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的谎言

本文摘自《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 作者：（美）詹姆斯•洛温  中央编译出版社

目录：

一、被历史致残：英雄的塑造过程

二、感恩节的真实来历

被历史致残：英雄的塑造过程

构成美国形象的，正是一系列关于某个人的英雄祖先的神话。

--詹姆斯·鲍德温

在研究历史时，人们一想到污点必须被遗忘、被修改、被匆匆略过，就会感到不解。我们只须记住丹尼尔·韦伯斯特是了不起的宪法学家，无须记得他曾酩酊大醉；我们必须忘记乔治·华盛顿曾是一位奴隶主……我们只需记住那些我们觉得值得信赖的、鼓舞人心的事情。当然，这种思想也有它的难处，那就是担心历史失去了它作为模范的激励价值。它描写完美的人和高尚的民族，但就是不说实话。

--W.E.B.杜博伊斯

把我们尊崇的人奉为偶像，既伤害了他们，也伤害了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行事。

--查尔斯V.威利

本章讨论英雄化问题。英雄化是一个退化的过程（很像地质学上的石灰化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的教育机构把有血有肉的人变成了虔诚的、完美的造物，他们没有矛盾，没有痛苦，没有人情味，也没有可信性。

美国的很多历史教科书都配有人物插图，有些是非常著名的（《希望之地》为每一位总统提供了一个小头像），有些是一般人都知道的（《自由的挑战》准备的小头像上标有"你以前知道吗？"几个字，问的是关于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这位从医学院毕业的第一位美国女性的故事，以及《阳光下的葡萄干》等电影的编剧洛兰·汉斯贝里的一些事情）。插图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它们树立榜样，展示了各种不同的出人头地之路，它们还使教科书为布莱克威尔和汉斯贝里等人提供了空间--要不是有她们，历史只会是对男性政治领袖的大检阅。人物插图还能够促使我们思考我们教历史的目的：是否切斯特·A.阿瑟就比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更值得介绍？他们俩谁对我们今天影响更大呢？赖特发明了车库，改造了住宅建筑空间，至于阿瑟么--嗯，他签署了第一部《公务员法》。还有，谁的出名更有戏剧性？是布莱克威尔还是乔治Ｈ.Ｗ.布什（后者出生时口里含着一把银质参议院座椅）？如何选择是有争议的，但是，教科书要写进一些人确实应该不仅根据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还要考虑他取得那些成就所经历的过程。

我们还可以对课本中的那些英雄谱做第三层、第四层的推测。但是我现在关心的不是谁入选了这种英雄谱，我关心的是当他们被写进教科书、被带进课堂时，会变成什么样子。有两位20世纪的美国人是这种英雄化的绝佳例子，他们是伍德罗·威尔逊和海伦·凯勒。威尔逊无疑是一位重要的总统，他受到大量教科书的关注。另一方面，凯勒则是个"小人物"，她没有促成一部立法，没有改变任何一门科学的进程，更没有宣布进行什么战争。在我所考察的所有历史教科书中，只有一本载有她的照片，多数教科书甚至没有提到她。但是，老师们都对她津津乐道，并且经常展示一些声像材料，或者推荐一些将她树为楷模的传记。所有的这些刻意行为都旨在确保学生对这两位历史人物产生某种认识，但是学生并不会因此而知道得更多。英雄化就是这样扭曲了凯勒和威尔逊（以及其他许多人）的生平，以至于我们不能如实地想象他们。

老师们抬高了海伦·凯勒的形象，他们用这位失明又失聪，但身残志坚的女孩的事迹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学生。每个五年级学生都知道这样一幅画面：安妮·沙利文在一个水泵旁把"水"这个字拼写到海伦的手掌上。迄今描写凯伦生平事迹的电影和幻灯片已不下十部，每一部都在说着同样的陈词滥调。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发行的一部教育片最后总结说："海伦·凯勒和安妮·沙利文带给整个世界的礼物就是不断地告诫我们，周围的世界是多么奇妙，有那么多人在教我们认识它；没有哪个人是不值得帮助或无法帮助的，一个人对我们的最大益处就在于帮助他人发挥其真正的潜能。"

历史学家和制片人从海伦·凯勒身上得出这样空泛的格言，而无视她的真正生平，并把她特意告诫我们要从她身上学习的那些东西扔到一旁。凯勒顽强地学习说话，但历史却让她再度无言。结果，我们其实对她知之甚少。

过去20年间，我问过很多大学生海伦·凯勒是谁，她做过什么。他们都知道她是一个盲聋女孩。大多数人还都知道她有一位良师益友，叫安妮·沙利文，她教她读书、写字甚至说话。有些学生还能记得凯勒早年生活的某些细节：她住在阿拉巴马州，在遇到沙利文之前，她蛮横无理、没有规矩，如此等等。一些学生知道凯勒上过大学，但至于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她的整个成年生活又是怎样，他们就一无所知了。一些学生大胆地说，凯勒成为"公众人物"和"人道主义者"，或许是由于代表了盲人和聋哑人。"她写作，真的吗？"或者，"她说话"--无稽之谈。凯勒生于1880年，1904年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卒于1968年。忽略她64年的成年生活，或者只用一个"人道主义者"对它进行概括，那是以一种省略来说谎。

海伦·凯勒积极参加妇女选举权运动。她在1912年的这次示威中处于中心位置，这说明她的重要地位和对这项事业的热衷。图中盾牌都来自西部各州，在那里，妇女已经参加选举。

事实上，海伦·凯勒是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1909年，她加入了马萨诸塞州的社会党。早在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之前，她就是一位社会激进分子。她本人强调，这并非由于在那里所受的任何教育。俄国革命爆发后，她对这个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大唱赞歌："在东方，一颗新星冉冉升起！在痛苦的挣扎中，新秩序从旧的秩序中降生。看哪！在东方，一个男婴降生了！向前！同志们，齐向前！奔向俄罗斯的营火！迎接黎明！"凯勒在她的书房书桌上方悬挂了一面红旗。后来，她逐渐成为社会党的左翼，成为一名"沃布利"（Wobbly），即"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成员，这是一个遭伍德罗·威尔逊迫害的工团主义者联盟。

凯勒致力于社会主义，源于她作为残疾人的特殊经历，以及她对其他残障者的同情。起先，她简化字母表，使之适合残障者使用；但是她很快意识到，单纯地解决失明问题，是治标不治本。通过研究她发现，盲人并非随机分布在各种人口中，而是集中在社会底层。穷人更容易由于生产事故或者得不到充分的治疗而失明。有些穷人沦为妓女，又多了一种因梅毒而导致失明的危险。于是，凯勒认识到，社会阶级制度控制着人一生的命运，有时甚至决定他们是否会失明。凯勒的研究并非书斋式的："我参观过糖果店、工厂、棚户区。就算我看不见，我也闻得到。"

当凯勒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时，她已经是一位享誉全球的著名女性。但她很快声名扫地，因为转向社会主义，从而引起了一场新的舆论风暴--这次是招致怒火。那些曾经赞美她的勇气和智慧的报纸，转而强调她的残障。专栏作家们指责她没有独立的感官接受能力，受制于那些向她灌输思想的人。最典型的是《布鲁克林鹰报》的一位编辑。他写道，凯勒的"错误源于她生理发育的明显缺陷"。

凯勒回忆说，她曾经见过这位编辑。"当时，他对我的恭维是如此慷慨，我都不好意思再提。但是现在，我站出来支持社会主义，他就提醒我和大众，我是一个又聋又瞎、特别容易出错的人。大概，自从见过他以后，我的大脑就缩水了。"她接着说："哦，《布鲁克林鹰报》太滑稽了，它在社会问题上又聋又瞎，它维护着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制度。我们努力预防盲聋病症，而这个制度正是造成多数盲聋的根源。"

凯勒的后半生主要致力于为"美国盲人基金会"筹募资金，她坚信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激进的变革，这个信念从未动摇。她本人为说话而历经磨难，她还帮助建立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为他人的言论自由而奋斗。她捐赠100元给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并在该组织的刊物《危机》上公开发表支持信--这个行为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阿拉巴马州的白人来说，是激进的。她支持社会主义者尤金·V.德布斯的历次竞选总统活动。她还在妇女运动、政治、经济方面发表文章。在晚年，她写信给美国共产党领袖伊丽莎白·G.弗林--她是麦卡锡时代的牺牲品，当时正在监狱里度过风烛残年："亲爱的伊丽莎白·弗林，向您致以最美好的生日祝福！愿服务人类的美好感受为您无畏的心灵带去力量与安宁！"

有人或许不同意海伦·凯勒的立场。她对苏联的赞扬甚至对某些叛逆者来说也是奇特和令人不安的。但她的确是一名激进分子--这在美国是鲜为人知的，因为我们的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体都对此避而不谈。

学生们通常把进步时代的各项改革归于伍德罗·威尔逊的功劳，妇女选举权就是其中之一。然而，虽然在威尔逊执政时期妇女的确得到了选举权，但总统对此并不支持。他逮捕妇女参政论者，他的妻子也厌恶那些人。是绝食等斗争方式造成的压力，使威尔逊认识到，反对妇女选举权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教科书通常都不能说明英雄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作者们把很多事归之于英雄，其实只说了历史的一半还不到。

我们对伍德罗·威尔逊的无知更加严重。当我让大学生们告诉我，一提到威尔逊总统他们会想到什么，他们都积极回答。有的说威尔逊让我们的国家不情愿地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于战后在国内和国际上积极倡导建立国联；有的把威尔逊与进步事业，如妇女选举权，连到一起；少数学生还想到了威尔逊政府针对左翼联盟的"帕尔默大搜捕"。但是我的学生很少知道，或者说很少谈到威尔逊实施的两项反民主政策：联邦政府的种族隔离，以及对他国的军事干涉。

在威尔逊执政下，美国干涉拉丁美洲的频繁程度甚于我们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我们1914年出兵墨西哥，1915年出兵海地，1916年出兵多米尼加共和国，1916年再次出兵墨西哥（到威尔逊离任止，又出兵该国九次），1917年出兵古巴，1918年出兵巴拿马。在他整个任期里，威尔逊在尼加拉瓜一直驻有军队，以武力决定尼加拉瓜的总统人选，迫使其签订亲美条约。

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开始对俄国内战中的"白方"提供秘密经济援助，这时候他的权势盛极一时。在1918年夏天，他签署了一项针对苏联的海上封锁法令，并派兵远赴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符拉迪沃斯托克，以颠覆俄国革命。在英法支持下，美国与日本联合派兵由符拉迪沃斯托克向西一直打到贝加尔湖，支持捷克与白俄军队宣布成立以鄂木斯克为总部的反共产主义政府。在西至伏尔加的前线短暂驻扎后，白俄军队于1919年底崩溃，我们的军队也于1920年4月1日最终撤离符拉迪沃斯托克。

