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家园地理志——湖南·抗战纪

本文摘自：《一个人的家园地理志——湖南·抗战纪》 作者：邹容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序言：

这是湖南。1937—1945。

看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11页，见到这一句：“愿主赐我衡阳战事顺利，当在南岳峰顶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时间是1944年7月28日。据说是蒋日夜祷告后，所记的日记。

3年前，也就在上述同样时间，几欲令人发指的烈日下，我们一遍一遍寻找衡阳旧战场残迹。南岳峰顶自然是没有那座大铁十字架的（连山腰间的大墓都在日后被尽数铲平）。那一战，中日士兵尸积如山，最后整座城都发臭了。也就是60多年。谁还记得衡阳曾经的尸臭味，谁还知道衡阳曾有过的尸臭味？

而翻检出2005年5月至10月的采访资料。三湘四水烽火地。一条惨烈战线，曾贯穿湖湘大地南北，最后延至滇缅。当时笔记，历历在目，依旧烧灼人心——

我们应该要永远记得60年前挂在长沙岳麓山湖南大学礼堂大门上的那副对联：雪百年耻辱，复万里河山，秦汉无此雄，宋明无此壮。集三楚文章，吊九原将士，风雨为之泣，草木为之悲。

要记得2005年5月7日，潇潇细雨中的南岳忠烈祠，60师那座倾覆的大墓和断碑丛中残存的200余坛“抗战烈士忠骸”；

要记得在衡阳天马山一家小面馆，60岁的研究者萧培突然哽咽失声——因为这一部民族的抗战史，沉重得令人近乎窒息；

要记得那些从时光深渊中打捞上来，仍带有血气、敲痛人心的细节；

要记得“10余万”，“92万”，这样冰冷数字背后的怆痛以及我们所能找到的、那些消逝在战火中的容颜和名字……

这是湖南。1937—1945。国殇。

滇西抗战：遍地热血湘踪

以家乡的名义

两次长谈。戈叔亚的眼里都有泪。

这位云南著名的二战学者，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原谅自己对滇西抗战历史的无知。戈叔亚当过兵，后在云南师范大学学历史，选研二战。但直到大学毕业后的1983年，他到被徐霞客称为“极边第一城”的腾冲，“散步的时候”，才在县城一隅发现一处挂着“中国共产党腾冲党校”牌子的大门里竟是一片墓地，是埋葬着9000多远征军骨骸的“国殇墓园”。后来，去寻访滇西抗战主战场松山（龙陵县），漫山遍野的战壕，也曾让他震骇得一屁股摔到地上。到现在，戈叔亚已去过无数次松山，每次上山，心仍会怦怦地狂跳。

2005年9月23日至10月10日。湘江--怒江--澜沧江；雪峰山--怒山--高黎贡山。

我们用了整整18天的时间，往返于湖南与云南。在这条漫长线路上，愈往边地，愈感一股血气逼人，我突然明白戈叔亚为什么总有眼泪——滇西是一个更多记取和保存着抗战历史气氛的地方。而更让我们震惊的是，在这段被当地学者、老百姓深刻记忆着的历史中，湖南人，湖南将领湖南兵，是一个极其鲜明的符号。

“‘国殇墓园’埋葬着来自湖南72个县的阵亡士兵，战后在滇西落户的湖南战士不少于850人”。在国殇墓园的第二展厅，13个灯箱柱上记载着13位杰出的远征军烈士事迹，其中有3个是湖南将领，占近1/4的比例。

2005年9月30日。在远离湖南2000多公里的“国殇墓园”，我们以家乡媒体的名义敬献了一个迟到的花圈。当时，我们还决心以家乡的名义，沿那条举世闻名的滇缅公路，去寻访那些长眠或一生流落在异乡的湖南战士。

而此后的事实，无情敲痛了我们的心——我们来得太迟！

“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蒋介石曾发出这样的慨叹，那是中国抗战历史“黎明前最后的黑暗”。

也就在同一年，湖南成为侵华日军大本营以“打通大陆交通线”为目标的“1号作战计划”中最关键的作战区域。[注释1]在湖南境内，自1944年5月开始的长沙、衡阳争夺战以及更早（1943年11月）发生的常德战役，无不与“正在进行的缅甸方面的决战密切相关”。

一份以“参谋总长东条英机 1944年5月26日”落款的“上奏”，曾明确表述“依靠本作战（1号作战，湘桂作战）将摧毁敌方在衡阳、桂林、遂川附近的主要空军基地，加以缅甸北部作战挫败敌方开辟印度支那联络路线的企图，从而得以钳制驻华美空军的活动”，“对敌方，特别是对重庆政权和美国将使之大为动摇和焦虑”。而长沙、衡阳以及之前“38天豫中38座城市的疾速沦陷”，曾一度被认为是“滇缅公路[注释2]被切断，战略物资无力增补”导致。

湘江。怒江。1944年，它们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分属“东战场”与“西战场”。那一年，两条远隔数千里的河流，抵抗、阻击与反攻，一样的热血翻涌。

