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军俘后有多惨？1644部队松本博：会穿着皮靴踩踏他们的心脏

1943年夏天的南京，城内的秩序在表面上已经被重新“安排”得井井有条。街面上有巡逻的宪兵，有忙碌的卡车，有挂着“防疫”“医院”牌子的机构来回运转。对普通中国百姓来说，那些白底黑字的牌匾，看上去不过是占领军的后勤单位，顶多多了几处不敢靠近的禁区。

真正的异常，藏在城里几处被划定的“军事区域”内。围墙很高，岗哨很密，门口却挂着看似“仁慈”的名目，比如“防疫给水部”“陆军医院分部”。有意思的是，只要稍微了解一点日军在华作战结构，就能意识到，这类机构反而值得格外警惕。

南京的荣字第1644部队，就悄悄隐藏在这样的牌匾背后。

一、伪装成“防疫部”的细菌战据点

1939年4月18日，日军以“华中派遣军防疫给水部”的名义，在南京市中心原南京中央陆军医院旧址上，设立了一支全新的特殊部队，内部番号为荣字第1644部队。名义上是负责防疫、供水，实际上却是华中地区的细菌战、中枢之一。

从组织系统上看，这支部队并不是孤零零的一座“孤岛”。它背后有一个更庞大的支撑者——位于东北的关东军731部队。731部队掌握核心技术和实验经验，华中、华南等地的类似“防疫给水部”，则像是伸出去的分支，负责在不同战区进行配合、试验、扩散。

石井四郎，731部队的负责人，对1644部队极为看重。原因并不难理解：南京是华中地区的交通要冲，铁路、公路、长江水运交汇，人口密集，且已经在1937年底沦陷，是推行各种“秘密计划”的理想地点。1644部队坐落在市区，周边还有配属的医院、驻屯地，可以从各个渠道获得人手、物资与“实验对象”。

对外，部队人员佩戴的是普通军医或卫生兵标志，口径统一称“防疫”“供水”“防治传染病”。对内，真正参与核心工作的军官、军医、技术人员，都要签署严苛的保密誓约，不得向任何外人透露部队性质，哪怕是向自己的家人。

有些士兵并不清楚全貌，只知道自己被分配到“防疫单位”，以为是后方卫生工作。那时的日军内部宣传里，“防疫”二字听上去甚至带点“文明”“科学”的味道。然而，这个“防疫给水部”的日常运作，却是从抓捕战俘、囚禁、感染、解剖，一直延伸到焚烧、掩埋，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冷酷的实验链条。

二、被送往南京的少年兵

1644部队的士兵来源之一，是日本本土大量征召的少年兵和农家子弟。松本博，便是其中一个。

1925年，他出生在熊本县八代的农民家庭。等到战争全面爆发，家乡年轻男子大量被征入伍，18岁的他在1943年被抽调入军，接受的是卫生兵训练。对很多类似背景的农村孩子来说，能当上“卫生兵”，比端着步枪冲锋听上去要“干净”一些，不用直接上前线，家里老人往往还会暗自宽慰。

松本博先被集中到日本本土接受短期训练，学习基础解剖、简单包扎、打针输液等技术，然后被编入运往大陆的“卫生专业部队”。他自己回忆说：“那时候只知道是到中国当卫生兵，具体做什么，没人告诉。”

从日本启程，经由朝鲜半岛釜山登陆，再从海路转运到中国，最后抵达南京。对一个从小在农田里长大的年轻人而言，南京当时的城市规模，应该算是“开了眼界”。但他很快发现，自己活动的范围被严格限制在军营、医院以及几个特定的建筑之间，出入都需要军官签字。

有一天，中队长把他叫去，淡淡地说了一句：“你被分配到防疫给水部的一个下属处所，主要负责看守和卫生工作，不打仗。”听上去依旧是“安全岗位”。松本博当时甚至还对战场上的同龄步兵感到一丝“庆幸”。

谁也没告诉他，这个下属处所，关押着一批随时可能被送上手术台的中国战俘。

三、七个人，七个笼子

中山门附近的一栋建筑，被划为1644部队的一个重要实验据点。外面看起来，是中央大学医院的一部分，编号为“7号楼”。楼门口有日军岗哨，门牌上写的是普通的医疗机构身份。真正的“特殊区”，在楼内深处。