不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很少知道那场我们"与俄国的不为人知的战争"--这个词源于罗伯特·马多克斯的那本论述这场惨败的书名，甚至连我所列举的那12本美国历史教科书也无一提及那场战争。只是六本新教科书中的两本提到这场战争。比如，布尔斯廷与凯利写道："当布尔什维克俄国退出战争后，美国希望这座军需仓库能远离德国人之手，于是派一支5000人的部队加入在阿尔汉格尔对北俄罗斯的联合入侵。威尔逊还派出将近10000人的部队，作为协约国远征军的一部分进入西伯利亚。"通过这段话，美国学生就有可能--虽然有一定难度--推论出，威尔逊卷入了俄国内战。

相比之下，在俄国的历史教科书中，这一事件占了大量篇幅。马多克斯指出，"干涉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延长了那场血腥的战争，由此额外牺牲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对已经千疮百孔的社会予以重击，其涵义是深远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有清楚的证据证明……西方势力的目的就是要利用一切机会破坏苏维埃政权。"

这场侵略使冷战时期的苏联戒心重重，难以释怀，直到解体前夕，苏联还在申述侵略造成的损害。

相比威尔逊的俄国政策，人们对威尔逊入侵拉美要知道得多些。一些教科书确实记载了这些事件，而考察一下作者们为证明这些事件的正当性所做的努力，是很有意思的。只要是准确地描述这些事件，就不可能对威尔逊和美国报以好感。事后我们发现，威尔逊对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及尼加拉瓜的干涉，帮助了巴蒂斯塔、特鲁西略、杜瓦利埃、索摩査斯等独裁者上台，这些人的余毒至今仍未肃清。即便是在20世纪初，这些入侵大多就已在我们国内不得人心，并在国外招致批评的浪潮。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威尔逊的继任者修改了对待拉美的这种政策。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们知道这一点，在接威尔逊之后的一两章里，他们开始宣扬什么"睦邻友好政策"--柯立芝与胡佛开始从拉美撤军，富兰克林·D.罗斯福继续推进这一政策。

相比之下，教科书本该（但没有）把威尔逊的拉美行动称作"与邻为敌政策"。相反，在各种指责面前，它们总是设法为英雄开脱，就像《自由的挑战》一书所说的，"威尔逊总统希望美国与那些拉美国家成为朋友，但他发现那非常困难……"；有些教科书把入侵归罪到被侵略国家头上，《美利坚盛典》说："威尔逊尽量避免侵略性外交政策。海地的政治动乱很快迫使威尔逊收回了他的反帝言论……威尔逊很不情愿地派遣海军去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样的说法纯粹是无中生有。他的海军部长后来抱怨说，威尔逊"强迫（我）在海地做的那些事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没有文件材料证明，威尔逊在出兵加勒比海问题上有过任何疑虑。

我所考察的每本教科书都提到了威尔逊的1914年入侵墨西哥，但是它们都认为那些干涉并非威尔逊的错。2006年，《美利坚盛典》写道："对干涉的叫嚣发自美国沙文主义者之口"，"威尔逊反对干涉的立场是坚定的。"但后来，威尔逊的确曾下令部队进入墨西哥，当然，还是在国会授权他这样做之前。沃尔特·卡普已经揭示，认为威尔逊不愿意干涉的观点，再次违背了这样的事实：入侵从一开始就是威尔逊的主意，它冒犯了国会，也冒犯了美国人民。威尔逊的入侵行为是如此蛮横，当时墨西哥内战的双方领袖都要求美国军队撤离，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公众舆论压力最终迫使威尔逊召回了军队。

教科书的作者们在描述我们在墨西哥的冒险活动时，通常采用另外一种套路：他们把威尔逊说成是命令我们的军队撤离的人，但是从不明确指出是谁命令他们去入侵的！以被动式语句写成的片面信息帮助了历史人物从他们本来不英雄或不道德的事实中脱身。

有些书籍远不止隐匿行动者，甚至对行动本身也避而不谈。在那12本教科书中，有一半甚至根本没有提及威尔逊接管海地的事。美国海军在1915年入侵之后，迫使海地立法机构选举产生亲美总统。当海地没有继我们之后向德国宣战时，我们就解散了海地立法机构。当时，美国操纵所谓的全民公决，通过了一部新的海地宪法，它比原先的宪法更不民主，在那场全民公决的闹剧中以98225对768票通过。皮耶罗·格雷耶稣士曾指出："并不是威尔逊没能尽最大努力向那些小国输出民主。他从未那样做。他干涉的目的是推行霸权，而不是推行民主。"美国还破坏了自海地革命以来海地人民引以为傲的小块土地私有传统，而扶持建立大种植园。美国军队强征农民进入筑路队，戴着镣铐工作。1919年，海地人民起义，反抗美军占领，在一场游击战中，双方死亡3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海地人。关于威尔逊对海地的干涉，学生们在《走向今天》中读到这样的文字："在海地，一系列的革命使这个国家衰弱和动荡，美国的介入使其恢复了稳定。威尔逊……1915年出兵，美国海军占领海地，直到1934年。"这些平淡的语句为我们所做的事蒙上了面纱；当时一位名叫乔治·巴尼特的美国海军将领向他的海地指挥官抱怨说："对当地人的滥杀无辜事实上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巴尼特把这一暴力事件称为"海军陆战队中所发生过的同类事件中最令人震惊的。"

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间，美国有效地使尼加拉瓜、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等国家成为殖民地。威尔逊对俄国革命的反应强化了美国与欧洲殖民势力的联盟关系。在他的任期中，美国政府首次被共产主义幽灵--国外的，以及国内的--所困扰。威尔逊对之束手无策。他来到西部，在蒙大拿州的比灵斯，他登台演说，寻求人民对国联的支持，他警告说："在我们中间，有列宁的追随者。我不能想象成为一名列宁的追随者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追随黑暗、追随骚动和追随混乱。"即使是在白俄夺权者崩溃之后，威尔逊也拒不承认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他参与阻止俄国一战后签署和平协议，帮助驱逐匈牙利领导人、共产主义领袖库恩·贝拉。威尔逊对"自决"与"民主"的热衷从来没有脱离三个基本的"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当时年轻的胡志明在凡尔赛和会上向威尔逊呼吁支持越南自决，但是胡志明反对所有这三种主义。威尔逊不听，而法国也坚持要控制印度支那。对威尔逊来说，自决似乎只对比如说比利时这样的国家才是正确的，而对拉美或东南亚国家就不适合了。

在国内，威尔逊的种族政策也使他的任期很不光彩。他的共和党前任们都曾照例任命黑人担任重要职务，包括财政登记官和新奥尔良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的报关员。他们有时还任命非裔美国人担任邮政局长，特别是在黑人居多的南部小镇。非裔美国人还参加共和党的全国大会，并有机会进入白宫。而伍德罗·威尔逊，这位在1912年选举中得到许多非裔美国人选票的总统，却改变了这一切。威尔逊是一个南方人，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这是当时唯一一所拒绝接纳黑人的北方主要大学。他是一位公开宣扬白人优越论的种族主义者--他的妻子更甚，他甚至在内阁会议上给大家大谈所谓"黑鬼"的故事。他的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项旨在降低非裔美国人的公民权的提案，但遭到国会拒绝。威尔逊毫不顾忌地利用政府首脑的权力在联邦政府里搞种族隔离。他任命南方白人担任传统上由黑人担任的职位。他的政府以反共产主义为借口，监视和破坏黑人报纸、组织及工会领袖。他在海军里搞种族隔离，把非裔美国人转移到厨房和锅炉间，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他本人对《国联盟约》中的种族平等条款投反对票。威尔逊曾唯一一次在白宫会见非裔美国人领袖，但这类事情随着那次他把那些人轰出白宫而再也没有出现过。威尔逊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他的影响下，民主党的大门在此后的20年间再次向黑人关闭，而联邦政府的某些部门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远时代都处于种族隔离状态。1916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有色人种咨询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威尔逊的决议，决议尽管有些偏颇，但仍是正确的："民主党尚未执政，威尔逊先生和他的幕僚们就已经制订政策，要把所有的有色公民从联邦政府的代表中清除出去。"

在我所考察的教科书中，有八本根本没有提到威尔逊任期的这个"污点"，只有四本正确地描述了威尔逊的种族政策。1983年的《希望之地》做得最好：

伍德罗·威尔逊政府公然仇视黑人。威尔逊是一位公然鼓吹白人优越论的种族主义者，他认为黑人是低劣的。在他竞选总统期间，威尔逊向新闻界承诺人权。但是一当上总统，他就背信弃义。威尔逊命令在联邦政府工作的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必须互相隔离。这样的隔离，在南方重建之后是破天荒的！当南部城市的黑人联邦雇员抗议这一命令时，威尔逊就将他们解雇。在1914年11月，一个黑人代表团要求总统收回成命，威尔逊表现得粗鲁而仇视，拒绝他们的要求。

大多数教科书也确曾提到威尔逊的种族主义，但也只是只言片语，有些书还煞费苦心地为威尔逊从这种事情中开脱。《走向今天》的原话是这样的："威尔逊听任其内阁成员在联邦政府里扩散吉姆·克劳种族分离的做法。"忽略威尔逊的种族主义或者为其开脱，远不止是掩藏了一个个人污点。他是一个公开的种族主义者。没有哪位黑人会把威尔逊看作一位英雄，那些把他称作英雄的教科书都是从白人的角度来写的。掩盖真相就等于剥夺所有学生了解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关系的某些重要内容的机会。在威尔逊执政期间和结束之后不久，美国白人发起了一场新的种族暴行。这里，行政部门所定的基调是一个原因，另外的原因就是美国第一部史诗电影的上映。

导演Ｄ.W.格里菲斯在其电影《三K党人》中曾援引威尔逊的两卷本美国历史书--该书现在已由于其对重建问题的种族主义立场而声名扫地，该片也同样由于其大肆颂扬"三K党"在重建期间颠覆"黑人主宰"的共和党州政府而臭名昭著。该片是格里菲斯根据威尔逊的同学托马斯·迪克松的著作改编而成，而按照历史学家韦恩·维德的说法，托马斯·迪克松在种族问题上的成见"与《我的奋斗》不相上下"。在白宫的一次私人观影中，威尔逊看了这部电影，当时它已改名为《一个国家的诞生》。面对格里菲斯的阿谀，威尔逊回答说："它像是一部用闪电照亮的历史，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它全都如此真实。"格里菲斯于是使用这句话，成功地抵御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对该片煽动种族主义情绪的指责。

