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在朝鲜旅行的时候，我最喜欢看农村。
不是因为风景多美，是因为那些田野、那些弯腰插秧的身影、那些用牛犁地的画面，让我恍惚间回到了小时候——不是我的小时候，是父辈口中的那个年代。
朝鲜农村和我们过去有很多相似之处。这里实行生产小组制，农民每天下地干活挣工分，年底按工分分粮食。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简单，直接，没有花哨。
但让我意外的是，朝鲜农民现在有自己的“自留地”。导游管它叫“宅旁园地”，就是屋前或屋旁的七八十平米空地，农民可以自由种任何东西——辣椒、白菜、玉米，喜欢什么种什么。收成归自己，不用上交，可以拿到集市上卖。
在很多村镇，每隔几天就有“大集”。到了赶集的日子，农民们挑着担子、推着车子，把自家种的菜、养的鸡鸭、攒的鸡蛋拿到市场上去卖。那场面热热闹闹，吆喝声、讨价还价声伴着鸡鸣狗叫，让人想起八十年代的中国乡镇集市。
导游说，这是农民赚钱的重要方式。种地挣工分分到的粮食能吃饱，但想买点“额外”的东西——比如给孩子买件新衣服，比如家里添个暖水壶——就要靠自留地的收成和集市上的叫卖。
我听了心里一动。那几十平米的自留地，不仅是地，是朝鲜农民的小盼头。
不过，朝鲜农业机械化程度还很低。我们沿途经过的田野里，很少看到拖拉机和收割机。牛，是最重要的劳动力。一头老黄牛，慢悠悠地拉着犁，身后跟着扶犁的农民，汗水滴在黑土地上。效率不高，但那种画面，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
“现在好多了，”导游说，“以前连牛都不够，人拉犁。现在大部分村子都有牛了。”
她说得平淡，我听得心酸又欣慰。
朝鲜农村至今仍在使用各种票证。粮票、肉票、布票，凭票到商店购买东西，价格极低。比如大同江啤酒，凭啤酒票买，一瓶只要一百多朝币，折合人民币一毛钱左右。而如果没有票，自己到商店买，价格立马飙升到五千多朝币，差不多四五块人民币。
差价几十倍。票，就是福利。
如果是外国游客想喝大同江啤酒，价格还要高——涉外商店里，一瓶大概十块人民币。所以外国游客在朝鲜，不会觉得物价便宜。香蕉苹果能卖到二十多块一公斤，价格直追国内一线城市。
同样的商品，三套价格体系：凭票的朝鲜百姓几乎免费；没票的朝鲜百姓贵几十倍；外国人最贵。这不是宰客，是福利精准分配给“自己人”。
说到大同江啤酒，就不得不提朝鲜男人。他们太爱喝酒了，酒量也大得吓人。
在朝鲜最后一天，我们请司机师傅喝啤酒。他五十来岁，瘦黑瘦黑的，话不多。我们递给他一瓶大同江啤酒，他接过来，仰头，咕咚咕咚，不到三十秒，瓶子空了。我们递第二瓶，又是仰头，一口气。第三瓶，照旧。三瓶下去，面不改色，话还是不多，只是憨憨地笑了笑。
全车人目瞪口呆。
导游笑着解释：“我们朝鲜男人喝酒就像喝水。大同江啤酒度数不高，但能连喝三瓶不脸红的，也是高手了。”
我看着司机师傅那张黑瘦的脸，那双粗糙的、握了一辈子方向盘的大手，忽然觉得他喝的不是酒。是一天辛劳后的片刻放松，是平凡日子里一点微醺的热闹。
朝鲜农村，有工分，有自留地，有牛耕，有赶集，有票证，有廉价的大同江啤酒。日子不算富裕，甚至有些艰难。但那些在田里弯腰的身影、在集市上叫卖的农妇、在酒桌上一口气吹三瓶的司机——他们脸上没有愁苦，有一种劳动者自带的踏实。
像极了我父亲年轻时插队的那段岁月。苦，但不垮。穷，但不怨。
回国以后，每次在超市看到香蕉苹果标价，我都会想起朝鲜农贸市场上那些自己种的菜、自己养的鸡。他们那种“从土里刨食”的日子，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但那份靠双手养活自己的踏实，什么时候都不过时。
还有司机师傅那三瓶啤酒。不是什么豪饮，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收工后的享受，简单，干净，不做作。
我在心里默默敬了他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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