1943年，松本博被调到这里，负责看守战俘和简单的卫生工作。刚到时，带队军官只交代一句：“里面的人是重要俘虏，不准他们逃跑，不准他们大声喧哗。”除此之外，对方刻意回避了“为什么要关押他们”“关多久”这些问题。

战俘从南京宪兵队陆续送来，一共7人，全部是中国人。从衣着和气质看，很可能既有士兵，也有被抓来的抗日人员。他们被单独关进类似铁笼的狭小空间里，一个人一个，互相之间只能隔着栏杆说几句短话。

铁笼尺寸极小，有研究者根据当年的证言推测，大约一米见方，人只能弓着身、蜷着腿，无法伸直躺下。这样的拘押方式，不仅是限制行动，更像是刻意让人长时间处在半屈曲、半窒息的状态中，以便日后观察身体变化。

有时，走廊里只剩下松本博一个人巡查。随着时间推移，他能听懂一些简单的汉语问句。某个阴雨天，一个战俘小声喊了他一声：“喂，兵，什么时候能出去？”松本博愣了一下，用生硬的日式汉语回了句：“不知道，我也只是看守。”

“你们说是医院，这里不是医院吧？”战俘又问。

松本博站在原地，沉默了好几秒，只说了一句：“不许再说话，再说要挨骂。”然后转身离开。

这类短暂的交流，反而暴露了一个尴尬现实：即使是看守的少年兵，也未必真正明白整个装置的终点是什么，只是按命令执行。但对被关押的人来说，笼子的形状、周围的气味、日军医务人员进进出出时的冷漠表情，很难不引发最糟糕的猜想。

关押持续了几个月。战俘的饮食极差，只在每天固定时间得到少量食物和水。松本博负责送饭、清理简单的污物，也在那时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军医来给战俘做一些看似“检查”的动作，有时用针，有时用器械，却从不解释用途。

这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看守战俘”，而是细菌实验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四、感染、观察与“采血”

根据战后松本博的证言，战俘被送到7号楼后不久，就被施以不同形式的细菌感染，具体菌种如何，他并不清楚。作为低级卫生兵，他不会被允许接触实验方案，只能从一些碎片化的场景中，拼凑出粗略的过程。

一开始，战俘身上看不出明显异常。随着时间推移，有的人出现高烧，有的人出现皮下红斑、溃烂等症状，还有人持续腹泻、极度虚弱。有意思的是，症状并不完全一致，这本身就说明，实验很可能涉及多种病原体，分别测试不同感染路径、发病时间和致死情况。

在病情显现的阶段，军医出入频繁。他们会记录体温、脉搏，观察皮肤变化，还会在特定时间段抽血，取尿、粪标本。普通士兵只负责配合固定身体、递送器械。整个过程被包装成“临床观察”，但对象是完全被剥夺自由和知情权的战俘。

时间一到，某些战俘的“观察期”结束。部队内部的说法，是“进行最终处理”。

所谓“最终处理”，就是被拉进一间专门的处置室。房门常年紧闭，窗户用厚布遮挡，以防外界看到里面的情况。松本博曾多次被叫进去协助，他的任务是负责固定战俘的手脚，以及之后处理一些简单的后续。

战俘被要求躺在一张特制的铁床上，四肢用皮带绑住，为的是防止抽搐挣扎。随后有人用布条蒙住他们的眼睛。这道程序既是为了遮挡视线，也是为了避免“对视”造成执行者心理波动。再之后，是麻醉和大量抽血。

根据证言，在某些情况下，所谓“抽血”，并不只是取少量样本，而是抽取到生命终结为止。血液被放入准备好的容器，如何处理、用在何处，基层卫生兵并不清楚。能确定的是，这一环节在实验计划中占有重要位置，并且有严格的计量记录。

对于处于麻醉状态的战俘来说，意识很快模糊，一切以生理反应的方式结束。但这一切，在日军医务体系内部，变成一套冷冰冰的数据：用什么菌、多久发病、发病后体征曲线、极限状态下能抽出多少血液，乃至死亡时心脏停止跳动的时间点。

