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北到四川|八千里路云和月——成都420厂初创纪实

文|曹树清 图|网络

编者按：“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及四川省情网今日发布86岁高龄的曹树清老人为庆祝建党百年撰写的回忆文章《八千里路云和月——成都东郊明珠420厂初创纪实》。这虽是63年前的事，今天读来，仍令人感慨万千，心潮澎湃。在此，向成都东郊这些三线航空工业的建设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1954年3月31日，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发出第10号命令：由老工业基地沈阳的国营第111厂负责包建410厂之后，根据形势需要，大型国防工厂要建在内地，以保证安全的要求。1958年11月3日，航空工业管理局作出决定，仍以111厂为主，支援建设中国第二座喷气式歼击机发动机厂——国营420厂。

“到内地去，到大西南去！”

1958年10月，二机部在南昌召开的企业领导干部会议上，口头通知111厂负责包建420厂。会议结束后，111厂党委书记崔光炜、厂长杨诚绕道成都察看了新厂厂址，了解筹备工作情况。崔光炜、杨诚回沈阳后，立即紧锣密鼓开展分厂转移的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根据“成套支援”转厂的方针、原则，多次召开党委会，就支援420厂建设的组织领导、分厂原则进行充分酝酿讨论，作出了五规定，确定420厂的党政负责人是党委书记崔光炜、副书记仉锦堂、厂长杨诚、总工程师柳毅、副厂长李立徳、郭永顺、孙光远等。

按规定，111厂应向420厂输送生产工人（包括辅助工人）、技职人员、学徒工及生活福利服务人员共3841人。各种大型、中型设备及标准机床设备400多台，还有各种试验仪器、非标设备、工装检测工具等。要求全部转移人员及设备物资，从1959年1月开始，分三批3个月内转移到位。

1958年12月3日，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国营111厂党委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开展支援新厂和建立试制厂重大意义的教育、动员，号召广大职工积极报名支援内地建设。广大干部职工通过大会、小会的动员，弄清了支援新厂的重要意义，克服“三怕”（怕吃苦、怕离家远、怕生活不习惯），做到“三通”（本人通、家庭通、亲友通），全厂很快出现了积极争交申请报告，志愿到祖国大西南参加航空工业建设的高潮。此时，北国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寒冬，111厂却一派热火朝天，到处洋溢着“党叫干啥就干啥，党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的豪情壮志；广大职工心中激荡着“到内地去！到大西南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豪迈誓言。

然而，毕竟到420厂去的职工多数是东北土生土长，有浓厚的乡土眷念之情，与不愿随迁的父母、兄弟、姊妹以及亲朋好友，感情上一时难以割舍。想着一旦分手，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面，支援内地，到西南安家，就意味着要在祖国大后方战斗一辈子·····一系列后顾之忧在内迁职工脑海中跳荡，各种思想和情绪在激烈交锋。

家有老人的，担心过惯了北方生活，睡惯了北方火炕，到成都后水土不服；有的人固守“破家值万贯”的观念，焦虑用惯了的盆盆罐罐如何带走；孩子们问，滑冰用的耙犁那边能不能用？总之，人们即将远离世居的热土，思绪万千，疑虑重重。但是，这些老兵工们在党、团组织的教育下，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国防事业，最终放弃了个人利益，服从了国家大局。

最早行动的木工车间，提出了“迁厂人人总动员，一个不掉走在前，转移生产一起上，建设新厂作贡献”的战斗口号，坚决做到“三先”，即“先动员、先转移、先投产”。

当时反反复复的思想动员工作，渗透到每个家庭，每个成员，职工回家积极做父母、妻子、儿女和亲属的工作。木工李呈祥迁往成都时，父母死活不让走，甚至要儿子丢掉工作也不去成都。李呈祥耐心说服父母及家庭成员，按时离沈到岗。还有一位老职工，妻子身体不好，担心到成都后水土不服，不愿走。这位老同志耐心做工作，终于让还生着病的妻子同他一起转移到了成都。李秀智同志转移时已59岁了，转移前他在花园街刚盖了两间房子，家里养了很多猪，并有其他家产，当组织动员时，他二话没说，表示“虽然我快退休了，组织上需要我，我无条件服从，在有生之年为党为祖国的建设多做贡献。”一个老工人滚烫的心真令人感佩不已。他要求首批到成都，在420厂再立新功，虽然他到岗时年已六旬，仍人老心红，处处起模范作用，不分昼夜，和年轻人比着干，传为工厂一段佳话。

在高涨的政治热情下，佟富臣、李秀智、李呈祥、陈国清、刘明亮等30多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房屋和家具以低价出卖，或送给了亲属；把自己养的猪、鸡、鸭等牲畜全部处理完。刘明亮同志看见转移名单上有他的名字，第二天就把自己的两间住房处理了，向党支部表示：“我房子已经卖了，什么时候叫我走，我马上奔赴内地。”又说，“我不怕成都热，再热没有我心热。”许多职工表示：“我们卖房子、不是把心卖散了，而是一心一意干革命的心更实了。”有的职工说：“我们卖家产，离故乡，参加内地建设是彻底的革命行动！”还有的说：“暂时抛弃小家利益，开赴创业征途，为航空事业奋斗，是无比光荣的。”

