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长避短，超道发展 | 解读嘉兴经济的思考

文 | 朱荣林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咨询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嘉兴发展规划院名誉院长。

如果超道发展是目标管理的话，那么扬长避短则是与其相适应的过程管理。扬长避短的关键是准确把握自身经济发展的优势和短板。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转变劣势的效应大于重复优势”的观点考量，过程管理的重心应在转变劣势，即发现自身短板。

20世纪50年代在二战废墟上重建出山的日本，之后跻身于亚洲“四小龙”並迅速赶超欧洲的史实，彰显了日本《创造学》的“缺点排除法”原理之创新逻辑：人是否聪明，不在于头脑中有无智慧，而在于有无问题(即短板)。一旦大脑疏于自省而长期不找问题，智慧会因无用武之地而退化。

因此，世界成功超道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无不以开发人力资本为前提，原因就在于：人力资本的投入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

图一，嘉兴南湖未来广场(图源：百度)

地 处水墨江南，鱼米之乡的杭嘉湖区位中心的嘉兴市，素有“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之说，足见嘉兴经济地位影响力之甚！换言之，从全局视野判断，中央政府对嘉兴经济的考核导向，其期望值是符合的：

一是对嘉兴地域自身产出的考核要求；

二是对嘉兴辐射引领相邻地区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

三是对嘉兴初心之地，根脉之乡“敢为天下先”精神落地践行的评估。

嘉兴特殊的几何中心地理区位、出海太平洋港口的岸线和悠久而又完整的中华文化传承链等三大不可替代的优势决定，其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确保，具有优于他人的条件。

若有负“天时地利人和”，则难于面对执政初心的拷问！据2025年年底统计，嘉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569.5亿元、增长5.6%，财政总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达到1073.6亿元和638.7亿元，保持了全省第三，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1%，进出口总额增长9.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3%。

彰显了嘉兴增长动能和潜能的后劲，但与2025年全国GDP增幅5.0%相比，其潜力远未挖掘到位。据我从嘉兴撤地建市40多年来观察的积累，更从初心之地敢为天下先的要求判断，嘉兴经济发展的潜力空间是一座並未充分开发的富矿。

第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潜力管理的空间

潜力管理空间是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一是考核指标优化空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考核指标体系，是决定经济转型的指挥棒。当前我国的考核体系只是一种考核短期、有形和规模的指标，而与考核长期、无形和质量的经济转型指标无涉，而后者正是经济转型的价值指向。换言之，当下我国城乡经济模式转而不动，其源盖出于传统的考核指标体系没有率先转变之故，一旦转变，其经济增速的效益含金量将不可估量。

二是发展平台互动空间。

推动一个国家发展的产业平台，技术平台和教育平台之间理应协同互动，方能制止资源错配、结构失调、投资重复、供求失衡的弊端。但由于政府传统职能定位和臃肿的机构设置转变迟滞，导致我国公权力正在呈现分散化、部门化和人格化的趋势，进而引发供需脱节，投资重复，资源浪费，既弱化了综合国力，又潜藏着未来发展的后发效应。

三是国家治理体系空间。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是我国历史上朴素治理体系的经典思想。当前，我国呈现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有失同步之势，以致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角度制约着经济供给的扩张，进而延缓了经济复苏的进程。换言之，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暂时储存于今日社会发展的短板之中。

四是优化“三大关系”的空间。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会面临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关系(社会和谐关系)，当代人类与未来人类之间关系(代际协调关系)，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发展关系)的协调。三者关系的协调是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大支柱，但优化关系的最终体现，並不是文件上的决心，而在于落地的回响，即：贫困发生率，生态空间保有率，不可再生资源储备率的指标之上。

五是形态建设与功能建设的协同空间。

大量事实显示，投资低效乃至无效的根源，在于误将形态视作功能，导致大量资金资源沉淀于形态之上而难于收回投资。马克思说过，沉淀的资本是没有生命力的。功能作用的发挥程度，决定着回收投资的力度。

否则，对于银行而言则是平添了坏帐，集聚了系统的金融风险。由于种种原因决定，我国长期以来宏观调控实行的是作用链短程的投资拉动经济的货币政策，但由于回收率低下而权宜地超发货币方式来救急，以致泡沫风险日积月聚。

