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被誉为最后一个士大夫，摩罗却把他本身读作一个悲剧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人一走，茶就凉……”

这是脍炙人口，传唱全国的样板戏《沙家浜》的片段，可以说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尤其是“人一走茶就凉”已经变成了大众俚语。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著名作家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属于典型的大器晚成，1997年去世后，每年都有几部作品出版，销量出乎意料的好，是个去世后出版作品量远超生前的作家。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干认为汪曾祺就是一位被忽略的大师。原因是长期以来汪曾祺游离于新文学的评判标准之外，而新时期以来的西方现代主义热潮又将他置于边缘。

1980年《受戒》发表以后震动文坛，汪曾祺的作品让人们惊异：“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思想还可以这样来表达！散文还有这样的样式！”马风说：“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马风《汪曾祺文化人性研究之四》）

改革开放前，“宏大叙事”、“英雄史诗”支配了文学创作，属于革命现实主义，注重审美和个人情感的文学被压制。改革开放以后形成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潮流，接着就是深受影响欧美文学影响的现代主义蓬勃兴起，马原、刘索拉、莫言等等作家横空出世。偏偏汪曾祺就是文坛的一股清流，不同反响异于他人，用汪曾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表这样的作品是需要勇气的”。

北大教授严家炎曾把汪曾祺比作最后的京派作家，在其《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称汪曾祺的写作特点“大体也可看作废名、沈从文影响之下的京派小说的一般特点”。"京派"作家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汪曾祺的老师就是沈从文，沈从文很看重这位高徒，还评价他的文章写得比自己好。1941年2月3日，沈从文给施蛰存写信：“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一个士大夫世家。祖父是清朝末科拔贡，教汪曾祺读古文，习书法。汪曾祺的父亲是个画家，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汪曾祺从小受到的是明清以来典型的士大夫修养和情趣的影响，他在《自报家门》中分析道：“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并且是个诗人。他可以发脾气，赌咒发誓。”

“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是汪曾祺对自己创作路径、特色、追求的基本概括。1986年，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中，汪曾祺说，“我的散文大概继承了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有些篇可以看出张岱和龚定庵的痕迹。”在1988年《蒲桥集》自序中，汪曾祺说：“看来所有的人写散文，都不得不接受中国的传统，事情很糟糕，不接受民族传统，简直就写不好一篇散文。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我们自己的散文传统这样深厚，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接受呢？我认为二三十年来散文不发达，原因之一，可能是对于传统重视不够。”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汪曾祺的写作风格就是“淡中有味，飘而不散”，平淡和谐像一幅优美的风俗画。

汪曾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为生民立命的士大夫，更像一个充满情趣的现代陶渊明。

“我事写作，原因无他。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汪曾祺喜欢这样调侃自己。

汪曾祺晚年回忆为什么会报考西南联大时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寻找智慧的……我在报考申请书上填了西南联大，只是听说这三座大学，尤其是北大的学风是很自由的，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 我寻找什么？ 寻找潇洒。”

汪曾祺在《闻一多先生上课》说：我颇具歪才， 善能胡诌，闻先生很欣赏我。

1988年，香港女作家施叔青曾直率地问汪曾祺下放时的感受，汪曾祺回答说：“从某个角度当然是很倒霉了，不过，我真正接触了中国的土地、农民，知道农村是怎么回事。晚上就在一个土炕上，同盖一个被窝，虱子很多，它们自由自在，从东边爬到西边的被窝去。农民和我无话不谈。我的确觉得中国的农民一身很沉重的负担，他们和中国的大地一样，不管你怎么打法，还是得靠他们，我从农民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汪曾祺与传统士大夫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下放农村，真正了解到了农民的真实，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欣赏。汪曾祺说，“有人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出我的思想，我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是一个中国人》)

在评论界看来，汪曾祺的价值在于连接了曾经断裂多时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从废名到沈从文再到汪曾祺，京派文学的传统一脉相承。1987年出版的钱理群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汪曾祺以“京派”文人身份被放置于“抗战胜利后京派的复出”一节中，被忽略的大师汪曾祺终于开始进入现代文学史，成为最受评论界关注的作家之一。

当代学者摩罗对于汪曾祺有不同的评价，在其《末世的温馨──汪曾祺创作论》说，“我不再期待从他笔下读到直面人生的悲剧，我把他本身读作一个悲剧”。

摩罗认为，正是几百年的压迫和摧残，把中国士大夫造就成了这样的精神婴儿，善良、文弱、恐惧、麻木、逃避责任、嘲解悲剧、自守优雅，自欺欺人是这种精神婴儿的基本品性。实际上这些品性已经成了士大夫的代称。从明之唐伯虎、袁宏道，到清之袁枚、李渔，到今人周作人、林语堂、陈寅恪、钱钟书，无不属此，可谓渊源有自，血脉旺盛。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背景中，汪菊生汪曾祺父子出现了，他们正好继其余脉，成为了中国末代士大夫。

摩罗说，汪曾祺作为一个在蜜罐里腌渍太深无从发育的精神婴儿，面对这样“污浊而混乱的时代”，显然无力自处。

摩罗的结论就是，如果一个作家描述生活不是为了超越生活，而只是为了遗忘生活、取消生活，那无疑是一切恐惧中最大的恐惧，一切悲剧中最大的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