61年后，两地战争伤痕，依旧触手可及。

一座桥，一个滇西女人的一生

惠通桥，是原滇缅公路上横跨怒江的一座桥，长123米，宽6米。位于云南省保山市所属施甸县与龙陵县交汇处的怒江峡谷。此桥1935年建成，1937年修“滇缅公路”时扩建，以其无可替代的独特地理位置成为“中国抗战补给线”的咽喉。据称，当时建桥的钢索，是“从缅甸的腊戌越过485公里丛林小径，由人马驮回”。

今天，如果沿320国道往中缅边境，将不再与惠通桥相遇。

2005年9月28日。我们从保山出发，仍然选择了老滇缅公路。几个小时的弹石路[注释3]盘旋，绕过一些根本来不及数清的高山“U”型弯道，翻越数座连绵的怒山山脉之后，浑浊、广阔的怒江峡谷兀然跃入视线。视线之下1000米，一座钢索吊桥，一座钢索水泥桥。俯瞰有缥缈之感。其中，不再通车的吊桥就是惠通桥。

资料中，这段崎岖山道33公里，“海拔由1950米骤降到610米”。当年负责修建此路段的工程师，曾描述其强烈的气候变化使得“猪肉从峡谷山顶带到下面的大江边就已经腐烂了”。

史载，1942年5月，为阻击由缅甸长驱直入进犯云南的日军，中国守军曾忍痛炸毁惠通桥。此后，日军被阻隔于怒江西岸，直到最后投降，亦未能再向怒江以东进犯半步。1944年5月，中国军队发起“滇西复路战”反攻，经过8个月的浴血奋战获胜，惠通桥复修，中断了两年之久的滇缅公路才又开通。

惠通桥如今作为“云南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禁止通行。旁边建有“红旗桥”沟通怒江东西两岸，并驻扎着边防检查站。

在此开设小杂货店的“潘大妈”，一生都与惠通桥有关。

“潘大妈”本名邹新兰，世居怒江边。自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几代都修路”。她称母亲就修过滇缅公路，“敲石头，当年还从车子上摔下来过”，“姐夫是南洋机工，老家是湖南人”。也正是通过姐夫，她嫁给了“国军的一个副排长”，“姓潘，潘国全，贵州人，打松山受了伤，来这里修被炸掉了的惠通桥”。潘大妈说，原来的滇缅公路比我们看到的还要宽，“现在改了一下道，改道我们家也修过”。

潘大妈的老伴19年前就已病逝，因为当过国民党的兵，“五几年六几年都挨过整”，“但我觉得他人好，老实，打日本也很英勇”。

潘大妈说现在她就守着小杂货店，守着已经不过车了的惠通桥。“很多来采访的，说我是历史的见证人，要我讲故事，我不想再讲了”。

这个历尽沧桑依旧有笑靥的老人，显然已隐含着她身边的怒江一样的气质。风烟散去，不再愤怒，但你感到那一川浑浊的江水其实就是隐伏的急流。

它悄无声息地转着旋涡，决然南去。

“我听到日本人还在打电话，‘莫西，莫西’”

由惠通桥沿怒江南去，是龙陵。

龙陵县腊勐乡松山，“属横断山系高黎贡山山脉”，这是当年据守滇缅公路的一个制高点，被美国军事家称为“东方直布罗陀”。在如今的国道320“3456”公里里程碑处，可远眺这片滇西抗战史上最惨烈的主战场。

1944年6月——与悲壮的衡阳保卫战同一时间，2000多公里外，一场为打通“滇缅公路”的反攻战也正式打响。

这场历时120天的“松山战役”，进攻方是由湖南籍将领宋希濂所率的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先后投入了第71军、第8军两个军6万余人）。最后，“中国官兵阵亡8000余人，日本守军1200余人除一人突围外全部战死”。据称，在一个竖立着5号碑桩“核桃洼坡头”的地方，“第8军曾在此与日军肉搏血战，双方互抢撕咬战死者60余对，肠肺狼藉”。

2005年10月2日，龙陵腊勐乡松山大寨78岁的李正早带我们沿着当年日军开凿的简易公路上松山。他告诉我们，战役结束时仅4平方公里的山头都成了红土，整座松树林，除了一棵小榕树，“其余都被炮火打光了”。

1942年5月，日军被阻于怒江西岸后，第56师团被称为“战争之花”的113联队即盘踞松山，修筑坚固工事，“碉堡都是用木头和好几层钢板筑的，美国人的大炮都炸不掉”，李说，日本人在这么一个山头阵地还可以开进汽车、坦克，“地下有电话、通讯、供水、照明等系统设施，有小型发电厂”，还有医院及慰安所。李曾经救下一个叫朴永心的朝鲜慰安妇，那个悲惨的姑娘当时怀有身孕，那张令人心酸的战地照片如今在网上仍可搜索到。如今，松山上日军营地、蓄水池、残堡及双方弹坑、肉搏地等18处遗址均有标志说明。