六是优化宏观调控政策的空间。

长期以来受短期行为影响，我国宏观调控倾向于采取货币政策而少用财政政策，更少将二者互补实施。货币政策施行的主体是政府，而非市场运行的主体(企业)，重心又往往侧重于基础设施投资。

由于任期考核所致，大部分政府投资的价值偏好是短平快，而政府决策体系具有短程化的特点，但负面有二：

①缺失具有市场需求切身压力的严格论证，投资难以确保回收。

②资本沉淀在产能上，与缺失产能需求的宏观调控初衷相悖，反而加重了供给侧和M0(流通中的现金，即银行体系外流通的货币)的供应压力，实乃饮鸩止渴之举。

七是强化建党理论基础的空间。

《党章》开宗明义：“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嘉兴而言，作为党诞生的“摇篮”之一，是初心资源发祥之地。但是，嘉兴对于党建资源的配置效率不高，毛泽东主席关于“读点马列”的教诲和党中央七常委集体瞻仰嘉兴红船时的嘱咐，往往是虽有言而少有“先行”，缺少红船精神的率先导向性。

诸如在认知劳动成本与企业生存环境关系时，往往疏于对马克思著作《英国工业阶级现况的调查》基本思想的对照。又如，疏于领会恩格斯关于政府机构具有自我扩张机制的论述，每每随着大流进行适得其反的机构精简，以致体制內精简一次，体制外扩张一次，浪费了稀缺性的人、财、物资源的投入成本。

第二、中国经济一个时期的高速发展。

得益于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城乡一体化，非老龄化等历史性机遇的叠加，而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其机遇可归结为低成本、高速度、高物耗的属性，其非常态性显而易见，上述复合而成的特殊机遇已事过境迁而不复存在。

这一大势落地到嘉兴，各级政府切不可再以还原不复存的历史性机遇，作为当今经济发展的决策依据。如果说，之前的转型发展尚有“非常机遇”作后盾尚可缓行，如今则已成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不二选择。从未转过型的不知转型之难，这是一场有涉系统性环节时代变迁的大工程，诸如理念、制度、体制、机制和相应政策的系列创新。

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事关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它涵盖了五大核心内容：创新驱动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开放合作共赢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共享发展成果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高质量发展的五大核心内容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合力。

中央从宏观视角设定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具有统筹兼顾的特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区域城乡发展的均衡性，发展动力的创新性，发展途径的生态性，发展成果的共享性，旨在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一是增长的稳定性。

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是它事关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并为其他领域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从此角度判断，嘉兴位列全省笫三的经济增速有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保持经济增速稳定，不能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但必须以质量为大前提。因为，经济效益体现在劳动耗费，劳动占用和劳动成果之间的比例关系，低效的经济无法支撑经济的可持增长，二者是互为促进和互为制约的唇齿关系。

二是地域上的协调发展。

就经济体系而言，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要合理，确保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以此构建起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就创新而言，创新要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断推动经济发展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增长推进。但从目标管理而言，经济高质量必需体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群体之间的共同富裕之路。

第三，嘉兴经济发展的具体建言。

嘉兴经济发展总体评价是，势头良好，矛盾不少，潜力可观。首先，强化经济效益，夯实发展基础。当前，嘉兴经济增速位列全省第三，但2025年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民营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4.6%。

其次，优化产业结构，增強发展后劲。嘉兴传统支柱产业依赖度过高。电气、鞋服、泵阀等传统制造业仍占较大比重，虽2024年数字化普及率69.78%，居全省第二，但高端化、智能化转型仍有待加速 。

新兴产业规模有限：尽管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协会商会积极发展，且2025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3%–5.8%，但整体体量与苏锡常相比仍有差距 。

再次，提升主城区发展实力，提高对周边县市经济的辐射力。实践证明，城市功能集聚效应决定其对周边的辐射效应。嘉兴市区人口集聚度弱，仅为主城区的36.2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长期屈居全省第9，低于杭州、宁波等省内城市 。人口集聚度是经济首位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最后，提高创新投入，提升综合生产力水平。嘉兴上规模民营企业户均有效发明专利仅15件，低于全省22.7件的平均水平；50%以上企业未与科研机构合作 。

