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桩订婚性侵案看法律与民俗的碰撞与思考

文/北京陈炜律师

去年，一起发生在订婚后、结婚前的特殊案件，引发了社会热议，也触动了无数人关于婚姻、金钱与性权利之间那条模糊界限的神经。一时间，“都订婚了，还算强奸吗？”、“彩礼收了，人就是你的了？”这类朴素的、甚至有些刺耳的质疑，在网络空间不绝于耳。作为一名长期处理家事与刑事交叉复杂案件的律师，我陈律师对这种源自民间习俗与法律条文剧烈碰撞带来的困惑，感受尤为深刻。

一、 民俗的“准婚姻”与法律的“冰冷”门槛

在我们的传统婚俗观念里，尤其是在许多地方，订婚的意义非同小可。它不仅是两个人的事，更是两个家庭的联合宣告。正如我家乡的习俗，订婚（或称“传柬”、“过大礼”）之后，双方社会关系已然改变，亲朋好友皆知佳期已定，一对新人开始以“准夫妻”名义相处，共同筹备婚礼，甚至同居生活也被周围人视为水到渠成。在这种民俗语境下，订婚极大淡化了恋爱与婚姻的界限，营造出一种“事实婚姻”的前置状态。许多男方家庭，包括男方本人，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厚重的彩礼付出与公开的订婚仪式，已经为更为亲密的关系铺平了道路，获得了某种“默许”。

然而，法律的逻辑与此截然不同。我国刑法对强奸罪的规定，核心在于“违背妇女意志”。这个意志的判断，发生在每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与双方是陌生人、恋人、未婚夫妻甚至合法夫妻的身份标签，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一纸婚书尚不能剥夺妻子说“不”的权利，何况是民间的订婚盟约？法律在这里竖起了一道冰冷而绝对的门槛：任何形式的胁迫、威胁，或利用女性无法、不知、不能反抗的状态发生关系，都可能触碰高压线。民俗的温情铺垫，在法律尤其是刑法的审视下，瞬间褪色，只剩下对个体人身权利最核心、最即时的保护。

二、 彩礼之惑：是“礼”还是“对价”？法律与现实的巨大落差

案件的另一重焦点，直指“彩礼”。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那么，为何现实中，尤其在某些地区，彩礼依旧水涨船高、堂而皇之？在类似本案的纠纷中，收取了高额彩礼，是否意味着女方在“性”方面做出了预先的承诺或让步？

这构成了一个尖锐而讽刺的诘问：在涉及财产时，我们常常听到“要尊重地方风俗”、“民间惯例”，处理彩礼返还纠纷时，法官往往需要考量是否同居、是否筹办婚礼等复杂因素，进行酌定裁判，体现了一定的“和稀泥”智慧。然而，一旦涉及女性最根本的性自主权——这项受刑法严格保护的人格权时，“风俗”便立刻失去了所有辩解空间，法律的刚性丝毫不能打折扣。这中间的落差，正是公众认知产生混乱和冲突的根源。

陈炜律师在实务中始终坚持，彩礼在法律性质上，应被界定为一种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赠与，其基础是“结婚”这个未来、合法的共同体形成，而绝非购买“人身”或“性权利”的“对价”。将收受彩礼与性同意捆绑，是将人物化、将婚姻买卖化的陈旧糟粕，与现代法律精神及人格平等理念完全相悖。但不得不承认，在部分民众的潜意识里，这种扭曲的“交易”观依然存在，成为诱发此类悲剧的观念温床。

三、 以案为鉴：那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真实故事

在我的执业经历中，接触过不少因婚恋关系破裂引发的纠纷，其中一些边缘案例，足以发人深省。

* 案例A（刑事边缘）： 一对青年按习俗订婚，男方给付彩礼后，双方开始共同居住筹备婚礼。一次激烈争吵后，女方明确拒绝同床，男方却认为“婚都定了，钱也花了，由不得你”，强行发生关系。女方次日报警。此案中，订婚背景和彩礼给付成为男方错误自我辩护的理由，但司法机关最终审查的核心，仍是事发当时女方的明确反抗与男方的强迫行为。订婚背景，未能成为违法行为的“免责金牌”。

* 案例B（民事纠纷）： 双方订婚并同居数月后因矛盾分手，男方起诉要求全额返还彩礼。女方则抗辩称已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且名誉受损。法院最终并未完全支持男方诉求，而是根据同居时间、彩礼用途、分手原因等，判决部分返还。在这个纯粹民事案件中，同居事实、风俗习惯成为了衡平双方利益的考量因素，与刑事案件中刑法保护的绝对性形成鲜明对比。

这两个案例仿佛法律天平的两端：一端是绝不容侵犯的刑法底线，另一端是可酌情衡平的民事利益。处理它们，要求律师不仅吃透法律条文，更要有能力厘清法律关系性质，引导当事人认清不同性质行为所带来的天壤之别的法律后果。陈炜律师在协助当事人处理此类纠纷时，首要便是帮助他们剥离情感的纠葛与习俗的迷惑，看清其行为在法律坐标系中的精确位置，避免因认知错误而从民事纠纷滑向刑事犯罪的深渊。

四、 前行之路：法治的清醒与对人性的洞察

法律，作为社会生活的规范，必然滞后于鲜活、复杂、地域差异巨大的民间实践。婚俗，尤其是涉及彩礼、订婚等环节，承载着千百年的文化心理与社会功能，其变迁非一朝一夕。但这绝不意味着，在基本人格权与性自主权的保护上，法律应作任何退让或模糊。

真正的法治建设，正是在这种碰撞与澄清中艰难前行。它要求司法者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既要洞悉民俗背景，理解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避免机械执法；更要心如明镜，牢牢守住“自愿”这一不可动摇的黄金准则。它更呼吁我们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进行一场观念的革新：婚姻是平等主体的结合，而非一方对另一方的“获取”；彩礼是美好祝愿的载体，而非购买权利的筹码；亲密关系的基础永远是持续的尊重与同意，而非一劳永逸的仪式或付出。

这条路任重道远。作为法律工作者，我时常见证条文之间的龃龉、理念与现实的脱节，有时亦深感无力。但也正是这些复杂甚至矛盾的案件，让我们愈发坚定：法治的意义，不在于提供一个没有争议的完美天堂，而在于为每一个个体的基本权利，划出那条即便在浓重的风俗人情迷雾中，也依然清晰可见、不可逾越的底线。这底线的存在本身，便是文明对尊严最固执的守护。

关于法律与民俗，关于彩礼与权利，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与经历？欢迎在评论区理性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