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度相信,我们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可以随意地塑造自己的生活……我克服了盲聋的障碍,这给我带来足够的欢乐。我还认为,只要投入到与生活的抗争中,任何人都能取得胜利。但是,走访了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地方之后,我认识到,我对于自己知之甚少的事情说得过于肯定了。我忘记了自己的成功有一部分得益于我的出生和环境……现在,我懂得了,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具备往上爬的能力。
教科书都不想涉及这一观念。"教科书的出版有三大禁忌",一家规模很大的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这样告诉我:"那就是性、宗教和社会阶级。"对于前两者我都可以想象,但最后一点却让我费解。毕竟,社会学家知道社会阶级观念的重要性。然而,对美国历史教科书的考察又使我相信,这位编辑说的是对的。有些观念--比如,在美国机会是不平等的,并非每个人都有"在这个世界上向上爬的能力"--对于教科书的作者乃至很多教师来说,都是大逆不道的。教育家们希望把凯勒树立为能使年轻人受到鼓舞和激励的教育素材--如果她做到,你也能做到!于是,我们就不提她的成年生活,把她完整的生命变成模糊的"拎着自己的鞋带把自己提上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把这位为穷人而战的热情斗士变成她一生中从未表现出的那个样子:乏味。
伍德罗·威尔逊也被同样地美化了。虽然有些历史教科书比其他的教科书揭露了更多的威尔逊任总统期间的劣迹,但是我所考察的18本教科书对他全都采取一个基调:尊敬、爱国,甚至阿谀奉承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尔逊在20世纪20年代曾遭到广泛轻视,只是到了二战后,才受到一些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好评。戈登·莱文指出,我们两党战后一致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实行广泛的对外干涉的外交政策,而这一切都"决定性地肇始于威尔逊政府提出的意识形态和国际纲领"。教科书的作者们因此对威尔逊执政期间的对外干涉──大多是得不偿失的错误举措──以及其他令人失望之处轻描淡写或予以辩解。
还有一大堆其他的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教科书会略去那些令人头疼的真相,比如:来自"统治阶级"的压力、来自教科书审查委员会的压力、人们希望避免模糊性、人们要求保护孩子远离伤害与冲突、人们认为有必要对孩子施加控制以避免课堂骚乱、迫于压力必须提供答案,等等。某种礼节也要求我们以一种尊敬的语调谈论过去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向年轻一代传授所谓"我们的遗产"时。但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不愿意把威尔逊往坏处想呢?我们似乎觉得,像海伦·凯勒这样的人,只有始终保持是没有冲突的、单向度的,才会有励志价值。我们不想要复杂的偶像。"人们不想思考。如果人们思考,他们就一定会得出结论",海伦·凯勒指出:"结论并非总是令人满意。"我们多数人都很羞于卷入纷争,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特别在意要避免课堂上的冲突,原因之一就是习惯:我们如此习惯于温和,以至于任何教科书或教师只要把真正有见地的思想带到课堂上,都会使我们受到打击,并被视为对我们的政治言论以及课堂纪律的冒犯。毕竟,我们要为死者避讳。或许,当我们在读到我们的民族英雄时,也应该保持同样的尊敬、尊重和敬仰态度,就像在参观我们的国家大教堂、瞻仰海伦·凯勒及伍德罗·威尔逊的最后安息地时一样,我们在肉体上与死者如此接近,但在精神上却相去甚远。
不论什么理由,英雄化的结果都是对学生的潜在伤害。海伦·凯勒并非唯一一位被这样当作孩子来对待的人。向学生否定凯勒、威尔逊等人的人性将使学生始终处于一种思想不成熟的状态。它将使那种迪斯尼式的历史永远存在下去。迪斯尼乐园里的总统厅就是这样把我们的领导人美化为英雄政治家,而不是不完美的个人。我们的孩子们最终无法找到现实的角色可作激励的模范。学生们对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也无从理解。比如说,我们的国家13次侵扰尼加拉瓜,就的确值得我们反思,特别是当我们试图理解那个国家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要拥护一个共产主义政府之时。教科书应该把历史视为偶然,受到思想和个人力量的作用。但相反,它们却把历史呈现为一道"做熟的佳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