作为美国电影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该片不仅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技术产品，而且很可能还是所有时代里种族主义题材最为鲜明的电影。迪克松意在"通过再现历史，使每个看过我的这部电影的人都变成好的民主人士，从而彻底改变北方人的情操!在这个问题上再也不要犯错！我们做的就是这些！"迪克松并非夸大其词。在《一个国家的诞生》的刺激下，乔治亚的威廉·西蒙斯重建了"三K党"。种族主义从白宫中扩散出来，对这些党徒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使得他们胜过自己的重建时期的先辈们──在重建时期，格兰特总统成功地在一个州（南卡罗莱纳）消除了"三K党"，并使其一度在全国范围内受挫。新"三K党"很快蔓延全国。在印第安纳州、俄克拉荷马州、俄勒冈州以及很多南部州，"三K党"发展成为民主党内的主导力量。20世纪20年代，在从佛蒙特州的蒙彼利埃，到伊利诺斯州的西法兰克福，再到俄勒冈州的梅德福，"三K党"聚会是这些城镇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场景。威尔逊连任总统后，一股反黑人的种族主义浪潮席卷全国，白人对黑人的虐待之风向北一直蔓延到德卢斯。

美国人需要通过威尔逊时代懂得，一位种族主义总统与有类似倾向的民众反应是脱不了干系的。为了教育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教科书本应该讲清楚原因与结果、英雄与崇拜者之间的关系。但相反，它们却为英雄赋予高尚的动机，激发"人民"去谅解那些有问题的行为与政策。《美利坚民族的胜利》写道："作为总统，威尔逊似乎表达了大多数美国白人的心声：种族隔离最符合白人和黑人的双方利益。"

威尔逊不仅打击黑人，无疑还是一位最强烈的本土主义者。他反复强调，那些所谓的"归化的美国人"的忠诚是值得怀疑的。他说："所有那些带连字符称谓的人，都随身带有刀剑，时刻准备刺向共和国的致命之处。"美国人民响应了威尔逊总统的榜样，掀起了压制白人少数族裔的浪潮，但结果，大多数教科书指责人民，而不指责威尔逊。《美国的传统》承认，"威尔逊总统建立了所谓'克里尔公共资讯委员会'，后者使美国到处充斥着将德国人与野蛮人相提并论的宣传。"但是，对于由此引发的国内问题，该书又赶紧为威尔逊推卸责任："虽然威尔逊总统在其战争咨文中谨慎地指出了多数德裔美国人都是'忠诚的公民'，但是那些反德宣传仍然使他们遭受不幸。"

图3间谍与谎言：CPI在《星期六之夜邮报》上的公告

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对此表示悲观，都是危险的。克里尔公共资讯委员会要求所有的美国人"揭发那些……呼吁和平、贬斥我们为赢得战争而做的那些努力的人。"它告诫人们把那些人的名字报告给华盛顿的司法部。一战后，威尔逊政府对公民自由的打击不断加强；现在，又多了一条反共产主义的借口。这些举措使美国在那个时期空前绝后地近似于一个警察国家。

威尔逊漠视那些持不同意见者的权利，但是教科书却竭力为他开脱。1917年６月的《反间谍法》以及次年的《反叛乱法》，可以说是继1798年短命的《惩治煽动叛乱法案》之后最严重地侵犯了美国人的公民自由的法案；但是教科书却将这两种法案的通过归咎于"国会"，而与威尔逊无关。事实上，威尔逊试图强化《反间谍法》，在其中加入直接赋予总统更广泛的书刊审查权的条款。更严重的是，在威尔逊的批准下，邮政总长动用其新的书刊审查权扣押所有社会主义的、反英国的、亲爱尔兰的，以及其他在他看来对战争意图构成威胁的信件。罗伯特·哥德斯坦因为拍摄了电影《1776年精神》而遭致10年的牢狱之灾。该片描写了美国革命期间的英国人，英国人现在是我们的盟友，因此这种描写不合时宜。教科书的作者们解释说，战时压力使威尔逊对公民自由进行压制情有可原。但是，到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早已结束，威尔逊却仍然否决了一项旨在废除《反间谍法》和《反叛乱法》的提案。教科书的作者们把威尔逊连任总统后针对共产主义者和劳工组织的"猎巫运动"归咎于他的身体多病以及当时联邦检察官的嗜血好杀，但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实际上，联邦检察官帕尔默在威尔逊离任前夕请求他赦免尤金·V.德布斯，后者当时正在坐牢，罪行是曾发表言论，把"一战"说成是为经济利益而战，并批评《反间谍法》是不民主的。总统回答："绝不！"，于是德布斯继续在牢中煎熬，直到沃伦·哈定赦免他。《美国之路》采取了可以说是最为新奇的方法来为威尔逊的恶行开脱，它干脆把"红色恐惧"移到20世纪20年代，那时，威尔逊已从白宫一走了之！

英雄化阻碍了教科书暴露威尔逊的缺点，因此教科书很难对19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做出解释。当时，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考克斯本来有望成为威尔逊的继任者，但却被没进行竞选活动、无足轻重的哈定所击败。在这场美国总统选举史上最一边倒的选举中，哈定几乎囊括了64%的多数党选票。教科书指出，人民"厌倦"了，只想"回到常态"。选举人有可能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抵制威尔逊的事情，但教科书的作者们从未想到这一点。然而，海伦·凯勒知道这一点，她认为"威尔逊是世人所知道的最令人失望的人！"

并非只有中学历史课程在英雄化威尔逊。《希望之地》讨论了威尔逊的种族主义，但屈指可数的这类教科书也不得不面临一场攻坚战，因为它们要应付那么多的历史博物馆、公共电视档案以及历史小说里所纪念的那位模式化的威尔逊。

25年来，迈克尔·弗里奇教授一直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开展一项关于社会模范人物的试验。他让一年级大学生列出内战前美国历史上"你最先想到的十位人物的名字"。但他发现，每年他的学生一开始给出的名单都是那些同样的政治和军事人物，这再次反映出他们中学教科书为那些人物所提供的突出地位。于是他增加一条限制，"总统、将军、政治家等除外。"但弗里奇得到的名单也几乎不变，只不过已较少有历史教科书的痕迹。在大多数时候，贝琪·罗斯都名列榜首。（保罗·里维尔常常紧随其后。）

就学生们的这种选择而言，有趣的是，贝琪·罗斯其实什么也没做。弗里奇指出："在真正的第一面国旗的真正的制作过程中，她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罗斯大约在1876年前后引起人们的注意。当时，她的后人们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费城旅游，就编造了所谓第一面国旗的传说。中学教科书普遍忽略贝琪·罗斯，是公正的，也没有一本教科书把她列入书中的索引。那么，她的故事为什么得以流传开来呢？对此弗里奇做了饶有趣味的解释：如果说华盛顿是国父的话，那么贝琪·罗斯就是我们的圣母玛利亚！弗里奇描述了我们小学阶段盛传的那些故事（或者只是我们的想象？）："华盛顿（上帝）在简陋的小屋里找到卑微的女裁缝贝琪·罗斯，问她是否愿意根据他的设计缝制一面国旗。贝琪立即从她的衣服下摆掏出了这个民族和人类的自由和天赋权利的希望。"

我想弗里奇触及了某些问题，但仍只是在就事论事。不论你对他的解释是不是买账，贝琪·罗斯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都足以证明社会楷模的力量。就伍德罗·威尔逊的例子而言，教科书的确参与了对社会楷模的塑造。威尔逊被用这样的术语来描绘："善良"、"理想主义者"、"主张民族自决，反对殖民干涉"、"单挑孤立主义的参议院"、"时代的先行者"。我们将很多机构以他的名字命名，从华盛顿特区里根大厦里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到位于伊利诺斯州迪凯特市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学"--我在这所学校虚度了青春时光。如果总统山要添加第五副面孔，很多美国人会认为那非威尔逊莫属。在这种美好的模范面前，即便是《希望之地》里关于威尔逊总统的种族主义的罕见的直白论述，也不能动摇学生的观念。

这座乔治·华盛顿像现藏于史密森学会，它反映出教科书在塑造美国英雄时所惯常采用的方式：10英尺高，不带瑕疵，具有希腊神祗的体态。

历史博物馆馆长们知道参观者们会心怀一些理想的形象。一些馆长有意识地设计一些展览，来反驳那些不准确的形象。如果教科书作者、教师以及制片人也能针对性地反驳那些错误的形象，他们也能履行自己的教育使命。其实，伍德罗·威尔逊毕竟不需要他们为尊者讳。仅其任期前两年所取得的立法成就，包括关税改革、收入税、《联邦储备法》、《劳工补偿法》等，都是空前的。威尔逊支持民族自决的演讲震动了整个世界，尽管他有些言行不一。

为什么教科书要推出完美无瑕的典范？作者的省略和错误并非偶然。相关影片和幻灯片以及其他教育素材的制作者并非不知道海伦·凯勒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也没有人能够在不了解她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情况下读懂她的著作。至少，有一位教科书作者，即《美利坚盛典》的资深作者托马斯·贝利，非常清楚美国1918年对俄国的入侵，因为在1973年，他在其他场合写道："美国军队在1918至1920年间与俄国武装力量在俄国土地上的两座剧院内发生枪战。"或许还有一些作者也知道这一事件。威尔逊的种族主义对于职业历史学家来说也是非常熟悉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让公众去探知那些事情呢？

对此，英雄化本身就首先给出了答案。对于多数美国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也是如此。迈克尔·坎曼指出，作者们有选择地忽略了某些瑕疵，其目的就是使一些历史人物能被尽可能多的人所敬仰。教科书评论家诺玛·加布勒证实，教科书应该"以一种尊敬和荣耀的方式呈现我们的民族英雄"；在她的眼里，如果承认凯勒的社会主义以及威尔逊的种族主义，就几乎做不到那样。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有人曾言，教科书的作者们"把我们国家的伟大英雄和爱国者的错误、弱点和不足都呈现在了年少无知的学生面前；这是不对的。"而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就几乎挑不出这方面的毛病了。

或许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让我还是从海伦·凯勒谈起，因为对她64年后半生的忽略，代表了某种在文化运用方面的歪曲做法。对这一问题我将在后面的章节继续讨论。我们把凯勒当做一位完美的、非真实的人，以此激励年轻人去学习，于是凯勒成为一位神话人物，一个"战胜困难的女人"--但是，那是由于什么呢？没有了下文。只要看看她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就受到勉励了--但是我们无从知晓事情的真相。