李正早曾被日军抓去修过工事，后来被国民党军队征为民夫，“因为只有15、6岁，年纪小，就送饭送开水送子弹”。李说，他见过打松山的湖南兵，只是不记得名字了，“打松山71军死了很多人，差不多半数，一个班一个班的没了，后来换了第8军，专门挖了战壕去炸日本人的碉堡”。一块遗址碑上记载了这两条150米坑道的辉煌功绩——1944年8月20日上午9时15分，120箱TNT炸药被堆到日军碉堡下，炸飞了全部守敌。

61年后，这两条深达1米8左右的坑道，赫然犹在。

云南二战学者戈叔亚也曾来此寻访，他说“黄昏的时候，有风，突然就会觉得到处都飘来日本兵的影子，战壕里他们会突然伸出手抱住你的脚”[注释4]。

李正早也称，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松山都有声响”。他自己曾跟两个表姐晚上路过，“就能听到日本人打电话的声音，‘莫西，莫西’，喂，喂的意思”。后当地百姓筹资做了一场大型的“水陆道场”（亡灵超度），“以后就不闹了”。

61年后的10月，是个宁静的秋天。我们在松山看到了战后重新生长起来的茂密草木，树林里偶尔会闪出几个放牛的孩子，他们不知道脚底下的土曾浸透鲜血。

而由此继续往西，翻越“山顶终日降雨”的高黎贡山，就是以 “火山”、“热海”的独特地质特征及最为震撼人心的抗战国殇墓园[注释5]而闻名于世的“极边第一城”—— 腾冲。[注释6]

滇西远征军中湖南将领占了2/3

2005年9月30日。距腾冲县城12公里。小油灯庄，是高黎贡山环抱下的一个美丽村庄，在黄昏的云雨中，景色清丽而大气。

段培东即居住于此。这位70岁的腾冲农民作家被宋希濂称为“民族的良心”，“一段历史的代言人”。他所寻访、披露的腾冲抗战历史，甚至直接促成了湖南籍抗日将领彭劢历史错案的纠正。

段说，在他对滇西战役的研究中，“湘军太突出了”，远征军，“兵是四川、贵州的多，将领是湖南的多”。他提供了一个数据，称“滇西远征军自连以上，至营、团、师、军、集团总司令，几乎有2/3都是湖南人”。一份出自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腾冲文史资料选集》中的《中国远征军滇西战场战斗序列》，显示组成远征军的两个最重要的集团军（第11、20集团军），其总司令宋希濂、霍揆彰都是湖南人；第11集团军下辖第六军军长黄杰，湖南长沙人；第六军下辖新编39师、预二师，其历任、后任将领如陈明仁、成刚、洪行、彭劢等，以及后来在缅甸仰光战俘营被害的新38师副师长齐学启 [注释7]，均为湘籍。

在腾冲国殇墓园一座将官合葬墓中，我们发现了“少将 覃子斌 李颐”的名字。覃、李均为湖南人。其中，李颐，预二师第5团团长，湖南澧陵人。1944年9月13日，他在收复腾冲的激战中，率部冲杀而牺牲。云贵监察史李根源以“杀声震地城门东，小李将军 寇凶。一战功成死何恨，英灵常慰护腾冲”一诗痛挽。

原预二师特务连班长赵家华五十多年以后仍记得，在李颐追悼会上，同为湘籍的预二师参谋长彭劢还曾以“我们的家属是随军征战，随时准备替我们收尸”，“无湘不成军，湖南战士最英勇善战，湖南女人能顶得住塌下来的天”慰勉李的夫人。

战后，在预二师注明了籍贯的“69员阵亡官佐”名单中，湖南有13人。段培东告诉我们，国殇墓园葬9168名阵亡将士，腾冲县政协原来有过一个统计，“其中湖南的，就有72个县”。遗憾的是，这些原始名录资料现已不存。

2005年9月，当我们踏入滇西境地，还发现一个被称作“洪胡子”的湖南人，曾在腾冲家喻户晓，甚至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还被一些百姓供奉在家中的神龛里。

腾冲人跑到湖南来立了两块碑

“洪胡子”，即原中国远征军预二师副师长（后任新编39师师长）洪行，湖南宁乡西冲山（今宁乡东湖镇）人。

在国殇墓园的第二展厅，我们曾看到了一封特别的“应战书”。

松本大佐：

蒙邀会猎地盘关，幸甚！

狼群入门，焉能不打！彼辈入侵，焉能不歼！久闻日军白刃格斗自誉为举世无双，故早欲领教一二，以饱眼福。届时，愿双方不发一枪，专以白刃格斗一见高下，如日军不怯，望三日上尔等布阵竖旗于地盘关，本将军将率队出山赴战！

                   中华国民革命军预备第二师 洪行

                   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3天以后，洪行果然亲率150名战士，手拿戴安澜200师所赠大刀，在地盘关大败松本。

空阔、寂静的展厅，已与61年前地盘关决战的血刃声隔绝。但此战过后，日战报资料称洪为“中国战神”，并悬赏缉拿。当时，被称为“中国500个沦陷县最有骨气的”的腾冲抗战县长张问德，以“日寇通缉洪胡子，洪行夜夜杀敌人”称赞。诗中所谓“夜夜杀敌人”，即指洪率预二师1942年至1944年在腾北打游击，夜袭日军的战果。