在这些数字背后，是极具体的生命消失过程。

五、军靴踏下的那一下

当抽血、监测接近尾声，战俘逐渐进入濒死状态时，处置室里会出现一个非常“直接”的动作——确认心脏是否完全停止跳动。

松本博在回忆中提到，执行者往往不会再费力气去用听诊器长期聆听，而是采取一种粗暴的方法：穿着军靴，用力踩压胸口的位置，借助身体重量确认心脏是否还有反应。那一脚下去，如果胸腔再无明显起伏，就可以判断“已经结束”。

这个细节让人极度不适，却暴露出当时某些军医和军官对待俘虏生命的态度——不是病人，不是敌人，只是实验对象，甚至可以说，是一件“被使用完的器材”。在这样的心理前提下，粗暴确认死亡，成了简化程序的一种方式。

有一次，处置室气氛一度凝滞。一个战俘在麻醉中仍然发出微弱的呻吟，心电曲线缓慢起伏。一名年轻军医皱着眉头说：“还没完全停。”站在一旁的军士长冷冷丢下一句：“加点力气就行了。”不久之后，那人的胸腔被重重一踏，呻吟戛然而止。

松本博当时站在一旁，手还扶着器械盘。军士长转头看了他一眼：“记清楚，这里是实验，不要想多。”他低声应了一句：“是。”却没敢抬眼。

从技术角度看，这个动作在日后被反复引用为细菌战和活体实验的典型暴行之一；从心理角度看，也说明了1644部队内部已经形成了一套对活人“物件化”的惯性思维。也正是这种惯性，让连锁的残酷操作得以在整个华中细菌战体系中保持“顺畅”。

六、焚烧、掩埋与“消失”的痕迹

战俘死亡后，并不会按照一般战场阵亡者的方式处理，也绝不会留下可供外界辨认的尸体。1644部队有专门的遗体处理流程，目的是让“痕迹”在最短时间内消失。

遗体先被推往一处电力焚烧设施。与普通火葬不同，这类焚烧更多是出于“销毁证据”的考虑。烟囱常年冒烟，味道刺鼻，附近区域禁止非相关人员接近。松本博回忆，当时负责这些区域的士兵经常抱怨：“这里的味道，总是散不干净。”

焚烧后留下的骨骸、灰烬，被集中装入容器，再由专门人员运送到指定地点掩埋。证言中提到，这些骨灰被埋在军官学校对面一带的地块，表面伪装成普通的空地或训练场。没有标记，没有名册，没人会为这些人立碑。

从整个链条来看，1644部队的处置路径是：宪兵队抓捕战俘——送至“防疫给水部”下属建筑——关押、感染、观察——“最终处理”——焚烧——掩埋。每一个环节都有负责的部门，每一类人员只需完成自己的那一步，就可以不去思考全局。

不得不说，这种“分段式”设计极具制度冷酷性。它既可以保证效率，又能在相当程度上切割责任——很多基层士兵事后也会辩解：“只是看守”“只是运送”，仿佛整个罪行是被拆得干干净净的分工，找不到单一的“源头”。

1945年，日本战局全面逆转。随着战线推进，细菌战机构被勒令销毁设备、焚烧档案，以防落入对方手中。南京的1644部队同样执行了类似命令，能搬走的器材尽量转运，来不及处理的，就地破坏，许多书面记录被烧掉。遗体已经化为灰烬，掩埋地点无人标注，原本就不多的证据被进一步抹平。

从当时的角度看，上层似乎很自信：只要设备、文件、人事档案处理得“干净”，外界就很难重建全貌。不料多年之后，一些基层参与者的证言，反而成了拼凑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七、从少年兵视角看到的“机制”

松本博在整个1644部队体系中，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少年卫生兵。他既不是设计者，也不是决策者，却恰好站在了一个能“看到局部真相”的位置。

他的日常工作，说白了就三件事：看守笼中的战俘，配合军医在实验现场进行固定、递送和简单清理，再协助处理后续的一些卫生杂务。看上去都是“外围工作”，却串联起了关押、实验、处置三个关键环节。

对1644部队来说，这类少年兵有几层用途。表面上，是缓解人力紧张，把体力劳动和简单技术活分摊出去；深一层，则是利用他们的无权无势和缺乏信息，来保证核心计划的“安全”。年轻、下级、缺乏话语权，这样的人最方便控制。