凯勒少年时不想像个冰人似的哪也去不了。她自己强调，她生命的意义在于一旦克服了自己的身体缺陷后所做的事情。当然，她并非有案可查的第一位学说话的聋盲孩子，这一荣誉应该属于挪威姑娘朗希尔德·卡塔，是她的成就激励了凯勒。她也不是第一位学习读书写字的美国盲聋人，这一荣誉应该属于劳拉·布瑞吉曼，是她教会了安妮·沙利文触摸式字母表，沙利文又教给了凯勒。1929年，凯勒快50岁时，写了第二本自传，名叫《中流》，书中通过细节描述了自己的社会哲学。凯勒记录了她参观以煤矿、采石以及搬运为业的城镇的经过，在那里，工人们在罢工。她想让我们知道她的这些经历，以及她从这些经历中得到的结论。为迎合我们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删节后的海伦·凯勒的故事净化了英雄的形象，只剩下自助与勤劳的美德。凯勒本人虽然几乎不反对艰苦劳动，但明显反对这种意识形态。

我一度相信，我们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可以随意地塑造自己的生活……我克服了盲聋的障碍，这给我带来足够的欢乐。我还认为，只要投入到与生活的抗争中，任何人都能取得胜利。但是，走访了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地方之后，我认识到，我对于自己知之甚少的事情说得过于肯定了。我忘记了自己的成功有一部分得益于我的出生和环境……现在，我懂得了，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具备往上爬的能力。

教科书都不想涉及这一观念。"教科书的出版有三大禁忌"，一家规模很大的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这样告诉我："那就是性、宗教和社会阶级。"对于前两者我都可以想象，但最后一点却让我费解。毕竟，社会学家知道社会阶级观念的重要性。然而，对美国历史教科书的考察又使我相信，这位编辑说的是对的。有些观念--比如，在美国机会是不平等的，并非每个人都有"在这个世界上向上爬的能力"--对于教科书的作者乃至很多教师来说，都是大逆不道的。教育家们希望把凯勒树立为能使年轻人受到鼓舞和激励的教育素材--如果她做到，你也能做到！于是，我们就不提她的成年生活，把她完整的生命变成模糊的"拎着自己的鞋带把自己提上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把这位为穷人而战的热情斗士变成她一生中从未表现出的那个样子：乏味。

伍德罗·威尔逊也被同样地美化了。虽然有些历史教科书比其他的教科书揭露了更多的威尔逊任总统期间的劣迹，但是我所考察的18本教科书对他全都采取一个基调：尊敬、爱国，甚至阿谀奉承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尔逊在20世纪20年代曾遭到广泛轻视，只是到了二战后，才受到一些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好评。戈登·莱文指出，我们两党战后一致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实行广泛的对外干涉的外交政策，而这一切都"决定性地肇始于威尔逊政府提出的意识形态和国际纲领"。教科书的作者们因此对威尔逊执政期间的对外干涉──大多是得不偿失的错误举措──以及其他令人失望之处轻描淡写或予以辩解。

还有一大堆其他的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教科书会略去那些令人头疼的真相，比如：来自"统治阶级"的压力、来自教科书审查委员会的压力、人们希望避免模糊性、人们要求保护孩子远离伤害与冲突、人们认为有必要对孩子施加控制以避免课堂骚乱、迫于压力必须提供答案，等等。某种礼节也要求我们以一种尊敬的语调谈论过去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向年轻一代传授所谓"我们的遗产"时。但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不愿意把威尔逊往坏处想呢？我们似乎觉得，像海伦·凯勒这样的人，只有始终保持是没有冲突的、单向度的，才会有励志价值。我们不想要复杂的偶像。"人们不想思考。如果人们思考，他们就一定会得出结论"，海伦·凯勒指出："结论并非总是令人满意。"我们多数人都很羞于卷入纷争，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特别在意要避免课堂上的冲突，原因之一就是习惯：我们如此习惯于温和，以至于任何教科书或教师只要把真正有见地的思想带到课堂上，都会使我们受到打击，并被视为对我们的政治言论以及课堂纪律的冒犯。毕竟，我们要为死者避讳。或许，当我们在读到我们的民族英雄时，也应该保持同样的尊敬、尊重和敬仰态度，就像在参观我们的国家大教堂、瞻仰海伦·凯勒及伍德罗·威尔逊的最后安息地时一样，我们在肉体上与死者如此接近，但在精神上却相去甚远。

不论什么理由，英雄化的结果都是对学生的潜在伤害。海伦·凯勒并非唯一一位被这样当作孩子来对待的人。向学生否定凯勒、威尔逊等人的人性将使学生始终处于一种思想不成熟的状态。它将使那种迪斯尼式的历史永远存在下去。迪斯尼乐园里的总统厅就是这样把我们的领导人美化为英雄政治家，而不是不完美的个人。我们的孩子们最终无法找到现实的角色可作激励的模范。学生们对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也无从理解。比如说，我们的国家13次侵扰尼加拉瓜，就的确值得我们反思，特别是当我们试图理解那个国家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要拥护一个共产主义政府之时。教科书应该把历史视为偶然，受到思想和个人力量的作用。但相反，它们却把历史呈现为一道"做熟的佳肴"。

教科书、电影以及美国历史课有没有取得它们在我们的英雄问题上所想达到的结果呢？的确，教科书作者们希望，对于那些他们用同情的方式来处理的历史人物，我们要往好处想。实际上，我们做到了，至少从表面上看如此。近来的中学毕业生几乎没人会说凯勒或威尔逊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但是，这二位是否就被认为是英雄呢？我曾经多次在我的第一次课上问过共几百个大学生（多数是白人），在他们心目中，谁是美国历史上的英雄。结果，他们并没有选择海伦·凯勒、伍德罗·威尔逊、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普利茅斯的迈尔斯·斯坦迪什或其他什么人、弗吉尼亚的约翰·史密斯或其他什么人、亚伯拉罕·林肯，甚至也没有选教科书告诉他们应该选的那些美国历史人物。"水门事件"之后的一代学生对所有这些"既定的"英雄抱以冷嘲热讽，说他们"令-人-乏-味"。

有些学生选择"无"。--也就是，他们说美国历史上没有英雄。有些学生把我们具有美国特色的同情心付给了那些可怜的失败者，因此选择了非裔美国人，比如，马丁·路德·金、马尔科姆·X，或许还有罗萨·帕克斯、哈丽特·塔布曼、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还有些学生甚至选择外国人，不管是男是女，比如，甘地、特蕾莎修女、尼尔森·曼德拉，乃至（现在已销声匿迹的）米哈伊·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健康的倾向。我们的确希望学生具有怀疑精神。或许我们想让他们敢于挑战，不再需要别人来告诉自己该去相信谁。但是，以我的品味，回答"无"太油腔滑调，太目空一切。但是，对于英雄化来说，这种态度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教科书的作者们回避那些瑕疵、问题、不幸的人格特征，以及错误观念时，他们就把英雄从生动的男人和女人变成僵化的木偶。那些人的内心斗争消失了，他们不但不善，而且是伪善了。

学生们拿海伦·凯勒开玩笑，嘲弄那些道学家。中小学生们并非在残忍地取笑残疾人，他们这样做时，是在贬低那些好得不真实的虚假形象。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失去了海伦·凯勒，她沦为一个笑柄，这的确令人颓丧。了解她极不平凡的一生，不仅能赋予盲聋学生以力量，而且对正常的女生，或许还有男生，都是一个鼓励。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一样，我们美国人也需要英雄。像"如果马丁·路德·金还活着，他会……"这样的表述，说明了历史人物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某种作用。我们大多数人在做一件事时，如果想到英雄也会这样做，就会对自己充满信心。谁是英雄，他们是否被当作活生生的人来对待，以及他们是否能被用作某种模范，都会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具有特别的意义。

我们下面将要讨论我们的第一位英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华盛顿·欧文曾写道："要警惕有害的学问侵害伟人的英名。"这是在为英雄化辩护。1828年，欧文的三卷本哥伦布传记出版，该书至今仍影响到中学教师和教科书如何讲授这位"大航海家"。因此，不足奇怪，英雄化从我们手中盗走了哥伦布一生中的某些重要方面，只留下一些戏剧性的情节。

感恩节的真实来历

试想一下，实质上，感恩节的那些标准食谱，没有一项包含了哪怕一盎司的真实性、历史准确性和任何跨文化观念，那么，为什么感恩节还会如此深入人心呢？对于美国人的心智来说，难道有必要去不断压榨并贬低受害者来为自己的历史正名？

--迈克尔·多瑞斯

欧洲探险者与入侵者发现了一个已有人居住的陆地。如果那块陆地当时真的那么荒凉，那么它现在还会是那样；因为，欧洲人无论是凭其16和17世纪的技术还是他们的社会组织，都没有能力依靠自己的资源去维持一些远离自己的家乡数千公里之外的殖民地前哨基地。

--弗朗西斯·詹宁斯

欧洲人之所以能够征服美洲，并非由于他们的军事天赋，或者他们的宗教动机，也不是由于他们的野心或者贪婪。他们征服美洲，靠的是发动人们始料未及的生化战。

--霍华德·辛普森

注意这些事物是令人痛苦的。我们的先辈们，虽然英明、虔诚、真挚，但在基督的仁慈方面，却总是让人心生疑云；在历史学中，真理应该保持神圣，不论付出什么代价……特别是要批驳那种狭隘、琐碎的爱国主义，那种爱国主义非但不去追寻真理，反而以为先人们盖上最后一块遮羞布而感到自豪。

--托马斯·阿斯平沃尔上校

最近几年，我问过几百个大学生，我们现在称作"合众国"的这个国家在什么时间开始有人定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心胸开阔的表现。"我们现在称作……"这一提法的确暗指在合众国建立之前美国就有人定居。我原以为,当然我更希望，学生们会说是公元前30000年,或者哥伦布之前的某个时代。

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回答。他们一致回答：1620年。

很明显，我的学生们满脑子都是那个关于美国起源的神话，即，第一个感恩节的故事。教科书就是这种神话的传播者之一。

问题部分出在"定居"（settle）这个词上。一次，学生向我指出，"定居者"是白人，"印第安人"不定居。"定居"这个词带有误导性。被误导的还不仅仅是学生。那部向旅客推荐参观"普利茅斯种植园"的电影就讲述了"殖民者们如何驯服了充满敌意的蛮荒环境"。最近，在一个感恩节的周末，我听一位导游在自由女神像前介绍说，欧洲移民"散布在蛮荒的东海岸"。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要不是美洲印第安人已经先行居住在新英格兰，欧洲人可能举步维艰。