腾冲文史资料记载，洪行1944年12月17日由施甸往龙陵参加司令部会议途中翻车遇难（据称当时在车上的，还有洪4岁的儿子，幸免）。

2005年9月我们在云南施甸由旺境内曾拍下滇缅公路707里程碑标志，距此3公里的一块玉米地，即为洪行遇难处。

当时，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一月至四月的《腾越日报》曾反复刊载其遇难消息，“腾民无老少，极信仰不能忘”，各处皆“洒泪痛祭”。李根源更是伤心叹息“大小千百战，洪行死可哀”。当年，洪行灵柩运回湖南宁乡。但其墓葬、尸骸均于1957年被毁。[注释8]此前5年，洪在滇西战场上的老乡搭档，原预二师副师长彭劢，则以“国民党骨干罪”被枪毙（事实上，当时彭劢已在解放军“军管会登记了”，他觉得自己“作为军人的职责已完结”，只希望能卸甲归田务农）。[注释9]

两位昔日在滇缅战场上曾叱咤风云的抗日将领，身与名，就此湮没于故土。

一直到50年以后。1992年5月，彭劢案终被核定“原判属错判，应予纠正”。8月4日，腾冲县政协特为洪、彭撰写纪念碑文，并派专人赴湘参与立碑。

2005年10月16日，我们分别在宁乡、长沙县两个景色宁静的的村庄，[注释10]看到了这两块深怀感念之情的碑文。

在湖南，也许仍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腾冲在哪里，腾冲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这两个在青壮年纪（洪行44岁， 彭劢42岁）就死去的湖南人，与那里究竟有过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会被2400公里外的一个城市如此深刻铭记？

[注释]

1、“后方”变“前哨”，36%的侵华总兵力夹击湖南。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38年11月上旬，日军于武汉进犯湘北，9日占领临湘县城，11日攻陷岳阳县城。自此，日军盘踞在新墙河以上的岳阳、临湘达7年之久，随时准备攻湘。

据湖南抗战研究专家萧栋梁先生称，当时，日本大本营确立了“以湖南为重点”的战略作战部署，即将侵华总兵力的45%部署在广大的华北治安区，19%部署在华东治安区，而将占侵华总兵力33个师团36%的兵力放在湖南之南北两方，其中，6个师团2个独立旅团配备在武汉地区，4个师团2个独立旅团配备在广东地区，对湖南取南北夹击之势。国民政府也深悉日军之战略意图。1938年6月14日，蒋介石命令编组以管辖长沙南部为主的第九战区，仅配辖两个兵团。至11月的南岳军事会议，根据湖南已由战略后方变为前哨阵地的新形势，蒋重新将全国划为10个战区，并配给以湖南为主要辖区的第九战区53个步兵师，占全部正规军200个师1/4还强。到1939年10月，又组成包括湖南洞庭湖以西，以常德为中心的湘西、鄂西为辖区的第六战区，形成了以九、六战区共同担负保卫湖南和大西南的兵力战略格局。

2、必须脚底零距离地接触到每一段不同的路面，才有可能突然醒悟——“滇缅公路”、“史迪威公路”、“国道320”，这是三个怎样“交织而纠缠”着的不同概念。

滇缅公路，英文名称Burma Road（缅甸公路），1938年修建，自昆明经下关、保山、龙陵、畹町至缅甸腊戎，跨越怒江、澜沧江、怒山、高黎贡山。全长1153公里，中国境内长965．4公里。原滇缅公路工程管理局局长谭伯英《打通滇缅路》（戈叔亚 译）一书中，曾称“整条路线上的地理和地质上最复杂、最艰难的部分都在中国境内”。1942年5月至1944年5月，怒江以西被日军控制，这条中国抗战生命线被切断整整两年。

史迪威公路，原称中印公路，由美国出资，中美合修。1945年1月通车，1437公里。该公路“从印度雷多出发至缅甸密支那后分成南北两线，南线经缅甸八莫至中国畹町；北线经缅甸甘拜地至经腾冲、龙陵，两线最终都与滇缅公路相接”。它是抗战后期通向重庆政府的惟一国际援助通道。后被蒋介石以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人史迪威命名。另有专家认为，史迪威公路应包括从印度到昆明，然后延经贵州、四川，直达重庆的所有路段。

G320。从上海至瑞丽，全长4312公里，是全国13条公路主干线之一。它同样横贯湖南东西，在云南境内多数路段为原滇缅公路。

2005年9月下旬，我们参考着一本名为《缅边日记》的老书籍，尽可能地沿最初的滇缅公路行进，但仍在某些路段不得不“三线交错前行”。《缅边日记》一书由云南二战学者戈叔亚先生提供，他认为这是关于滇缅公路最翔实、生动的线路记载，值得一提的是，这本“早于1941年出版”的小书，作者曾昭抡是湖南湘乡人。曾国藩孙。

