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一个人的家园地理志——湖南·抗战纪》 作者:邹容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序言:
这是湖南。1937—1945。
看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11页,见到这一句:“愿主赐我衡阳战事顺利,当在南岳峰顶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时间是1944年7月28日。据说是蒋日夜祷告后,所记的日记。
3年前,也就在上述同样时间,几欲令人发指的烈日下,我们一遍一遍寻找衡阳旧战场残迹。南岳峰顶自然是没有那座大铁十字架的(连山腰间的大墓都在日后被尽数铲平)。那一战,中日士兵尸积如山,最后整座城都发臭了。也就是60多年。谁还记得衡阳曾经的尸臭味,谁还知道衡阳曾有过的尸臭味?
而翻检出2005年5月至10月的采访资料。三湘四水烽火地。一条惨烈战线,曾贯穿湖湘大地南北,最后延至滇缅。当时笔记,历历在目,依旧烧灼人心——
我们应该要永远记得60年前挂在长沙岳麓山湖南大学礼堂大门上的那副对联:雪百年耻辱,复万里河山,秦汉无此雄,宋明无此壮。集三楚文章,吊九原将士,风雨为之泣,草木为之悲。
要记得2005年5月7日,潇潇细雨中的南岳忠烈祠,60师那座倾覆的大墓和断碑丛中残存的200余坛“抗战烈士忠骸”;
要记得在衡阳天马山一家小面馆,60岁的研究者萧培突然哽咽失声——因为这一部民族的抗战史,沉重得令人近乎窒息;
要记得那些从时光深渊中打捞上来,仍带有血气、敲痛人心的细节;
要记得“10余万”,“92万”,这样冰冷数字背后的怆痛以及我们所能找到的、那些消逝在战火中的容颜和名字……
这是湖南。1937—1945。国殇。
滇西抗战:遍地热血湘踪
以家乡的名义
两次长谈。戈叔亚的眼里都有泪。
这位云南著名的二战学者,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原谅自己对滇西抗战历史的无知。戈叔亚当过兵,后在云南师范大学学历史,选研二战。但直到大学毕业后的1983年,他到被徐霞客称为“极边第一城”的腾冲,“散步的时候”,才在县城一隅发现一处挂着“中国共产党腾冲党校”牌子的大门里竟是一片墓地,是埋葬着9000多远征军骨骸的“国殇墓园”。后来,去寻访滇西抗战主战场松山(龙陵县),漫山遍野的战壕,也曾让他震骇得一屁股摔到地上。到现在,戈叔亚已去过无数次松山,每次上山,心仍会怦怦地狂跳。
2005年9月23日至10月10日。湘江--怒江--澜沧江;雪峰山--怒山--高黎贡山。
我们用了整整18天的时间,往返于湖南与云南。在这条漫长线路上,愈往边地,愈感一股血气逼人,我突然明白戈叔亚为什么总有眼泪——滇西是一个更多记取和保存着抗战历史气氛的地方。而更让我们震惊的是,在这段被当地学者、老百姓深刻记忆着的历史中,湖南人,湖南将领湖南兵,是一个极其鲜明的符号。
“‘国殇墓园’埋葬着来自湖南72个县的阵亡士兵,战后在滇西落户的湖南战士不少于850人”。在国殇墓园的第二展厅,13个灯箱柱上记载着13位杰出的远征军烈士事迹,其中有3个是湖南将领,占近1/4的比例。
2005年9月30日。在远离湖南2000多公里的“国殇墓园”,我们以家乡媒体的名义敬献了一个迟到的花圈。当时,我们还决心以家乡的名义,沿那条举世闻名的滇缅公路,去寻访那些长眠或一生流落在异乡的湖南战士。
而此后的事实,无情敲痛了我们的心——我们来得太迟!
“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蒋介石曾发出这样的慨叹,那是中国抗战历史“黎明前最后的黑暗”。
也就在同一年,湖南成为侵华日军大本营以“打通大陆交通线”为目标的“1号作战计划”中最关键的作战区域。[注释1]在湖南境内,自1944年5月开始的长沙、衡阳争夺战以及更早(1943年11月)发生的常德战役,无不与“正在进行的缅甸方面的决战密切相关”。
一份以“参谋总长东条英机 1944年5月26日”落款的“上奏”,曾明确表述“依靠本作战(1号作战,湘桂作战)将摧毁敌方在衡阳、桂林、遂川附近的主要空军基地,加以缅甸北部作战挫败敌方开辟印度支那联络路线的企图,从而得以钳制驻华美空军的活动”,“对敌方,特别是对重庆政权和美国将使之大为动摇和焦虑”。而长沙、衡阳以及之前“38天豫中38座城市的疾速沦陷”,曾一度被认为是“滇缅公路[注释2]被切断,战略物资无力增补”导致。
湘江。怒江。1944年,它们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分属“东战场”与“西战场”。那一年,两条远隔数千里的河流,抵抗、阻击与反攻,一样的热血翻涌。
61年后,两地战争伤痕,依旧触手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