拓展营商环境优化的空间，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从总体判断，嘉兴企业融资与市场预期过于谨慎。尽管有“民营经济32条”等支持政策，但企业仍对市场预期不乐观，资金压力大，民间投资虽有边际改善，但2025年仍同比下降12.8% 。

我国改革开放48年来的成果，源自于政策红利，投资红利，劳动红利，归根结底是低成本发展模式的红利。48年后嘉兴面临的发展起点，应逐步从速度型的政策红利、投资红利和劳动红利相集成的低成本发展模式，转型为效益型的制度创新红利和产业高附加值红利相兼容的新型发展模式。

其一，做大做强企业应把握三大途径。

大型企业是地区经济高质量稳定发展的压舱石。萧山市曾有“四大企业”累计营收已超过1万亿元。时年其荣盛、恒逸、万向分别排名浙江省第二、四、六位，营业收入分别为4483.18亿元、3288.00亿元、1628.44亿元，传化1444亿元。四大企业时年营业收入已超过时年嘉兴一个大市！值得嘉兴借鉴的是，培育龙头企业要打组合拳。途径是：

一是创新空间。

《古典经济学》认为，技术进步最终都会表现为企业规模的扩大，进而提升竞争力。换言之，嘉兴缺乏规模型大企业的最终原因，首先应从技术创新力度上追究根源，而主要不在其它。

二是集群管理空间。

嘉兴应通过产业集群管理，充分利用外包专业市场去分解和重组嘉兴企业小而全的生产流程，从企业资源的垂直整合走向虚拟整合，以顺应当代全球企业跨地域的产业组织重构的大势。

三是导入管理空间。

要以优化嘉兴政企关系为主导的内部营商环境(长远的制度创新)为主，以优惠政策(短期的政策创新)为辅的方针，吸收外部优质大型龙头企业(或总部经济)入驻。当引资遇到障碍时，首先要应向自身制度性营商环境创新上找根源，而千万别停留在与兄弟城市之间政策优惠设计上的攀比，前者空间广阔，后者空间有限。

其二，向功能管理要效益。

一是要在土地资源日趋约束的今日，尽快停止和改变全国千乡一面、缺失地方特色的所谓美丽乡村建设模式，赋于其嘉兴风俗特色和初心精神的文化内涵，以红船“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率先转向对日趋稀缺的自然村落保护。这一资源保护的先发性担当，必将使嘉兴获取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发性效应，诸如20世纪70年代的安徽“凤阳效应”和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全国性自由交易的“义乌效应”。

二是对闲置的存量商业地块的改造。据有关资料显示，嘉兴全市共有已建、在建、待建的商贸综合体及专业市场达131个，总建筑面积达为1658.9万平方米，其中仅86个已投入使用，其余仍在建设或未启用 。政府应作为重大课题来研究，逐步地、有计划地探索如何统筹盘活这些在无序扩张状态下建造的闲置商业地产。包括梅湾街存量商业用房的空置，它既是嘉兴投资资本的沉淀，更是对嘉兴投资环境的一种负面解读和宣传。

三是強化民生投入。嘉兴市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1.48:1，连续7年保持全省最优。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54939元，连续22年居全省首位。但不可仅满足于城乡收入比为全省之冠的数据，更要化大力气降低嘉兴贫困发生率。因本文数据渠道之限，仅以2020年底数据为例，嘉兴市贫困人口总数为6.13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38%。这既是发展的障碍，却更是发展的潜力，它佐证了黄奇帆的观点：“克服短板就会转变为新的增长，产生新的发展潜力，形成新的局面。”

图二 ，作者在研究课题

合理的经济结构（如供需匹配、产业协同）是产生整体性效益的前提。例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去产能、补短板”改善结构，从而增强经济体系的整体韧性与活力 。

优化结构性效益是手段，提升整体性效益是目标；短板往往呈现结构性特征，伤及的却是整体性效应。以我国产业短板为例，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为18%，远低于欧美国家的40%-50%的比例，这既是结构性的短板，也意味着产业整体发展潜藏着巨大的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