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建国,1981年秋天回老家探亲,穿着四个兜的军装,口袋里揣了两包大前门,专门去看望高中时的语文老师周明远。
周老师家在县城东街的一条老巷子里,院子不大,种了一棵石榴树,红彤彤的果子压弯了枝头。我推开虚掩的木门时,周老师正坐在堂屋的藤椅上看书,老花镜滑到鼻尖上,听见动静抬起头,眯着眼睛打量了我两秒,猛地拍了一下大腿:“陈建国!你这个臭小子,还知道回来看看我?”
我笑着敬了个军礼。周老师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连说了三声“好”,说这身军装穿在我身上比当年那个穿补丁裤子的毛头小子精神多了。师母在厨房里忙活,听见动静探出头来,硬要留我吃饭。我说不用麻烦,周老师眼睛一瞪:“你跟我客气什么?当年你作文写得好,我还给你开过小灶呢。”
他说的“开小灶”,其实是他家穷得叮当响,还偷偷塞给我两个鸡蛋让我带回去补充营养。那年月谁家都不宽裕,那两个鸡蛋我舍不得吃,拿回家给我妈,我妈红了眼眶。这件事我记了十几年。
师母张罗了一桌子菜,腊肉炒蒜薹,红烧豆腐,还有一个鸡蛋汤。饭桌上周老师问我成家了没有,我说还没。他点点头,也不催,只是说:“缘分这种事急不得。”然后又问我工作怎么样,在部队习惯不习惯。我们聊了将近两个小时,天南海北,从高中课本聊到边境局势,从唐诗宋词聊到改革开放。临走的时候我站起来告辞,周老师说:“你等一下,我去屋里给你拿本书,是我新编的诗词讲义,你带回去看看。”
他转身进了东厢房。我站在院子里等着,这时候,堂屋的门帘忽然被人从里面掀开了。
一个姑娘端着一盆水走出来,穿着碎花布衫,齐耳短发,低着头,差点和我撞个满怀。她“哎呀”一声往后退了半步,盆里的水晃了晃,洒了几滴在我军装的袖口上。她赶紧放下盆子,慌乱地拿袖子去擦我的袖口,嘴里说着“对不起对不起”。
我低头看她,她抬起头来——
一双极亮极干净的眼睛,圆圆的脸上有一点浅浅的雀斑,额前的碎发被秋风吹起来,她大概是觉得不好意思,脸红得像那棵石榴树上的果子。
我下意识地说了句“没事”,声音大得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这时候周老师拿着书从东厢房出来,看见这一幕,忽然笑了,笑得意味深长。他清了清嗓子,对我说:“建国啊,这是我侄女,叫林小禾,在县棉纺厂上班。刚去给我送水,怎么,你们认识?”
我连忙说不认识不认识,心里却莫名其妙地跳了一下。林小禾已经端着脸盆匆匆进了厨房,碎花布衫的下摆在门帘边一闪就不见了,像一片被风吹走的云。
周老师把书递给我,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小禾今年二十三,还没对象。”
我当时二十五,脸一下子从脖子根红到了耳朵根。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微信的年代,周老师这句话,就是最直白的牵线搭桥。我支支吾吾地应了一声,逃也似的出了院门,走出去老远还能听见周老师在身后爽朗的笑声。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探亲假只有十五天,我在家帮着父母收了地里的玉米,又把房顶漏雨的地方补了补,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大概过了三四天,我妈忽然神神秘秘地跟我说:“你周老师托人带话来了,说让你星期天去他家吃饭,还说让你一定去。”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星期天一大早,我从供销社买了两斤白糖、一条毛巾,又换了一身干净的军装,对着镜子把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然后骑上父亲的二八大杠,蹬了四十分钟的土路,到了周老师家。
这一次院子里很安静,石榴树的叶子已经开始泛黄,地上一片金灿灿的落叶。周老师没在堂屋,师母迎出来,笑眯眯地说:“老周去学校了,让你先坐会儿,中午就回来。”
我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喝茶,茶杯里的茶叶梗竖着,像一支小小的旗。等了大约十分钟,门帘又响了。这一次林小禾端着一盘切好的苹果走进来,大大方方放在我面前,然后在我对面坐下了。
没有上次的面红耳赤,她歪着头看我,忽然笑了:“你是不是被周叔骗来的?”
我老实点头。
她又笑了,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像剥了壳的莲子。她说:“他跟我说今天要见一个人,我寻思什么人值得他这么上心,原来是你。”顿了顿,她忽然补了一句,“你那天把我水打翻了,我还以为你会生气。”
我没有。我说,我当时只是在想,这姑娘怎么这么好看。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在喝水,差点没把茶杯咬碎。后来我才知道,林小禾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姑娘。她读过很多书,最爱的作家是沈从文,边城那句话说,“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她背得一字不差。她问我部队的生活,问我有没有怕过、有没有哭过。我说有,入伍第一年站夜岗,一个人面对漫天的星星和脚下的荒原,忽然就想家了,站在哨位上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
她没有笑话我,而是安静地听,眼睛里有光。
那天中午周老师回来吃饭,看我们俩坐在一起说话,高兴得喝了二两白酒。饭后他拉着我下棋,心不在焉地连输三盘,师母在旁边戳穿他:“你那是下棋吗?你那是偷看小禾和建国说话呢。”
林小禾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我的探亲假很快就要结束了。走之前的那天傍晚,我又去了周老师家,这一次是专程去还那本诗词讲义。我和林小禾并肩站在那棵石榴树下,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是一个自己绣的手帕,白色的棉布上绣了一朵石榴花,红得像火。
她说:“你下次回来,我请你吃石榴。”
我说:“好,拉钩。”
我们真的拉了钩。那一天刚好是1981年的中秋节前夕,月亮还没圆,但已经很亮了。我从周老师家出来,骑着自行车穿过县城那条铺满月光的石板路,口袋里揣着那块绣了石榴花的手帕,心跳快得像打鼓,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可能要结婚了。
后来的事情顺理成章。我回到部队后和林小禾通了半年的信,每封信都写得仔仔细细,连信封上贴什么邮票都要挑半天。第二年春天,我又一次休假,专程去县城,在那棵石榴树下向她求了婚。她哭得稀里哗啦,说你这个傻子,连个戒指都没有也敢求婚。
我笑嘻嘻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用子弹壳磨的戒指,是我在部队熄灯后打着手电筒偷偷磨了三个月做出来的。她骂了我一句“不正经”,然后把戒指戴上了。
1982年国庆节,我们结婚了。结婚那天周老师是证婚人,他站在台上笑得合不拢嘴,说了一句让全场人都红了眼眶的话:“当年我给陈建国开小灶,补的是作文。没想到补着补着,还补出了我侄女的终身大事。”
如今四十年过去了,那棵石榴树还在,每年秋天都结满红彤彤的果子。林小禾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陈思周,二儿子叫陈念禾。她有时候还会翻出那条泛黄的手帕,上面石榴花的颜色已经淡了,但她总是看着看着就笑了。
我问她笑什么。
她说:“笑那个穿军装的傻子,第一次见面就把水洒我身上。”
我说:“那不叫洒,那叫缘分到了,老天爷推了一把。”
她瞪我一眼,眼角的皱纹里全是光。
我想起周老师当年说过的一句话:缘分这种事急不得。可他没说后半句——缘分来的时候,挡都挡不住。有时候就是一次普通的探亲,一次寻常的看望,一盆洒了的水,一棵石榴树,就够两个人走一辈子了。
81年那年的石榴花,我记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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