111厂广大职工在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之下，打消了各种顾虑，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纷纷向党表决心，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全厂很快出现了丈夫说服妻子、妻子动员丈夫、儿女说服老人、老人支持儿女的动人场景。

“千里大转移”

回忆40年前的分厂大转移，许多老人一提起便眉飞色舞，心情激荡，自豪不已。

1959年1月9日，国营420厂正式成立并启用印章。与此同时，沈阳111厂在俱乐部召开热烈的欢送会，拉开了转移的序幕。

从东北沈阳搬迁到成都，那么多机床物资、设备器械、那么多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那么短的时间，那么长的行程，在50年代交通还很落后的条件下，情况极其复杂，任务非常艰巨。

周密详尽的组织工作在厂党委领导下有序进行。首先在沈阳成立了“转移指挥部”，李立徳任总指挥，李广才、黄公略任副总指挥（李负责设备、物资转移，黄负责人员转移），并从各科、车间抽调一批干部成立专门机构，具体负责人员转移的有关工作。

针对小孩上学、临时病号和生产需要暂时留人等情况，党委抽调一批得力干部成立“留守工作组”，处理部分职工不能如期离沈的遗留问题。留守组工作人员有于长恩、王家凡、朱广义、黄志家等，由厂工会副主席汪志富负责。当时安排上车订票、物资托运都由张贺春、韩长杰负责。

在成都终点站成立接待安置组。先期到达成都的党委负责同志极其重视这项工作，安排思想政治强的干部、先遣人员李学文、李成修、汪波等同志完成社情调查后，按党委要求会同先期到蓉的运输科张凤力、马如林，行政科林均寿、教育科宋爱光，保育科于莲英等组成厂接待工作班子，废寝忘食地迎接、安置来蓉职工，工作特别辛苦。

沈阳是转移始发站。当时在指挥部负责日常工作的是张连生，负责联系送站订票的是张贺春，因种种原因，经常发生退票改座情况，他都全力以赴满足要求。张贺春还同时负责货运车皮联系工作，忙了这头忙那头，日夜不停，星期天更忙。在指挥部工作的还有李书奎、詹玉泉、铁坤池、韩长杰等同志，他们在各科室、车间领导支持下组织队伍，办理手续，发放差旅费；订票、送站、收发行李、负责和北京联络站联系，根据成都传来的住房分配情况安排转移人员，始发站工作繁忙、辛苦，自不待言。

这样，以沈阳指挥部为龙头，成都终点站为龙尾，一前一后，中间设立北京，上海、武汉、重庆接待中转站，环环套扣，规模宏大的分厂转移工作忙而不乱，涌现了许许多多好人好事。他们勇于自我牺牲，夜以继日，辛苦备尝，为工厂前期创业作出了贡献。

从东北沈阳到四川成都，横跨七省市，陆路行程2889公里，水路航行3521.5公里，加上成渝段行程，共4422公里，从北向西南，经过大半国土。分厂转移路线有三条：

第一条路线是陆路，从沈阳经北京到郑州，然后经陇海线到宝鸡抵达成都。

第二条线路是水路，从沈阳乘火车到大连、改乘海轮到上海，逆长江而上抵重庆，再改乘火车到成都。

第三条线路是从沈阳乘火车经北京到郑州，从郑州南下到武汉，再乘江轮到重庆，转成渝线到成都。

以上三条通道各有利弊，运行过程中大多采用前两条线路。

人员转移在实际操作中，无论走陆路或水路，都得到中央、部、省市各部门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北京联络站”的工作量最大，工作很出色。这个联络站以吴增瑞任组长，房学泮、杨景宇、彭国良、姜馨、刘绍舟等先后在联络站工作。他们昼夜接待，安排住宿，办理订票、换乘等手续。夜间便和沈阳、成都联络，对临时发生的变故，如有人生病、家属和小孩走失，铁路塌方引起停运等等意外，事无巨细，不分日夜地解决。北京联络站的同志们工作热情很高，有时一天接待几十户家属，一百余人，有一次有80多人到北京换乘，临时找不到交通工具，联络站人员便帮大家背行李，带领老老小小队伍走了十多里，把他们一直送到住处。

全体联络站人员，不分白天黑夜，风里雨里，泥里水里，从接待安置到吃住供应，都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不等不靠不埋怨，积极主动满足中转职工要求，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他们自己的家属却时常不得不托付别人照顾，或让其自行随队伍到成都。