以"始祖移民"为起点去写美洲的历史，被遗漏的不只是印第安人，还有西班牙人。"我们现在称作'合众国'的这个国家"的第一批非土著居民是西班牙人在1526年放弃一项定居企图时留下来的非洲奴隶。1565年，西班牙人屠杀了在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定居不久的法国新教徒，并在那建立了自己的城堡。1565至1568年间，西班牙人探险至卡罗莱纳，建立了一些要塞，但那些要塞后来被印第安人烧毁。一些后来到达的西班牙定居者就是我们的第一批"始祖移民"。他们是为了寻找新的宗教、确保宗教自由才来到这里；他们是西班牙犹太人，在16世纪定居于新墨西哥。美国很少人知道，今天合众国的三分之一的土地，从旧金山到阿肯色到纳齐兹到佛罗里达，属于西班牙人的时间远比属于"美国人"的时间长；也很少人知道，"美国革命女儿会"的最早祖先离开英格兰之前，西班牙裔美国人就已经居住在这里了。而且，西班牙文化在美国西部也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西班牙人引进了马、牛、羊、猪以及美国牛仔文化的基本元素，如牛仔文化的词汇：野马（mustang,bronco）、套牛（rodeo,lariat），等等。西班牙人的马匹逃到别处，并大量繁殖，这导致一种新的文化在大平原印第安人中快速繁荣。詹姆斯·阿克斯特尔写道："我们发现，如果有一本教科书在讨论传统的东部殖民地之前，先讨论一下西海岸的事情，那将多么令人耳目一新啊。"

但教科书为什么没这样做呢？这或许是因为，大多数教科书作者都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我所考察的18本教科书的46位作者有姓"鲍尔"（Bauer）的，有姓"伯金"（Berkin）的，有姓"威廉姆斯"（Williams）的，还有姓"伍德"（Wood）的；但是只有两个人是姓西班牙姓氏的，一个是《自由的挑战》的作者琳达·安·德利翁（LindaAnnDeLeon），另一个是《美国人》的作者J.克洛尔·德·阿尔瓦（J.KlordeAlva）。并非偶然的是，后两位所写的书籍都提供了对"今天所称的合众国"里的早期西班牙定居者的最为完整的叙述，包括提到了西班牙人建立的传教机构遍布从卡罗莱纳到墨西哥湾、从圣地亚哥到旧金山的广大地区。我们这代人可以看到，美国的学龄人口将注定以少数民族居多，而西班牙裔、非裔、亚裔以及土著美洲人总体上将占51%之多。在这一点上，或许，在经过多次痛下决心之后，历史教科书将给予我们的西班牙史更多的关注--这是它们终将会做的。此外，西班牙人总被视为入侵者，而英国人则被视为定居者。

从1620年写美国的历史也忽略了荷兰人。荷兰人在1614年以前就居住在现在叫做奥尔巴尼的那个地方。实际上，准确地说，1620年也不是英国的第一批永久性居民到来的时间，因为早在1607年，伦敦公司就派人到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定居。

这都没有关系。"我们现在称为合众国的这个国家"的神话起源在于普利茅斯岩，时间是在1620年。下面是摘自《美国的传统》的一段代表性描述：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探险之后，"始祖移民"们在普利茅斯港口选了一块陆地定居下来。不幸的是，他们到那的时间是12月，他们没有做好过冬的准备。然而，印第安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印第安人为他们提供食物，教他们种植粮食。天气转暖的时候，殖民者们开始种植粮食、钓鱼、打猎，并为冬天做准备。在收获了第一季庄稼之后，他们与自己的印第安朋友庆祝了第一个感恩节。

我的学生们还都知道，在英格兰，"始祖移民"们曾因宗教信仰的不同遭受迫害，后来迁到荷兰。据学生们所说，"始祖移民"们乘坐"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并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这是宪法的雏形。岁月艰难，直到他们遇见了斯宽托（Squanto），他们的生活才有所改善。斯宽托教他们在种庄稼时怎样以小鱼做肥料，以确保获得大丰收。但是，当我问到瘟疫的时候，我的学生们对我瞪大双眼，什么瘟疫？黑死病吗？--不，我叹息，黑死病比这要早300年呢。

然而，黑死病的确值得一提。威廉·兰格曾写道，黑死病（或淋巴腺鼠疫）"无疑是有史以来降临给人类的最严重的一次灾难"。它从1348年蔓延到1350年，30%的欧洲人死于此疫。由于是灾难性的，疾病本身带来的更多是恐惧。根据兰格的研究,在中世纪，几乎每个人都认为黑死病是上帝对人类所犯的罪恶的一种惩罚。一想到审判的日子即将来临，农民不种植庄稼，许多人酗酒堕落。文化和经济的衰落较疾病本身造成了更大的死亡，整个欧洲文化都受到了影响：恐惧、死亡、罪恶感成了艺术家的主要题材。较轻的瘟疫，像伤寒、梅毒、流感以及鼠疫等继续在欧洲肆虐，一直延续到17世纪末。

历史上，欧洲、亚洲、非洲的比较温暖的地带一直是大多数人类疾病的繁衍地。人类在热带地区发展，热带疾病伴随着人类进化。人类移居到寒冷地带时，要借助文化上的发明物--衣服、住所、火等维持自身及周围环境的温度。居住在人类宿主之外的微生物在其生命周期的某个阶段要适应欧亚北部的气候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考古学界目前的看法是正确的话，当人类跨过新干涸的白令海峡迁移到美洲时，气候和物理环境的变化甚至还威胁到那些早期从非洲向北慢慢迁移过来的耐寒的寄生虫。第一批移民是通过严格的低温消毒的考验才进入美洲的。西半球的第一批定居者的健康状况可能空前绝后的好。而长期困扰他们的许多疾病根本不可能熬过这漫长的旅途。

一些动物也是如此。在1492年后欧洲人及非洲人到达之前，西半球的人没有牛、猪、马、绵羊、山羊和鸡。很多疾病--从炭疽热、肺结核、霍乱到链球菌、癣菌病、各种梅毒--在人和牲畜之间传播。然而，西半球的早期居民没有牲畜，因此也就不会从它们身上染病。

欧洲人和亚洲人还由于一个微妙因素的影响而很不健康，这个因素就是人口密集。引发疾病的有机物需要不断找到新的有机体供自身生存。这个需要，以天花为例来说明就再清楚不过了。天花不能在活的有机体外生存，但是在它大幅发作时，它经常杀死它的宿主。因此，瘟疫给自己造成困境：它定期需要新的受害者。各种流感病毒也同样需要不断传播，因为如果它们的感染者侥幸活下来的话，就会拥有免疫力至少几周，有时甚至终生。像内华达的派犹特印第安人这样的小社团，虽然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大家庭中，但可能、也确实在后哥伦布时期患过天花病。这种天花病是由一些偏远的农村居民传给他们的，因为，为数极少的农村居民是不可能长时间维持这些天花病毒的生存的。甚至连村落的居民也没有见识过足够密集的人群。村民们每天见到300个人，但那几乎是同样的300个人。重复接触熟人和不断遇见新人，无论就人类的文化而言，还是就微生物的演化而言，结果都是不一样的。

美洲的一些地区，人口密度确实很高。印加之路还把来自北部的厄瓜多尔和智利的市镇连接了起来。1500到2000年前，伊利诺斯的克霍基亚地区的总人口约4万人，贸易把大盐湖和佛罗里达、落基山脉和现在的新英格兰连接起来。因此，我们现在研究的不是孤立的"原始"部族。不过，西半球的大多数地方都不如欧洲、非洲和亚洲人口密集，西半球也不像伦敦和开罗那样污水漫街，臭水沟助长疾病蔓延。

当年美洲人很少生病，部分原因也应归功于当地居民讲卫生的基本习俗。北欧和英格兰居民很少洗澡，认为那不健康，也很少一次把所有的衣服都脱掉，认为那样做不正派。根据斯宽托传记的作者菲尼·辛纳的描述,印第安人觉得"始祖移民"身上的气味很难闻，所以"斯宽托就尝试着教他们洗澡，然而没有成功。"

基于所有这些原因，南北美洲的居民与澳大利亚土著人和偏远的太平洋岛上的各民族一样，在哥伦布到来之前是"相当健康的民族"。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事实证明，正是他们的健康使他们遭殃，因为他们没有通过遗传或幼儿疾病获得抵抗力，不能抵抗欧洲人和非洲人带来的病菌。

1617年，就在"始祖移民"到来之前，新英格兰南部就有疾病在传播。几十年来，英、法渔民一直在马萨诸塞海岸钓鱼。船装满鳕鱼后，他们就上岸躺在木柴上，或者干脆浸在清澈的海水中休息，或者抓获几个印第安人把他们贩卖到欧洲作奴隶。这些渔民很可能把一些疾病传播给了他们所碰到的人。相比而言，随之而来的疾病较黑死病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场疾病就是腹股沟腺鼠疫，另外一些认为这是病毒性的肝炎，还有的说是天花，也有的说是水痘、流感，众说纷纭。

三年之内，瘟疫消灭了90%到96%的新英格兰沿海的居民。土著社会瓦解。罗伯特·卡西曼是一位亲眼目睹过这一惨剧的英国人，他记录了这一人类先前从未遭遇的死亡率，他写道，只有"20来岁的人才能侥幸活下来"。幸存者由于无力处理这么多的尸体，就放弃了家园逃到附近的部落去了。由于他们身上携带着病菌，一些从未遇到过白人的美洲印第安人也死去了。霍华德·辛普森这样描写"始祖移民"们所看到的那一惨剧："村庄成了废墟，没有人再管它。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尸骸遍地，无人埋葬。"

大多数新版教科书都收录了这幅图，这可以说是在对待土著美洲人问题上的一个最大变化。我的初版《老师的谎言》批评了那些无视那场反复摧残土著人口的流行病的做法。当时，没有哪本教科书收录了这幅插图或提到疾病问题。

过了15年，又一场瘟疫爆发，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都是天花。的确，欧裔美洲人也感染了天花及其他疾病，但是他们一般都康复了，包括一度"浑身是疮的乔治·华盛顿"。土著美洲人通常都死掉了。这场病灾对两种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英国的分离主义分子把他们的生活看成是天启道德的显现，因此他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上帝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当时的马萨诸塞湾总督约翰·温思罗普称这场瘟疫是"超自然的"。1634年，他给一位英国朋友写信说："要不是上帝对本地居民还稍有偏爱的话，这地方大部分地区，大约300英里以内的地方都会有继续蔓延的天花病毒恣意肆虐。上帝剥夺了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所有权，那些继续留在我们一边、置身于我们的保护之下的人总共不到50个……"上帝，你这位最初的不动产代理人！