有意思的是，正因为他们不掌握高级机密，战后反而更容易开口作证。高级军官往往有被追责的顾虑，要么否认，要么沉默；基层人员则更多出于心理压力和良知驱使，再加上年纪渐长，对往事的回忆有了不同的重量，于是愿意讲出当年的所见所闻。

从松本博的视角，可以看到1644部队的几条运作逻辑：

一是分工精细。抓人的是宪兵队，关押和看守的是“防疫给水部”下属单位，作实验的是军医和技术人员，焚烧和掩埋则由另一批士兵负责。每个人完成“本职工作”，就构成了一条完整的链条。

二是规模控制。7号战俘并不算多，这更像是有计划的小规模、多批次实验，而非一次性的大屠杀。数量虽小，残酷程度却丝毫不减，甚至更加“精确”，因为每个对象身上的病程、数据都被严密记录。

三是保密严格。所有接触内部区域的人员都要宣誓保密，不许记日记，不许对外信件中提及工作内容。任务安排也往往是临时口头传达，尽量减少纸面痕迹。这种封闭式操作，使得外界很难在战时得知真相。

从军事制度的角度分析，这种机制一方面服务于战争目的，另一方面也把大量普通士兵裹挟在罪行中，使他们在不知不觉间成为链条的一环。战后，这些人既是见证者，也背负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阴影和道德压力。

八、部队撤离与沉默被打破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前短短一段时间内，南京的日军部队明显收缩，1644部队也在仓促中做了一系列“撤离准备”。

松本博回忆，当时上级命令没收士兵随身携带的各种记载物，包括笔记本、照片，甚至一些平日随手记的小纸条都要上交。然后，部队分批撤出南京，先后聚拢，再安排返日。许多原本驻扎在各个隐蔽据点的设备，不是被运走，就是当场拆毁。

此时，曾经在7号楼里发生过的一切，在物理层面几乎被抹成一片空白。笼子搬空，房间清理，处置室洗刷，焚烧炉停用，灰烬坑用泥土填平。对后来路过这里的人来说，这片区域看上去再正常不过。

松本博回到熊本老家后，有一段时间刻意回避在南京的经历。家庭环境朴素，母亲只关心他“活着回来”这件事。有一次吃饭时，母亲随口问他：“你在中国当卫生兵，是不是帮伤兵包扎、打针？”他停顿了几秒，含糊地回答：“差不多。”

多年以后，面对采访者时，他才承认，自己当时是刻意不说。有些事情，不愿在家人面前提起，也不知从何说起。随着年岁增长，战争记忆却并未淡去，反而在脑海中变得越来越清晰。有些画面，比如铁笼里伸出的手指、处置室里那一脚踏下去的声音，长年累月地反复出现。

经过多次思想斗争，他接受了研究者和记者的采访，详细讲述了1644部队在南京的运作情况，包括战俘关押环境、感染后症状、所谓“采血”过程以及尸体的焚烧与掩埋。这些证言与其他渠道的资料互相印证，逐步勾勒出南京细菌战机构的轮廓。

从史料价值上看，松本博这类基层证言，填补了官方档案被销毁后留下的大块空白。高层指令、机构设置，可以从军史档案中找到一些痕迹；具体到某个楼、某间房、几名战俘如何被处理，却只能依靠亲历者的回忆来还原。

需要强调的是，任何口述史都有记忆偏差和细节模糊的可能，研究者在使用时通常会进行多重比对。但整体脉络——南京有荣字第1644部队，以“防疫给水部”名义运作，依托731部队技术，利用中国战俘进行细菌相关人体实验，战俘死后统一焚烧掩埋——这一套事实，在多方资料中具有高度一致性。

从1939年部队设立，到1945年匆忙撤离，1644部队在南京存在的时间并不算太长，却在这段时间里，把一整套细菌战实践投向现实。对于那7个被关在笼子里的战俘来说，从被捕那一刻起，他们的命运就被卷入了这套冷酷的机制之中；对于当年的少年兵松本博而言，短短两三年的驻扎经历，成为日后一生难以摆脱的阴影与记忆。

这些故事被记录下来，并非是为了夸大残酷，而是让后人看到，在看似“后勤”“防疫”的名目下，曾经运行过怎样一部以人命为代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