对北京站的工作，厂党委给予了极大支持和关怀。为便于周转，银行开了专户，厂领导每次到北京，都要到联络站看望工作人员。厂长杨诚一次到北京，在部队拿到几张剧票，自己不看，派人送给联络站同志看。有一次，24户家属80多人到达北京，他们考虑招待所离火车站有7.5公里路程，又有老人和孩子，坐公共汽车和步行都有困难，便到四局请求派客车支援。因缺少司机，王局长便步行上班，要司机早上8时准时开大客车到火车站接人，大家才安全及时被送到招待所。

种种转移中的感人故事，难以尽书。

“八千里路云和月”

1959年1月，成都新厂急需生产准备人员到岗，刻不容缓。111厂党委便立即着手实施转移计划。首批转移人员（工具及毛料系统人员）五百多人由沈出发前，忽然传来宝成线塌方的消息，转移受阻。而当时家家户户连锅盆碗盏都已装箱托运走了，怎么办？面对新情况，党委当机立断，指示指挥部“旱路不通走水路”。

于是，立即派人赴大连，在有关单位领导支持下，顺利包租了一艘海轮，全船员工在船长、政委带领下，对住处、伙食都作了专门安排。船上设施好，有大餐厅、休息厅，还可以看电影，大家情绪很高。谁知船一驶离港口，不久就见风浪，宽阔无垠的大海鼓动着胸脯，欢腾的波浪蒙着白雾，在向所有第一次坐海船的人们问好！

经过三摇两晃，船上的人晕的晕、躺的躺、吐的吐，孩子们叽叽喳喳，大人自顾不暇，既新鲜，又难受，到后来竟晃得鱼肉无味，大家平时喜爱的白米饭，这时端起又放下。这可难坏了总领队徐立祥、谭振庆和随队医生，更忙坏了船长、政委和船员。

关于这次转移，马桂群同志写了一篇回忆，记录了他随队经历，让我们一同去追思一下“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情景吧！

得到宝成线塌方的消息，我们工具系统必须抢时间、争速度到达指定岗位，组织上决定我们由水路入川，发给每人路途生活补助费，其他费用全由组织包干······

1月19日下午4点过，转移人员全部登上了海轮“民主十二号”，一切都感到新鲜，加上船上供应特别好，沈阳大连的糕点都是粗粮细作，而船上食品都是细粮，大家争相购买，广播里不断发出“保证供应，请大家不要拥挤”的声音。

晚上八九点钟，启锚开航。漫长的海上航行开始了，初时大家有说有笑，多数人没坐过船，海风一吹，船又颠簸摇晃，人都好像飘起来了，不少人呕吐起来，有的吐入痰盂中，来不及的便吐在甲板上了。呕吐好像还会传染，有的人见别人在吐，自己也禁不住“哇”了起来。住通舱的尽量缩小自己的地盘，生怕弄脏别人的东西。由于行程中大家既困又乏，一时疏忽，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王心成同志才几个月的小孩睡梦中被压死。大家都很悲痛，在船上召开了临时支委会进行妥善处理，要求大家以此为戒，相互关照，注意途中安全。

第二天黎明，船仍在大海中航行，湛蓝的海水一望无边，浩瀚的天空连着海水，海轮像大海中一片漂浮的树叶，在鼓浪的海上一会儿落入低谷，一会儿浮出海面。

21日晚，“民主十二号”抵达上海，两天两夜航行中，我们得到船上员工无微不至的关照。8点左右，我们从吴淞口上岸，只见两岸灯光通明，船只如织，波光粼粼，下船时人声鼎沸，码头的夜景使人难忘。上海接待站的张连康、林渭海等同志早已在码头迎接，从物资供应到人员休息均已安排停当。记得码头上供应了大量糕点，大家对面包最感兴趣，多的有人买了几十个。

尽管不少人下决心不坐船了，但他们未曾料到，“才下海船，又登江轮”，他们又将逆长江而上，经南京、武汉直奔重庆，开始新的江上航行。

船至南京，停靠码头两个多小时，大家纷纷上岸观览古城风貌，马路上全是我们的人，好不热闹。

1月24日晨8时，船抵武汉，忽使人想起崔颢那“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诗句，暗思幸好没有安排我们上岸观赏名胜古迹，不然定会惹出许多乡愁来。

经过数天数夜航行，记不清是30号还是31号，工具系统首批转移职工及其家属580人终于抵达重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那天中午，工具科科长邹化教、厂接待组李学文、林继振从成都远道赶来迎接，他乡相见，无比亲切。大队人马下船后稍事休息，便集体步行到重庆火车站，进入事先联系好的三节车厢。次日我们到达“八千里路”西进的终点站——心中向往已久的成都。美丽的蓉城张开双臂，欢迎远方建设者的到来。

回忆这次大转移，无论陆路水路，千辛万苦，佳话多多，难于尽述。仅此依稀之言，供后来者凭怀，以志420厂初创之艰辛。

作者简介

曹树清，男，1935年生，四川宜宾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散文学会副会长。著有反映中国航空航天人的《翱翔的山鹰》一书，出版有散文集《远帆集》《闪烁的萤火》。曾获首届天府文学奖、首届四川散文奖等文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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