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凯勒难道是个惊天骗局?先说下她的身世,海伦·凯勒1880年出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塔斯坎比亚。她1岁半的时候,得了一场很重的病,当时的乡下医生也说不太清楚,就写了个脑热或者大脑充血。现在医学界回过头去看,更倾向于是细菌性脑膜炎。这种病会让脑膜发炎,搞不好就永久伤到视神经和听觉神经。
但在1882年的美国南方小镇,医生手里根本没啥诊断设备,要想判断一个小孩是不是彻底瞎了、聋了,基本上就是靠拍巴掌、大吼,或者拿根蜡烛在眼前晃,看看有没有反应。只要小孩没反应,就直接断定为完全看不见、听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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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她是不是还残存了一丁点对强光或者大震动的感觉,根本查不出来。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哪怕剩一点点光感或对震动的模糊知觉,脑子里最开始搭建概念的时候,就能接收到一点点外套信号,不至于完全在真空里自己瞎摸索。
凯勒头5年一直困在这种黑暗和安静里面,跟外面的世界远远隔开。她能比划出的最复杂的手势,不过就是摇头表示不要,拽别人衣服表示过来。她动不动就大发脾气,摔东西、尖叫,因为根本没法让大人知道她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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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887年3月,安妮·沙利文来了,情况才被一把掀翻。沙利文那年刚20岁,自己视力就不好,从小在救济院长大,根本没上过什么正经的盲聋教学课程。她教凯勒的办法基本就是一边试一边改。那个被一遍遍讲的水泵边的场景,就是沙利文把凯勒一只手放到凉水里冲,另一只手在她掌心反复拼写“水”这个单词。
就在那个瞬间,凉水和手心划动的字母突然在凯勒脑子里接通了。从此她像开了闸一样疯狂收词,一天学会30个单词,几个月就开始拼句子。盲聋教育的历史上,再也没见过第二个这么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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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后来慢慢地,人们开始觉得不大对劲。一个从1岁多就完全看不见、听不见的小女孩,写到10岁出头的信里的时候,居然能写出“天空像快要熄灭的炭火”、“风吹池塘像银色丝绸”这样的句子。这些描写全是视觉和颜色感受,而且句子结构成熟得不像话。
大家当然可以说她是听别人读了很多书,把别人的话说成了自己的,可问题是她“听”书这件事,从来就没法绕过沙利文。沙利文要在她手心把书上的内容拼出来,拼的时候节奏怎么掌握、哪些词加重语气、哪些部分顺嘴换了种说法,这些细节全都直接影响凯勒接收到的信息。
等到凯勒想回信或者写文章,又是沙利文帮她把话转回去,顺便把语法顺一顺、用词换一换。一来一回,早就分不清是谁在替谁加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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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算完。沙利文后来嫁给了一个叫约翰·梅西的文化人,梅西是哈佛毕业的文学评论家,写文章很老练。结婚后,梅西直接搬进她们的住处,三个大人住在一块。梅西自己写信的时候都不遮掩,说他会重排凯勒的段落,修剪句子,删掉不通顺的地方。这种干的已经不是编辑的活,几乎是在一起创作了。
而且梅西对政治特别热衷,正好那段时间凯勒写的东西政治味越来越浓。凯勒自己在《我如何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这篇文章里说,是社会福利主义者先递给她书看,她开始只是喜欢文笔,后来越读越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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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第一个递书过来的人就是沙利文,而背后筛选题材、挑书、重点念哪些段落的,自然也绕不开沙利文和她那个文学丈夫。等到凯勒公开宣布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甚至参与创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时候,所有人其实都已经分不清楚,这些政治立场到底是凯勒自己长出来的,还是被人一点点浇灌出来的。
