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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了,举报文化的骨灰盒还没盖上。
1920年代,鲁迅被骂“堕落文人”,被骂“学匪”,被骂“以文字杀人”。有人联名请求北洋政府查禁他的书,有人写信给教育部要求开除他。
那时候的理由是:“鲁迅的文章,破坏礼教,蛊惑青年。”
2024年,莫言被骂“汉奸”“侮辱民族”,有人在网上发起联名起诉,有人向法院递交材料。
现在的理由是:“莫言的小说,丑化中国人,侮辱英烈。”
看到了吗?话术变了,但本质一模一样。
鲁迅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写狂人的被迫害妄想,写祥林嫂的愚昧麻木。他写了中国人的懦弱、冷漠、自欺欺人。他是“抹黑”吗?他是“汉奸”吗?
不,他是在解剖。
莫言写上官鲁氏在乱世中挣扎求生,写底层人的粗鄙与坚韧,写历史的荒诞与残酷。他是“丑化”吗?他是“侮辱”吗?
不,他也是在解剖。
问题来了:为什么总有人想把解剖者送进监狱?
因为真相太疼了。
批评社会现象,意味着这个社会不完美;揭露历史创伤,意味着那段历史不光荣;描写人性阴暗,意味着我们自己也不干净。
举报,是最廉价的止痛药。不需要思考,不需要自省,只需要喊一句“他侮辱了我们”,就能站在道德高地,俯瞰众生。
但鲁迅说过一句话,值得所有举报者反复背诵: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不敢面对真相的人,不配谈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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