例如，许多企业贷款或担保可能是由夫妻共同承担的，住房和其他个人资产可能已经进行了抵押。家族企业夫妻协作式离婚方式中的最重要因素包括企业估值及资产分割等。

目前协作式离婚概念还未引入中国，A股上市公司家族战争中最典型的难题是，双方难以对股权分割形成长期一致的共识，从而造成离婚资产障碍和旷日持久的离婚战争。但如前文指出，协作式离婚作为一种观念创新，重点在于离婚的观念重塑和逻辑重构，以及跨专业团队工作下达成的替代对抗式离婚解决方案。因此，仍然非常值得中国夫妻式家族企业参考，采取良性离婚新模式，避免双输甚至多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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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别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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