著名的“24拐”，其尽头则与320国道相连，距县城约1公里，如今的行政地名是“晴隆县莲城镇五一村半官坡”。在此开着一家名为“24拐酒家”的李景明，今年52岁。他告诉我们他住在县城，“从小就到这里砍柴，割草，谁都知道这是24拐”。2005年10月7日黄昏，我们在“G320”3450处找到这条有名的“24拐”。虽然路边的植物已远比60多年前照片中丰茂，但极尽蜿蜒弯曲的山道，在暗淡的天光中仍历历在目。据称“24拐”从山脚到山顶总长不过4公里，却连拐24个急弯。“24拐”盘山公路始建于１９２７年，１９３６年由工兵部队改建竣工。抗战时期，该公路成为“运送美国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 2006年它被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所购买的云南省自驾游地图，在某些路段会出现“T”标志。直到采访车突然在这样的路面上“变声”蹦跳，我们才切身体验到什么是“T” 。

“T”就是“弹石路”。谭伯英所著《打通滇缅路》称，所谓“弹石路面”，实际上就是不铺设柏油的“泥结碎石路面”。它用“从大石头上打碎或炸山得来的”大石头做路基，然后“在路面上铺设一层混含着泥土的，2-3公分的石子”。当年修筑滇缅公路，敲岩石块的多为老人、妇女和小孩。这是一条由20万云南人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付出3000人的生命代价，用非常原始的工具如镐、锄头和鹤嘴锄等，“用手刻出来”的一条令人惊叹不已的“奇迹公路”。后来，谭伯英赞叹“怒江峡谷上的许多拐弯都是公路上杰出的雕刻品，无论从工程学的角度还是从石雕艺术的角度看都是很好的”，而那些无数镐、锄头的痕迹都留在了地上。据称，滇缅公路最早是“作为一条辅路”修筑，当时的政府并未预料它将成为中国抗战惟一一条物质生命线。所以，在“柏油很缺乏”的条件下，将其处理为造价相对低廉的“弹石路”。1942年，当谭伯英因庞大的军事运输量而“力争到铺设柏油的费用”时，滇缅公路恰被日军切断，仅将“畹町至龙陵路段铺设了柏油”。同一年，为阻击从怒江以西急进的日军，谭和他的工程师、筑路工人，还亲手炸毁了一些自己建造的桥梁、路面，对此，他们“心如刀割”。

如今滇缅公路最初的那些“弹石路”，仍有部分保存。当我们从柏油路面的国道不断“出轨”，转入老滇缅公路怒江峡谷一带，60年前险峻、突兀的景观依然“有一种可怕的精神魅力”，令司机不得不拼命握紧方向盘的悬崖岩石路面，依然需要所有经过它的人们具有无限的勇气。

4、2008年9月。戈叔亚再度为《湖湘地理》天边车友俱乐部重走滇缅抗战公路活动担任随队历史顾问。当他带车友进入松山战场旧址时，短信描述当时情景，仍称“大家极度震惊”。

5、“国殇墓园”，建于1945年1月，“文革”期间被毁，1988年复修开放。曾担任腾冲县文物管理所所长的李正，讲述了“文革”后恢复国殇墓园的经历，最棘手的是复原阵亡将士纪念碑，上面有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当时都差点抓人了”，李正回忆，经请示上级的领导，被告知“按原貌恢复”，最后还是把青天白日旗刻上去了。2007年，腾冲县政府打算为30多万名远征军战士修建一面纪念墙，刻上所有远征军名单。现在找到五六万，绝大部分没有下落。

2005年9月30日，10月2日，我们两次拜谒这座坐落于腾冲城西南处，长眠着包括湖南将士在内共9168名远征军烈士的墓园。以“四面八方”的格式排列的个人墓碑，到处有枯竭和盛放的鲜花，到处有熄灭和燃烧的香烟。在一块远征军纪念墓碑上，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孩子放下的一条晶莹剔透的坠链。

6、腾冲远离云南省府昆明有650公里之遥。徐霞客曾一再惊叹于这座滇西山谷间的大“坝子”，在云雨翻涌间悠然呈现出的“极边第一城”的气度。文献记载中，腾冲的火山，最近的一次喷发已距今3800年。腾冲以那些经受过地底沸腾锻造的熔岩石围筑坚固城墙，则持续了499年的历史。它的毁灭是在1944年9月14日。为帮助中国军队收复这座被日军侵占了两年之久的“翡翠城”，美国盟军扔下不计其数的炸弹，“将厚十五尺高三十尺之腾城垣炸开若干洞口”，夷平了这座世界上美丽的石头古城。“整座城没有一棵树的叶子不是经历过两次以上的炮火”。据说，一直到半个世纪以后，当年炸城的飞虎队队员对此仍满怀歉疚。

61年后，腾冲“焦土抗战”的痕迹已被岁月抚平。如今，这座小城像一幅安详的油画一样的，令人们流连不已。

7、齐学启，中国远征军新编38师副师长，湖南宁乡人。该师1938年曾为长沙缉私总队。据说齐学启曾认为“北方兵太老实，湖南兵精明勇敢”，故该师多次在湘招兵，军中多湖湘子弟。建军地点就在原中南工业大学，抗战时期，那里是南迁的清华大学的临时校址（该师师长孙立人和副师长齐学启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生）。