这些阿兹特克人的绘画描述了天花，表现了普利茅斯附近的那场令人恐怖的流行病的某些场景，与威廉·布莱德福德说的话很吻合：

"再也没有比这更痛苦的疾病会降临到印第安人身上，他们担心它远远胜过瘟疫。那些得了这种病的人任由疾病蔓延，由于缺少被褥、亚麻及其他东西，他们只能躺在硬梆梆的席子上，陷入痛苦的哀嚎之中。脓包溃烂，流脓，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贴垫子躺的一面的皮肤裂开了。当他们翻过身来，整个一侧都会裂开，还有淤血，看起来非常可怕。再后来，加上感冒或别的大瘟疫，他们像绵羊一样一点点腐烂死掉。"引自辛普森：《无形的军队》

很多土著人同样得出结论：神抛弃了自己。罗伯特·卡西曼说："那些活下来的人，勇气全失，表情沮丧，似惊弓之鸟。"天花瘟疫过后，切罗基族人"非常绝望，他们不再信仰上帝和牧师，他们的牧师也破坏掉部落里所有的圣物。"毕竟，印第安人与"始祖移民"都不懂得疾病的病菌理论，土著医师提供不了治疗方法，他们的草药不能减轻痛苦，他们的宗教也提供不了任何解释。但白人的却可以。像三个世纪前的欧洲人一样，许多美洲印第安人或沉迷于酗酒，或皈依基督教，或者干脆自杀。

或许，这些瘟疫构成了17世纪早期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瘟疫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在来到新英格兰的头50年里，不会遇到来自印第安人的真正威胁。实际上，瘟疫有助于普利茅斯人奇迹般地受到万帕诺亚格人的热情欢迎。马萨索伊特是一位万帕诺亚格人的首领，他急于和"始祖移民"联盟，因为瘟疫已经如此沉重地打击了他的村庄，他担心西部的纳拉甘塞特族人会乘虚而入。当1631年新定居者与索格斯的老居民发生土地纠纷时，用清教牧师英克里斯·马瑟的话说，"上帝在印第安人中间播下天花，从而结束了纷争。一个城镇一个城镇的人被灭绝。在某些城镇，没有一个灵魂得以逃脱大毁灭。"等到新英格兰的土著人口有所回升时，要赶走入侵者已为时太晚了。

今天，当我们把欧洲技术与"原始"印第安人的技术相比较时，我们会说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时却似乎不是这样。历史学家卡伦·库柏曼推断：

美洲东海岸的印第安人的技术和文化当时与英国人的技术和文化不相上下，孰优孰劣一时还不甚明了……人们只能想象，如果欧洲疾病没有对美洲人口产生毁灭性影响的话，其比拼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如果殖民者不占有已灭绝的印第安农夫开垦出的土地的话，殖民活动或许会进展得缓慢得多。如果印第安文化没有毁于它所遭受的那些从肉体到心灵的打击的话，殖民活动或许根本就无法进行。

不管怎样，当1606年塞缪尔·德·尚普兰试图在马萨诸塞定居时，土著美洲人赶走了他。第二年，阿本乃吉（Abenakis）带人把第一批普利茅斯公司的定居者赶出了缅因。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推断，如果挪威人当时不是时运不佳，迁出了远离欧洲疾病中心的格陵兰岛和冰岛的话，他们也许已成功地在纽芬兰和拉布拉多殖民了。但这只是"如果"历史。新英格兰的瘟疫不是"如果"。它们继续向西推移，在与文化接触的赛跑中一路领先。

在美洲各地，第一批欧洲探险者所到之处遇到的印第安人要比后来者遇到的印第安人多得多。在赫尔南多·德·索托游历今天美国东南部一个半世纪之后，到达这里的法国探险者发现当地人口还不足德·索托走后的四分之一，这场人口锐减对土著的文化与社会组织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同样，在著名的1804至1806年远征中，刘易斯与克拉克在俄勒冈遇到的土著人要比仅20年后居住在那里的人多得多。

亨利·杜宾斯罗列了1520至1918年间发生的93场悲惨的瘟疫。他记录了41场天花、4场鼠疫、17场麻疹、10场流感（这些都发生在土著印第安人身上），还有25场肺结核、白喉、伤寒、霍乱及其他疾病。这些疾病很多都流行极广，始于佛罗里达或墨西哥，一直蔓延到太平洋和北冰洋才停止。疾病在墨西哥、秘鲁与在马萨诸塞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西班牙人当年是如何设法征服现在的墨西哥城的呢？"当基督徒厌倦了战争时，上帝觉得，应该为印第安人送去天花病毒，于是城里瘟疫横行。"当西班牙人行进到特诺奇蒂特兰城时，尸横遍野，他们不得不从尸体上踏过。大多数西班牙征服者都对疾病具有免疫能力，而这一事实本身又有助于挫败阿兹特克人的士气。

如今，瘟疫继续流行。矿工和伐木工人又把欧洲疾病带到巴西北部和委内瑞拉南部的雅诺马莫人（Yanomamo）身上，1991年，雅诺马莫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死去。查尔斯·达尔文于1839年以一种接近诗体的语言写道"欧洲人所到之处，死神仿佛追逐土著。"

欧洲人一直未能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或者非洲的大多数地区"定居"下来，因为那儿已有太多的人居住。当年瘟疫在美洲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可以从以下两个关于人口的简单估计中略知一二。一个是威廉·麦克尼尔的推测，1492年美洲的人口是1亿。另一个是威廉·兰格的推测，哥伦布出航时，欧洲的人口只有7千万。欧洲人在军事、社会技术方面的优势使他们征服了美洲人，就像他们最终征服了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一样，但是，他们最终没能在东半球"定居"。从这个角度说，瘟疫是必需的。因此，除了欧洲人（和非洲人）的入侵外，瘟疫的确是美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第一批瘟疫不仅给美洲印第安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而且也使对前哥伦布时代土著美洲人口的估计困难重重。结果是，在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中间，争论持续不断。1840年，乔治·凯特林估计，在白人到来时，美国和加拿大的土著人口也许是1400万。他认为，幸存的只有200万。到1880年，由于战争、衰退和疾病，土著人口降到25万，下降了98％。1921年，詹姆斯·穆尼（JamesMooney）推断，1492年，在今天的美国所在的区域，土著人口只有100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穆尼的推断一直被人接受，虽然它不那么可信，因为支持它的观点是建立在推论而非证据基础上的。科林·麦克伊夫迪的观点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较高的估计认为，土著人口由于天花病毒、麻疹和其他从欧洲带来的疾病，已减至较低水平（大约在100万到200万之间）。实际上，他们的确可能也就那么多。但是没有任何关于大陆（欧洲）人口减少比例的记录，只提到从2000万减到200万或100万。即使是黑死病，欧洲人口也只不过减少了三分之一。

请注意，麦克伊夫迪既忽略了数据，也没有对上述疾病进行推论，仅凭类似于常识的东西对它们一并排斥。实际上，他辩称："没有什么能和常识抗衡。"但是"始祖移民"到来之前的美洲流行病学并非人人知晓的领域，不能用"常识"代替多年的相关研究。麦克伊夫迪所说的"常识"，其实就是指传统的说法，而这一传统说法是"欧洲中心论"的。我们塑造出"大陆处女地"及其必然衍生物"原始部落"等概念模型，这些对我们估计土著人口产生了微妙的影响：那些视土著美洲人文化为原始文化的学者们，出于这些概念模型的需要，会降低自己对欧洲人到来之前美洲人口的估计。因此，穆尼的低水平估计"合乎情理"--与这一概念模型相呼应。它从不在乎，这块土地其实从不荒芜，恰恰相反，只是到了近代才被抛荒。

对于这一死亡率，今天一些历史学家与地理学家都觉得难以置信，但是当年的"始祖移民"们都知道那是真实的。比如，威廉·布莱德福德曾这样描述荷兰人--普利茅斯人的对手--到康涅狄格的一个印第安村落旅行和做生意的情景："但是他们的生意失败了，因为按上帝的意志，这些印第安人遭到了如此要命的疾病，1000人就有950人丧生，尸横遍野，无人掩埋……"这个95％的死亡率，正是麦克伊夫迪所拒绝承认的。在相对的海岸，加利福尼亚的土著人口在1769年为30万（到此时，由于西班牙携带来的各种疾病，人口已经减半），到一个世纪后降至3万；这主要是由于淘金热所导致的"疾病、饥饿、仇杀以及出生率下降"。

在凯特林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没注意到""始祖移民"们及其他早期编年史家们所提供的证据。然而，自1947年开始，P.M.阿斯本等研究者们提出了更加准确的估计，这些估计立足于对欧洲人初次到来时的情况的细化研究、对全大陆范围内的仔细汇总，以及早期瘟疫的相关证据。现在大多数人推断，欧洲人到来之前的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数为1000万到2000万之间。

我最初考察的12本教科书大多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它们没有一本将读者引入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初的那场激烈辩论之中，并介绍各种关于人口数的估计是怎样变化，为什么变化的；相反，它们仅仅提供数字，而且是彼此大相径庭的数字。《美国的经历》认为"有1000万人之多"；《美国的传统》认为"只有大约100万北美印第安人"，"大约500个不同的族群分布在北美大陆，他们大都过着游牧生活。"像其他没有研究过这些文献的美国人一样，这些教科书的作者们仍摆脱不了"处女地"及"原始部落"等概念模型。他们对美洲印第安人口的最为常见的估计是100万--有五本教科书都提供了这一不可信的数字。在那些教科书中，只有两本提出了1000万到2000万的估计，这才基本属于当时学界所认可的范围之内。有两本教科书信誓旦旦地说人口数为100到1200万--这或许会在课堂上引发激烈的讨论：为什么书中的估计这么模糊。有三本教科书完全不提这一问题。那些新版的教科书情况更糟：它们无一触及人口数估计问题。

问题如其说是出在数字估计上，不如说是出在态度上。提出争议似乎总有点过分。那要求学生自己得出结论。教科书作者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向孩子们展现"事实"，好让他们去"背"，而不是鼓励他们独立思考。这样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们忽视推理、辩论，不重视在社会科学中引入证据。

关于瘟疫，我最初所考察的12本教科书提的更少。仅有三本提到印第安人所患的疾病，并且只把它作为普利茅斯等新英格兰某地的问题。现在，大多数新版的教科书确实把"旧世界"的疾病视为"哥伦布交换"的一个部分。这一天总算是等来了！毕竟，在殖民地时期，每个人都知道瘟疫。甚至在"五月花"号启航之前，英王詹姆斯感谢"万能的上帝赐予我们伟大的善与慷慨"，"将这一非凡的瘟疫投向蛮族。"两百年后，我收藏到的最早的美国历史书--1829年出版的J.W.巴伯的《美国历史上的有趣事件》--仍能记得那场瘟疫：