沙利文1936年去世以后,变化来得又猛又直接。替换沙利文的人是一个叫波莉·汤普森的女子,原来就是凯勒家的家务帮手,没念过大学,完全不懂写作和政治。也就是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凯勒写出来的东西一下子就降了个大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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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利文活着的时候,凯勒33岁就能写出《走出黑暗》那种全书带有强烈政治批判意识的大部头,排比句用得密,节奏感非常强。沙利文一没,凯勒58岁再出的《海伦·凯勒日记》,整本都是短句子,说来说去就是今天出去散步闻到花香,天气冷不冷,再也没有一点对制度和社会的激烈批判了。
再过2年出的《让我们心怀信仰》,干脆就是一本励志小短文合集。有人专门统计过,沙利文时代凯勒作品里谈政治和社会议题的内容占比能有40%左右,到了汤普森时期连百分之五都不到。60岁以后凯勒基本就变成了一个只讲温和鼓励话的公众人物。
很多人开始相信,拉高凯勒文学水平的真正发动机,从来就不是她一个人,而是沙利文加上梅西这对夫妻档。梅西把维多利亚式的文风和层层推进的论证逻辑套在了凯勒原始的表达之上,而凯勒本人真正能独立做到的,可能就只剩下中后期那种比较平直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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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凯勒11岁时,就已经有一件事提前掀过这个底。那就是著名的“霜王”抄袭案。当时凯勒写了一篇叫《霜王》的小故事,讲仙女给秋天的树叶染上金黄、绯红这些颜色,也就是大量的视觉描述,敬献给珀金斯盲人学校的校长阿格纳诺斯。
校长一看挺高兴,给登到了学校杂志上。结果很快有人跳出来,指出这篇故事根本就是照着另一本童书抄的,情节一样、大段句子一样。面对质询,凯勒和沙利文说,这是凯勒8岁那年在沙利文不在身边时,别人给她拼读过那本书,她听了以后忘了,误以为自己脑子里冒出来的是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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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上确实有个叫潜隐记忆的现象,会说人无意识把听过见过的东西当成自己想的。可通常也就是一段旋律、一两句词,从来不是整篇故事的结构和大段文字,隔了3年还能完整复现出来。珀金斯学校派了8个人组成的委员会调查这件事,吵得不可开交,最后是校长阿格纳诺斯投下一张决定票,宣布凯勒没有故意抄袭。
但是背地里,校长这辈子再也没相信过她,这件事情让双方关系彻底完蛋。事后又有人仔细翻查,发现凯勒那段时间写的其他几篇故事,也跟当时流行的童书有大量撞车的地方,这不可能是巧合。
现在回头看,更合理的解释恐怕是,沙利文在教学过程中为了赶快出成绩,不自觉把她自己读过、记得的那些故事框架和漂亮句子拼凑进去,然后转述给凯勒。凯勒还以为自己在创作,其实充当的是一个接收器和再输出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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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国外流行过一种叫辅助沟通疗法的技术,专门针对不会说话的严重语言障碍患者。具体做法是,治疗师用手轻轻扶着患者的手腕或者手臂,患者就能突然在一个字母板或键盘上敲出完整流畅的句子,有时甚至写出一大段充满文艺感的文字,非常轰动。
后来有研究人员做双盲测试,问患者一个问题,但确保辅助者不知道问题内容。结果患者敲出来的答案全是错的。而如果问的问题辅助者事先知道答案,患者打出来的就全对。这直接证明了,键盘上蹦出来的所有文字,实际上都来自辅助者自己的大脑,只是因为手指轻轻搭着,患者的手才会在键盘上移动。
绝大多数辅助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代笔”,他们都真诚地以为,是在帮患者把心里话说出来。这东西跟海伦·凯勒的情况一对比,像得让人心里发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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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不能因此就说沙利文从头到尾是个骗子。海伦·凯勒能在那样的限制里活下来,并且拥有那么强烈想要被听见的欲望,本身就是一种压倒性的生命力。只是围绕着她建起来的那个天才故事,现在应该被更冷静地看待。
她不再是一个完全靠自己穿透黑暗寂静的超人,而是一个严重依赖沙利文作为外部感官和认知延伸的普通人。沙利文一不在,那些华丽的长句子、结构缜密的政治论述,就全部消失不见。晚年陪护换成护士后,她更是彻底停下了笔。
美国越战和民权运动最激烈的年代,以她早年的政治参与力度来看,外界都等着她出来说话。但这一次,她从头到尾都是沉默的。这种沉默,或许就是谜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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