约翰•Ｗ•博伊德（John W. Boyd）先生是抗战时期的美国飞虎队队员。此信是他写给战友John Papajik的中国女儿施维君。2005年9月28日，云南二战学者戈叔亚向本报提供了这封信的英、中文两个版本。他说，在那么多二战研究资料中，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一个外国人在家信中如此深情赞叹一个中国军人，“齐学启是你们湖南的骄傲”。

亲爱的先生：

我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日本人关押在缅甸仰光２１个月的战俘。我正在写一本有关中缅印战区和仰光战俘营的书。这里的战俘都是美国人、英国人、中国人和印度人。

这里的战俘营里有许多高尚的人，其中一位就是中国少将齐学启（H.C.Chi）。他是１９４２年上旬在缅甸战役中指挥一个师（新编38师，师长孙立人，该师曾以成功解救7000被围英军和500多名西方传教士、记者而闻名。当年，被解救出来的英国士兵一路高呼“中国万岁”。——编者注）作战时不幸被俘的。后来他曾驾驶一条小船渡河逃走，但是他被对岸敌人机枪击中负伤，在这次越狱行动中，只有将军和一个士兵是幸存者。

齐将军原在美国和日本接受教育，他的英语有一点口音。他可以用英语和日语阅读、书写和与人交流。他是战俘营所有各国战俘的灵魂人物。

日本人要齐将军保证今后不再越狱，同时企图要他在电台上做叛国宣传。齐将军平静而断然地拒绝了。后来the Kempei Tei也来威胁他；长时间不给他食物，最后甚至断水。面对这一切，齐将军一直保持平静和自信。在监狱里，难友们都传说齐将军和蒋介石将军有特殊关系；说蒋将军的前妻和齐将军的妻子是亲姐妹，她们都姓普（Po）。

有一次，日本人的傀儡——南京汪精卫政府派员拜访齐将军。他们的目的是希望齐将军站到他们一边。有难友说亲眼看见一个南京高级官员来找齐将军。他们把他带到外面一个城市里，请齐将军洗澡并用上等菜肴款待他，然后和他谈话。

他们说他们来是为了请齐将军加入在“仁慈的”日本人领导下的中国新政府。要求齐将军签署一个协议，他就自由了。将军淡淡地拒绝了。有意思的是将军在拒绝之前很客气地说感谢他们的来访和这些酒菜。这时那些来访者挂在脸上的微笑慢慢地变成了恼怒。将军脸上至始至终保持着轻蔑的笑容，表明他在观赏这场闹剧中得到了很大的享受。从那以后，将军就遭受到无数次毒刑拷打。

不久一个晚上，将军被他手下的一个士兵刺伤了。这个士兵被南京傀儡政权收买成了叛徒。在战俘们的强烈抗议下，日本人最后同意由麦肯齐(Mackenzie)中校军医为齐将军进行手术，试图挽救齐将军的生命。但是，齐将军还是在３６个小时后牺牲了（1945年3月15日——编者注）。

在我的回忆录中将更加详细地描述这位不同寻常的人，我的书将在１９９６年６月或者７月出版。我希望找到齐将军的亲属，告诉他们这位中国军人是怎样的一个人。齐将军有着令人着迷的魅力和至始至终为自己的祖国效力的精神。他谦虚的品格和流畅幽雅的英文风格表现在当年他给英国陆军准将霍布森（Hobson）的一封信中。这封信是齐将军对Ｂ•Ｎ•萨达（B.N. Sudan）上尉和其他几位印度军医为他看病所表示的感谢。这封信的复印件也附录在我的书中。

如果有人愿意将这封信的复印件提供给中国报纸或者是给齐将军的亲属，让人们知道他对仰光战俘营的所有难友的所作所为我是非常感激的。

此致

敬礼！

约翰•Ｗ•博伊德（John W. Boyd）（签字）

１９９６年５月３日

据称，齐于1944年3月在仰光战俘营被害后，他的同学、同僚孙立人曾托英军以专机空运其遗体回国。后厝葬云南沾益，“云南人砍了一棵大树，中间挖了一个洞放他的遗体，还搭了个草棚，一直没落土”。1946年，遗体以火车从昆明运回长沙，公葬于岳麓山。文革期间，墓被毁坏。1989年，孙立人倡议重修齐墓并亲撰碑文，以“9载同窗同笔砚，10年共事共生死”的深情，痛悼这位宁死不屈、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军人。

8、据称，当时洪行骨骸被“熬制成骨肥”以“大炼钢铁”。洪行之妻张乾芬因此远走新疆（1976年客死塔里木），这位曾随丈夫转战滇西，能“顶得住塌下来的天”的湖南女人，一生再未回到这个伤心之地。

9、据彭劢在乡间的本家人回忆，在镇压反革命的宣判大会结束后，彭劢被押解出来，曾途经自家屋场，当时他的父亲正在水塘边洗什么，彭劢看见，仅叫了父亲一声即被呵斥，一边走还一边回头。

10、洪行墓，宁乡东湖塘镇燕山村拓山组，彭劢墓，长沙县白沙乡报母村塔山组。

彩云之南：不能忘却的战士

我们来迟了

手中5个人名地址。1人在保山，4人在腾冲，均为落户滇西的湖南籍远征军老兵。[注释1]