在普利茅斯移民到来之前几年，一场致命的疾病以势不可挡之势袭击了居住在新英格兰东部的印第安人。"整个城镇人口大减。活人来不及掩埋死人；多年后，仍然尸横遍野。据说马萨诸塞的3万印第安人到最后只剩下300名战士。1633年，天花又使一大批人丧命。

"始祖移民"们来到马萨诸塞，但不幸的是，这又给后世教科书作者们造成了一个避之唯恐不及的史学难题。教科书说"始祖移民"本想去弗吉尼亚，那里已先期存在一个英国人定居点。《美利坚之旅》解释说，"他们所看见的第一块陆地是科德角，正位于他们的目的地的北方"，"由于时至11月，冬季很快就要到来，殖民者们决定在科德角湾停泊。"然而，冬季来临并不是原因，因为，弗吉尼亚的天气要比马萨诸塞暖和得多。而且，"始祖移民"们花了整整六个星期的时间--也就是一直到12月26日以前--在科德角附近四处寻找最佳落脚点。如果"始祖移民"们向弗吉尼亚进发，他们又怎么首先在马萨诸塞停了下来呢？一些教科书说，"强烈的风暴使他们的船只偏离了航线。"而另外一些教科书则指出那是一个"航海错误"。这两种解释都可能不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荷兰人贿赂"五月花"号船长，让他向北航行，以便"始祖移民"们不会靠近新阿姆斯特丹定居。另外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始祖移民"们的目标就是科德角。

不要忘了，在102个"五月花"殖民者中，只有35人是"始祖移民"，其余都是一般老百姓，他们只想去新弗吉尼亚殖民地寻求财路。历史学家乔治·威利森论辩说，"始祖移民"领导们想远离国教的控制，从未打算在弗吉尼亚定居。他们曾经争论南美洲的圭亚那与马萨诸塞海岸孰优孰劣；并且根据威利森的说法，他们打算劫持"五月花"号。

当然，"始祖移民"们十分清楚马萨诸塞究竟能为他们提供什么，那就是，从科德角的优良渔场，到那场为英国殖民者们提供了难得的定居机遇的"奇妙的瘟疫"。据一些历史学家研究，当时一位名叫"斯宽托"的来自马萨诸塞的帕图西特（Patuxet，后来的普利茅斯［Plymouth］--译者按）村落的万帕诺亚格人，向一位名叫"斐迪南·戈杰斯"的英国普利茅斯公司的领导详细介绍了这一地区的情况，戈杰斯甚至可能把这一地区回赠给了斯宽托与托马斯·德尔莫船长--这位船长先行到达那里等待"始祖移民"们的到来，只不过在"始祖移民"们滞留英国之际，他离开了这一地区。无论如何，"始祖移民"们是熟悉这一地区的地形的。塞缪尔·德·尚普兰1605年航行到这一地区时，曾绘有地图，补充了一些在16世纪探险者们之间流传的信息，这些地图最近已经出版。约翰·史密斯研究过这一区域，于1614年将它命名为"新英格兰"，他甚至为"始祖移民"领导人提供向导，只不过后者觉得索价太高，没有接受他的服务，只带上了他的旅行指南。

基于以上考虑，我认为，"始祖移民"领导人们也许是有目的地来到马萨诸塞的。但是不管哪种结论，证据都不很充足。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戈杰斯在定居马萨诸塞问题上功不可没。实际上，"五月花"号的确没有特定的目的地。教科书的作者写出两种或者更多种的可能性，这或许会引起读者的兴趣，但是，与往常一样，向学生介绍历史争议是教科书的一大禁忌。每本教科书只选取一种解释，并把它说成是事实。

"始祖移民"关于新英格兰的信息，来源之一可能就是塞缪尔·德·尚普兰的那些地图，其中包括帕图西特（普利茅斯）的这张航海图。在1671年发生瘟疫之前，帕图西特还是一个印第安人村落。

在我所考察的12本教科书中，只有一本坚持"劫持"说。《希望之地》写道："登上新英格兰后，疲惫不堪、拖拖拉拉的'五月花'号中的（非'始祖移民'）多数船员们的确又惊又喜。""（他们）加入远航，本来是想在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园寻求商机。"很显然，这些乘客不愿意被带到另外的地方，特别是不愿意去以前没有英国人居住的海岸。"有人四处煽动反叛。"《希望之地》于是就把这次叛乱与《五月花号公约》联系起来。这样，关于为什么殖民者接受了这个协议，又为什么那么民主，该书给读者带来一个全新的解释："为了避免叛乱，'始祖移民'领导人们向其他殖民者做出了重要的让步。他们发出呼吁，船上的每个人，无论信仰何种宗教，处于何种经济地位，都可以参与建立'全民政体'。"这个协议达到了它的目的：大多数人都接受了。

实际上，"劫持"说并没有以一种贬低的眼光去看待"始祖移民"们。《五月花号公约》对这一棘手的问题已经提供了巧妙的答案。尽管劫持和弄虚作假当时就像在今天一样无疑是一项重罪，但殖民地毕竟维持了下来，并且其死亡率要比弗吉尼亚低，因此没有造成任何长久的损失。然而，这个故事是以某种不太体面的方式描写"始祖移民"的，这足以说明为什么只有一本教科书选用了这种描述。

"航海错误"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在那个时代，水手们能够、或者说已经准确运用的一个航海参数就是纬度--离赤道以北或者以南的距离。"风暴"说或许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风暴把他们吹离了航线，当天气放晴时，他们应该继续向南航行，驶入大海以避开浅滩。毕竟，他们食物充足，还有大量啤酒。但是，"风暴"说与"航海错误"说都使"始祖移民"们看上去心地纯洁，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教科书都会选用这两种说法中的一种。

不管动机如何，《五月花号公约》为普利茅斯殖民地奠定了民主基础。然而，由于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实际上并不重视这个协议，它就似乎也不值得教科书作者们浪费笔墨。但是，教科书的作者显然想把"始祖移民"包装成虔诚的、有道德的人，认为他们为我们的民主传统开了先河。关于这个想法，体现得最明显的莫过于约翰·加勒蒂的《美国历史》。该书指出，"迄今发现的所有记录表明，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一群人有意识地在一个先前没有政府的地方建立政府。"这里，加勒蒂是在解读1802年在普利茅斯举行的"祖先登陆纪念日"纪念活动上的一段演讲。在那个演讲中，约翰·亚当斯宣称要纪念"这一人类积极而首创的社会契约的唯一典范。"乔治·威利森冷冷地指出，亚当斯"无视几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首先就是那些导致这一契约的环境，其实，这一契约只是少数人统治的工具。"当然，加勒蒂的解读还暴露了他在冰岛共和国、易洛魁人联盟以及1620年前的无数其他政体上的无知。这样的记述只会让学生成为种族中心论者。

历史教科书在虔敬地描写"始祖移民"的同时，也引进了"美国例外论"--根据这一观念，美国不同于这个星球上的其他任何国家，并且比它们优越。美国何以例外呢？首先，我们例外的"好"。正如伍德罗·威尔逊指出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理想的国度。"我们还例外的强大和坚韧：我们直面命运，用《美利坚盛典》的话说，"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一直传承着足智多谋、适应力强的传统。"（且不说圣马力诺这个小国在公元前301年已经建成共和国，冰岛共和国在公元930年，瑞士在公元1300年前后都已经成为共和国。）根据我们的教科书，这些永恒的品质从"一开始"、在普利茅斯岩就已显现。布尔斯廷与凯利告诉我们，"始祖移民"们具有"希望与恐惧、乐观与悲观、自信与谦卑的完美结合，足以成为成功的定居者。这就是我们历史上最幸运的巧合之一。""始祖移民"们这样一种令人愉悦的肖像，只有在忽略了瘟疫、可能发生的劫持以及他们与印第安人的那种关系等问题之后，才能勾画得出来。

为了突出这幅令人愉悦的图画，一些教科书淡化詹姆斯敦以及16世纪西班牙人定居点，把普利茅斯岩誉为美国诞生地的象征。据Ｔ.Ｈ.布里恩的说法，弗吉尼亚"在后来的历史学家寻找美国文化的神秘起源方面，起到了误导作用。"历史学家们几乎很难说弗吉尼亚充满着道德，因为，用一位弗吉尼亚人所写的第一本弗吉尼亚史中的话说，"各派所关注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从那里带走财富，他们更多的是想一夜暴富，而非建立一个常规的殖民地。"弗吉尼亚人和印第安人的关系也相当紧张。斯宽托志愿为殖民者服务，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弗吉尼亚的英国人扣押印第安人俘虏，强迫他们教殖民者种植。1623年，英国人在殖民地首次进行化学战，当时正在与靠近波拖马可河的以齐斯基阿克（Chiskiack）为首领的一些部落达成一项条约。英国人设宴招待，以示"永久友谊"，结果，这位首领与他的家人、谋士以及两百名随从全部中毒身亡。此外，早期的弗吉尼亚人非常懒散、经常争吵，甚至煮吃人肉。一开始，他们根本不种庄稼，成天在地下乱挖，寻找金子，结果一事无成。不久，他们饥饿难耐，挖掘腐烂的土著人尸体吃，或者卖身到印第安人家里做仆人--这些人一点不像一个伟大的国家所需要的那种英雄般的奠基者。

教科书确实也写过弗吉尼亚殖民地，至少提到过西班牙人定居点，但是他们仍用50％的篇幅去描写马萨诸塞。当然，结果，也由于感恩节，学生们更可能记住这些"始祖移民"，视他们为美国的建国者。当我提到弗吉尼亚和西班牙人时，学生们会感到很尴尬，因为只要提示一下，他们也会想起自己听说过他们。但是，无论是我们的文化还是我们的教科书，都没有赋予弗吉尼亚与马萨诸塞同样的榜样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我所有的学生都知道那艘"始祖移民"的船只的名字，却几乎没有一人记得那三艘把英国人带来詹姆斯敦的船只的名字。（下次你参加那档取名为"即拍题"［Jeopardy］的电视抢答赛时，它们会被说成是"苏珊·康斯坦号"、"发现号"和"神速号"了。）