——这是2005年9月29日，我们通过当地政府、民间各个渠道搜来的珍贵线索。

接下来的两天，“按图索骥”。

陈文贵，“不在了”。宋治邦，“去世了”。李明顺，“老人刚走几个月”。

“你们来迟了”。一入昆明，跟杨建明先生通电话，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这位保山市金水阁酒店的老总，每年捐助100位落户在滇西的抗战老兵，他说，“就连这样的事（指捐助老兵），我们最多也就能做个三五年了”；在保山市委宣传部，李义钦主任慢慢地、仔细地翻查他们所做的老兵统计表，“我不能肯定这个资料准确，去年还在的，今年就不一定在了”[注释2]；而在腾冲，往腾越镇看望第一个湖南老兵的途中，一路陪同我们的腾冲县委统战部工作人员，连接两个辖属乡的电话，得到的是陈文贵、宋治邦两位老人已不在了的消息。这位善解人意的工作人员没有说“你们来迟了”，她安慰我们，“这些老兵年纪都太大了，八九十岁，说不在就不在了”。

其实，对这群60年前为了国家和民族生存而浴血奋战的战士，我们需要承担的仅仅是“来迟了”这一种愧疚吗？

在昆明二战学者戈叔亚处，我看到过一些中、美、日老兵50年后重聚的照片。照片上三个国家的老兵是完全不同的风貌、气质，惟独沧桑的中国老兵，让人深感“其情不堪”。

2005年的秋天。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热烈气氛仍四处洋溢。但在滇西，面对含着满眶眼泪的许韩廷，面对已不能言语行走的范如何，面对玉米地中李明顺逼仄的坟茔，面对那些列在老兵统计表上越来越少的名字，面对每一个备注栏“生活极困难”的说明，我们愧不能言，我们是来得太迟了！

戈叔亚曾断言，“中国还要吃日本人的亏，如果弱国不明白不反思自己的弱”。他认为当初中日的差距，今天并没有缩小。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对待老兵的态度，就是对待历史的态度，对待历史的态度，就是对待未来的态度。

滇西与湖南的距离，至少是2000公里。

2000公里。重返家园。

——在1945年，对于一场恶战之后的士兵，这已经是一个力所不能及的，梦。

腾冲大量的抗战文史资料，均显示这座高黎贡山脚下的“极地边城”，有着自古传承而来的硬朗、桀骜品性。1944年7月26日，以“外省人”为主的中国远征军欲从日军手中收复此城，这个县城 “白发苍颜之老先生，西装革履之少爷公子，男女学生、乡镇保甲长和民众等，均争相驮沙袋，担子弹，送茶饭；并有许多太太小姐，成群结队跟着部队后面观战，好像赶会看戏似的”，以“中国士兵冲啊，杀啊”呐喊声助阵，成为二战史上极其罕见的“战地啦啦队”，日军对此惊叹“一个被惹怒了的，不要命的民族是恐怖的”；其临危受命，作过著名的《答田岛书》的抗战县长张问德，据说也曾多次在军民大会上，鼓励各军将士“赶走日本人，我们腾冲的姑娘嫁给你”。

1945年2月，滇西战役结束后，该战场一些所谓的“非蒋嫡系”军队，如预2师、36师、第198师、第116师、第130师等，“未获一尝胜利之光荣”，均被就地解散。有资料统计，当时至少有来自十来个省份的6000多官兵流落滇西，“这些人放下对付日本侵略者的武器以后就再没有摸过任何枪械，没有穿过任何军队的服装”。

腾冲抗战历史研究者段培东称：“四川、贵州兵留下的最多，湖南，也不少于850人。”

“我军人的素质还在”

2005年9月30日。云南腾冲县腾越镇洞坪村。

第一眼看到的许韩廷[注释3]，袖着手，垂着头，坐在自家荫静的天井。

15分钟后，这位83岁的老兵挺直腰身，评价自己：“我军人的素质还在。看起来不死不活了，一喊醒我就精神抖擞。”他甚至捋起袖子，跟我们最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云手”，“给我5分钟，小伙子，5分钟内我一定拼得赢你”，他笑，“5分钟以后就不行了”。

许原籍湖南华容，19岁“投笔从戎打日本鬼子”，曾是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兵站第3分站的少尉司书。1942年，“部队从株洲渌口出来，天空飘着鹅毛大雪，只穿半截裤子（另半截是绑腿），穿草鞋，都不知道部队要往哪里开。后来到云南，路上走死、病死了好多兵”。

在滇西战场，许称自己是“解粮官”，“人背马驮，负责一个军的吃、用、行”。对“湖南兵”这个身份，他有说不出的骄傲，“真正的南蛮子不是云南，是湖南，湖南人性格蛮，讲义气，打起仗来要死都死在前头”。

许说他留在腾冲，因为“当时思想上想得多，不想干了，觉得自己不应该再拿着脑壳去拼命”，也喜欢腾冲的气候，而且“感觉这里有文化”。

许的部队后来从“保山上飞机，运走了”，“很多人并不晓得是去干内战”。

许说1945年他23岁。而且，那时他姓韩。许，是入赘以后的姓。他后来一直在现在住的这个寨子里教书，1958年被划成右派，但始终“对共产党是一片真心”。

永失故乡

许韩廷曾在1986年回到湖南老家华容住过7个月。许的第二个儿子姓韩，“就是次子归宗”的意思。这位“读过6年古书，上过5年洋学堂”，“爱写诗”的老人，说“诗人是最有情感的，我怎么会忘记自己的故乡”。

而比许大13岁的范如何[注释4]，却永远不能再这样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了。

96岁的范如何，在保山市委宣传部提供给我们的资料上，仅注明原籍湖南湘潭。没有更具体的乡、村名。老人曾是炮兵。如今，双腿瘫痪，听力全失，“以前就听不大见，被炮声震的”。

跟许韩廷一样，范如何并不姓范，范是入赘之姓。

据范的子女介绍，老人自己的名字叫“何继能”，曾是家中独子，被国民党抓壮丁而入远征军。部队的番号他们已说不清，只知道“打了最惨的松山战役”。后来，我们在当地政府才了解到，范“1938年征兵入伍，编入54军。参加过1938年的台儿庄会战和武汉会战，1942年随军调云南保山，参加怒江防守及收复腾冲战斗”。战后，范流落在腾冲县芒棒乡这一带，做地主家的帮工，后落籍该乡。范有6个子女，他和老伴分别由四个儿子供养。范自战后从没有回过湖南，“写过信，没有回音，家里没人了，爹妈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的”。范的二儿媳说，很早以前，范曾想带着其中的两个孩子回湖南，但孩子们不愿离开熟悉的环境。

在老人昏暗、简陋的居所，当我们试着想和他交流，想知道他的家究竟是湘潭哪里，想告诉他我们来自他痛别60多年的故乡，我们发现，一切徒然。

老人听不见，而且不识一字。

“帮我们找找父亲家乡的亲人”

89岁的李明顺也曾无数次想回到湖南。

“以前是生活太恼火，没钱回去，后来是岁数大了，回不去了”。李的儿子说“20岁就出来了”的父亲经常念叨老家，至死都保留着别人听不太懂的湖南祁东口音。

2005年10月1日，当我们辗转找到保山市辛街乡，名单上的“李明顺”已长眠在一块玉米地下。

这位1935年被编入第2军，“参加过武汉会战、松山外围战斗及收复平达、象达和芒市三台山等战斗”的老兵，老家在湖南祁东。“松林公社埠家大队”，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他与家乡的联系地址。那时候，他找到过“在祁阳县人民银行当行长”的亲兄弟李明高。遗憾的是，紧接着的“文革”使李再次与家乡亲人中断了联系。

李明顺于2005年5月病逝。在他下葬的前后，一直有媒体在寻访他。李的儿子说父亲以前在这里打日本鬼子，后来一生又都在此辛勤劳作，没想到最后差一点就无葬身之地。

李的墓地是一块玉米地，据说现在属于另一个村子。李明顺是被迫改成“张明顺”，成为“张家人”才被允许下葬的。当年滇西战役结束，李跟大多数士兵一样，流落当地入赘。他是少数保留了自己姓氏的“上门女婿”。只是在60年以后，他仍然要为最后的葬身之地付出放弃本姓的代价。

李的儿子说他现在就想找到叔叔李明高家人的线索，“叔叔肯定不在了，但我应该还有哥哥、姐姐”，他觉得自己跟湖南很亲，那里毕竟是父亲的根。

[注释]

1、2008年7月，《湖湘地理》天边车友俱乐部组织重走滇缅公路，慰问湖南抗战老兵。“意外”又找到一个芷江籍老兵黄有强（原名尹志强）。他被遗漏在健在老兵名单之外，一直住在腾冲县城近郊尚家寨村的5平米小屋中。摄影师想给他拍照，人必须退到街上。躺在他那条铺了几层垫子的藤椅上，抬头能看见一线狭窄的天空。关于家乡，他只剩下一口湖南话的底子。10月，湖南志愿者民间组织“老兵之家”帮助黄找到了怀化的亲人。

2、为什么有那么多抗日老兵需要互助？云南保山市委宣传部干部李义钦称，抗战胜利后，不管以什么方式留在大陆的国民党老兵，包括后来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只要有工作单位，都或多或少地有退休金，生活在农村，没有工作单位的，就没有养老金，失去了劳动能力的老兵只有靠子女赡养，子女孝敬、条件好的，生活也就好一些，子女不孝敬、多病、条件差的就很困难。我们现在的党委政府对他们表示同情，承认他们抗战的光荣历史，但如果没有中央的政策，有钱也无法给予补助。目前这些老兵，都只能由各种民间组织自发募捐，进行救助。

3、2008年7月16日，大雨。《湖湘地理》司机徐向东凭记忆，从腾冲国殇墓园寻到腾越镇洞坪村，这是3年前采访许韩廷的线路。但这一次，他们未能再见到许。许的二儿子韩诗云说，“父亲逝世已近三年”——老人在那次采访后2个月就过世了。

4、2008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