"始祖移民"虽然是在远离别的欧洲人占领地的地方定居下来的，但是他们也并非在"蛮荒之地""白手起家"。在整个新英格兰南部，土著美洲人反复地焚烧矮树丛，建立起公园似的环境。在普罗温斯敦登陆后，"始祖移民"们组装了一艘探险船，开始四处寻找新的家园。他们选择了普利茅斯，因为那里有清理出来的场地，十分美丽，上面还有新近种植的谷物，"溪水清澈"，还有港口可以出航。对于一个镇子来说，这是一个好地方。的确，瘟疫之前，这儿一直是一个城镇，所谓"新普利茅斯"不是别的，正是斯宽托所在的帕图西特的一个村庄。入侵者们遵循一个套路：在整个新半球，欧洲人最好在土著人--如库斯科人、墨西哥城人、纳齐兹部族人和芝加哥人--之间安营扎寨。在整个新英格兰，殖民者选择靠近印第安人农田设立他们的定居地，这样可以省去清理山林和山地等辛苦劳作。（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直到今天该地区有这么多的城镇的名字以菲尔德（field.）结尾--马什菲尔德［Marshfield］、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以及迪尔菲尔德［Deerfield］。）"挺进蛮荒之地"可能是1650年生动的布道演说题、1950年某本畅销书的书名，或者2000年某类教科书中的习语；但是，它从来是不确实的。新定居者们并没有遇到蛮荒之地。一位殖民者在1622年写道："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海湾，已有大约2000印第安人居住。"

另外，不是所有的本地居民都灭绝了，而幸存者后来也为英国人的定居提供了方便。"始祖移民"们自到达马萨诸塞第二天开始，就受到印第安人的帮助。一位殖民者的航海日志讲述了水手们发现两座印第安人房屋的经过：

我们这些人拿着枪，听听没有人，就进入了房子，结果发现屋里的人都走了。水手们拿了一些东西，但没敢久留……我们本来想留一些珠子和别的东西给他们，以示和平，表明我们有意要和他们交易。但是我们没有那样做，因为我们离开得太匆忙了。如果我们遇到了印第安人，我们会为我们带走的东西付钱的。

"始祖移民"不止掠夺过这一间印第安人的房子。我们的目击者继续讲着自己的故事：

我们进入了一个叫"谷物山"的地方，在那儿我们先前也发现过谷物。在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过谷物的地方，我们开始刨地，结果挖出了更多的粮食，有满满两三篮子外加一袋子的豆子……我们总共有10蒲式耳，作种子足够了。正是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才发现了这些谷物；因为要不是我们遇见了一些可能会骚扰我们的印第安人，我们怎么能发现它们呢？

对于美洲印第安人（不经意间）提供的帮助，"始祖移民"们从一开始感谢的就是上帝，而不是美洲印第安人；虽然这些帮助为后来的感恩节埋下了伏笔。他们的航海日志继续写道：

次日早晨，我们发现了一个像坟墓的地方。我们决定挖掘看个究竟。我们先发现了一个垫子，下面是一个做工精致的弓箭……我们还发现了碗、盘子、碟子之类的东西。我们挑了一些好的带走，然后把尸体给盖上了。

那真是一个"像坟墓的地方"吗？

卡伦·库柏曼说，"始祖移民"很多年一直在盗墓，但更多的帮助还是来自于一位印第安活人：斯宽托。这又使我的学生回到了他们所熟悉的地盘--他们都学过斯宽托的传奇故事。《希望之地》的描述较为典型：

他解释说，每年夏天，都有英国渔民冒险进入新英格兰水域，斯宽托向这些渔民学习语言。斯宽托还教"始祖移民"们如何种植玉米、西葫芦和南瓜。没有斯宽托的帮助，我们不敢说这群人将如何生存。但是，到1621年秋天，殖民者和印第安人就能够坐下来，大宴几天，感恩上帝（后被视为第一个感恩节）。

对于斯宽托，大多数教科书都忽略了什么呢？首先，是他如何学习英语的。根据斐迪南·戈杰斯的说法，大约1605年，斯宽托还是个孩子，一个英国船长掠走了他和四个佩诺布斯科特人（Penobscots），把他们带到了英国。在英国，斯宽托一呆就是九年，其中三年给戈杰斯做工。最后，戈杰斯帮助斯宽托安排行程，让他回到了马萨诸塞。一些历史学家质疑斯宽托是否就是1605年被掠走的五个孩子之一。所有的原始资料都表明，1614年，一个英国奴隶贩子抓走了斯宽托和20多个印第安人，把他们带到西班牙的马拉加（Málaga）卖作奴隶。接着发生的事，使斯宽托这位恋家汉子就像当年的尤利西斯。斯宽托摆脱了奴隶的身份，从西班牙逃脱，回到了英格兰。他曾打算取道纽芬兰回家，在1619年，他对托马斯·德尔莫说，下次出航去科德角时，把自己也带上。

碰巧的是，斯宽托的奥德赛式传奇成为瘟疫故事的一个"噱头"，但我们的教科书宁愿不采用它。因为现在看来，当斯宽托再次踏上马萨诸塞的土地，走回位于帕图西特的家乡时，只能惊恐地发现，"他是唯一一位存活的村民。其他所有的人都在两年前的那场瘟疫中死去了。"无怪乎斯宽托只得把自己的命运与"始祖移民"们绑在一起。

现在，这竟成了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试比较一下《希望之地》中的这种苍白的描述："他向英国渔民学习他们的语言。"

作为翻译、使节和技术顾问，斯宽托对于普利茅斯人头两年的生存至关重要。与来到美洲的别的欧洲人一样，"始祖移民"们在印第安人告诉他们之前，不知道吃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找食物和种植粮食。威廉·布莱德福德称，斯宽托"是上帝赐予他们的一个特殊工具，完全出乎他们的料想之外。他指导他们怎么种植，在哪儿钓鱼，在哪儿得到别的商品；他还带领他们到一些他们不知道的地方赚钱。"向"始祖移民"提供帮助的不止斯宽托一人。在1621年夏天，马萨索伊特派另外一位名叫"霍布莫克"的印第安人作为向导和使节，在"始祖移民"们中间生活了好几年。

"赚钱"是"五月花"号上多数殖民者的最初旅行动机。正如罗伯特·摩尔指出的，"教科书没去分析隐藏于我们的大多数历史之下的赚钱动机。"此外，利润是通过皮货贸易从美洲印第安人那里赚到的；要不是通过这种贸易，普利茅斯或许从来就不能自立。霍布莫克帮助普利茅斯人在缅因的佩诺布斯科特河与肯纳贝克河的河口、在马萨诸塞的阿普图科赛特，以及在康涅狄格的温莎，建立了毛皮贸易港。欧洲人从来就无法想象也没想过要"大胆地去别人从没去过的地方。"他们只走向印第安人。

斯宽托的旅行经历使他对世界的了解比其他任何"始祖移民"都要广泛。他或许曾经六次穿越大西洋，在缅因、纽芬兰、西班牙、英国以及马萨诸塞都居住过。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想起感恩节。每年秋天，全美各小学的孩子都表演一个小型道德剧：《第一个感恩节》，它讲述的是我们国家的起源之谜。剧目结束时，"始祖移民"们头戴纸做成的帽子，印第安勇士头插羽毛。感恩节是我们全国人民感谢上帝的恩赐的节日。庆祝之隆重，超过"独立日"和"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等这类弘扬爱国精神的节日，表达了我们的民族优越感。比如，我们已经知道，詹姆士国王和早期的"始祖移民"领导人感谢瘟疫，因为那说明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与感恩节相关的那些文化原型--上帝站在我们一边、从蛮荒到文明、从无序到有序、辛勤劳动以及"始祖移民"的优良品质--都仍然从我们的教科书中散发出来。几十年前，在分析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历史教学时，贝西·皮尔斯指出感恩节被赋予了政治用途："由于这些无法超越的恩泽，小学生们被要求追随先人的脚步，忠心遵守这块陆地上的法律，继续先人们的未竟事业。"

感恩节当晚有一个宴会仪式，米尔恰·伊利亚德从中看出了关于美国起源之迷的全部仪式特征：

1.它演绎了那些超乎自然之上的开国者们的行为史。

2.它被认为是真实的。

3.它告诉人们，一个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4.在与起源神话相关的仪式中，人们"体验了关于起源的知识"，开始认祖归宗。

5.这样，人使神话"复活"，并使之成为一种宗教。

在我手头的兰登书屋字典中，关于普利茅斯殖民者的词条标题不是"始祖移民"，而是"始祖移民之父"（PilgrimFathers）。直到近来，国会图书馆同样把其关于普利茅斯的馆藏置于"始祖移民之父"编目之下，当然，"之父"一词是大写的，意为"我们的国父"，而不是"始祖移民"孩子的爸爸。这样，感恩节就从历史学转到了宗教领域--罗伯特·贝拉称之为"公民宗教"。在贝拉看来，公民宗教能将社会整合到一起。1880年前后，普利茅斯岩获得了符号性的地位。当年，一些有事业心的城镇居民把水边的两块地连在一起，在周围建立了希腊式的神庙。今天，这座神庙成为圣地，《五月花号公约》也成为神圣的文本，我们的教科书像《国教公祷书》一样，表达着感恩节这一公民仪式背后的含义。

在瓦莱里安·佩吉特为威廉·布莱德福德的著名史书《普利茅斯种植园》所做的序言中，十分突出"始祖移民"历史中的宗教特征：

这一小群英国人自身并未想过自己是英雄和圣贤，但欧洲人却把目光投向他们，从他们身上汲取勇气，一步一步地前行。对于他们的子孙后代来说，自由的理想之火如此清晰，如此旺盛……我们一直在思考的这一历史事件，导致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并且首先是导致了这个国家典型的人文精神的树立，为此，"始祖移民"们将自己牺牲在人子的祭坛上。

在这场祭祀中，"始祖移民"们不仅奠定了合众国的起源，而且激励了欧洲的民主精神，或许，还激发了今天全世界的全部的善！我猜想，早期的殖民者们，无论分离主义者还是英国国教徒，都会被逗笑了。

我们所进行的公民仪式使印第安人边缘化了。我们关于第一个感恩节的想象模型是这样的：森林聚会中传来哀号，"始祖移民"在几乎全裸的印第安客人旁边呆板地做着礼拜，就像节日贺卡所写的："我就是食物，我们邀请印第安人来一起分享。"几十年来，在学童们带回家的出版物中，所有的无稽之谈被不断地发挥，还要加上标题，如："他们奉上木瓜、火鸡、玉米和南瓜，印第安人从没看见过这样的盛宴！"当美国土著小说家迈克尔·多瑞斯的儿子从新罕布什尔小学把这段文字带回家时，多瑞斯指出，其实是"'始祖移民'们没见过'这样的盛宴'，因为以上提到的所有食物都是美洲的特产，一直以来都是由本地部落或者是在本地部落的帮助下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