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尔茨：中国如19世纪美德，德国成律师之国

朔尔茨说了句大实话：中国是工程师之国，而我们成了律师之国2026年4月30日，德国前总理朔尔茨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JFK论坛发表了一场主题为＂多极新时代的和平与秩序＂的演讲，对话嘉宾是哈佛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齐布拉特教授。

他自嘲说自己就是律师出身，直言别人20年就能建成全国铁路网，而西方连一条通勤铁路线20年都修不明白。这话说得不算客气，但从一个刚离任不久的前总理嘴里讲出来，分量是不一样的。

朔尔茨2021年到2025年执政德国，此次演讲的背景也颇为微妙——特朗普政府近期指责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羞辱＂了总统，并威胁从德国撤军。在这个节骨眼上，朔尔茨站在美国的讲台上谈＂律师之国＂，多少也有点指桑骂槐的意味。

2025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丹·王（Dan Wang）出版了一本叫《Breakneck》的书，核心观点就是＂律师社会＂和＂工程师国家＂这对框架可以解释中美两国当下的许多问题。

他指出，美国最近十任总统中有五位上过法学院，国会议员中大约半数到三分之二拥有法律学位，而持有理工科学位的却寥寥无几。换句话说，管理这个国家的人，绝大多数的专业训练是＂如何辩论、如何否决、如何打官司＂，而不是＂如何造东西、如何把事情干成＂。

这一点放到现实中特别好理解。柏林勃兰登堡机场从规划到启用前后折腾了将近30年，推迟了至少四次，成了全世界的笑话。

纽约第二大道地铁项目从1929年就开始规划，一期工程2017年才通车，只建了三站，花了45亿美元。你要是拿同样的钱去中国，大概能修100多公里的地铁。

不是说中国什么都好，而是当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全在琢磨＂这件事哪里不合规、谁该为此负责、能不能告上一状＂的时候，它的建设效率必然会大打折扣。朔尔茨说这番话的时候，他自己的国家正处于一个相当尴尬的境地。

自2019年以来，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基本停滞不前，经历了二战后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停滞期。2023年萎缩0.3%，2024年又萎缩0.2%，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预计2026年的增速也仅为0.9%。

曾经以精密制造闻名全球的＂欧洲经济火车头＂，如今连续好几年在原地踏步，这在战后的德国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新总理默茨上台后倒是搞了一个听上去气魄很大的计划——设立5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来搞基建和投资。

但问题是，专家们指出经济持续疲弱的原因包括全球格局变化带来的外部压力、国内经济与安全结构调整、工业竞争力下降及人口老龄化等因素。钱是一回事，怎么花是另一回事。

德国联邦银行、经济专家委员会和多家智库均警告称，大量新增债务可能被挥霍一空，因为这些资金可能被用于提高福利支出等本应由常规预算支付的项目。说白了，花钱容易见效难，搞不好还要养一大批中间环节的审批人员和合规顾问。

这就回到了朔尔茨所说的核心矛盾：为什么西方做事越来越慢？因为＂流程＂本身变成了一门生意。

任何一个工程项目，从环评到听证到审批再到诉讼，中间每个环节都需要律师、审计师、合规顾问的介入。流程越复杂、环节越多，这些人越有得赚。

久而久之，审批程序不再是为了保证质量，而是变成了一个自我循环的产业，养活了大批专业人士，但把干实事的成本和周期都拉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资本的流向。

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国带头搞金融自由化，华尔街变成了全球资金的枢纽。制造业利润太薄、周期太长，不如把工厂搬到发展中国家，自己专心搞金融和法律服务。

这套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确实＂有效＂——美国金融业利润一度占到全美企业利润的接近一半。但代价也很清楚：当最聪明的毕业生都挤破头进投行和律所，而不是去实验室和工厂的时候，产业空心化就只是时间问题。

有意思的是，就在朔尔茨演讲后两天，也就是2026年5月1日，特朗普宣布自下周起将对欧盟生产的汽车和卡车进口关税提高至25%。这个消息对德国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2025年前八个月，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但德国汽车对华出口同比下降了13.5%。一边是中国本土品牌的崛起蚕食市场，一边是特朗普的关税大棒高高举起，德国制造业正面临两面夹击。

而就在今年2月20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对等关税违法。但特朗普当天就另辟蹊径，转用其他法律条款重新加征关税。

这种操作本身就是＂律师之国＂的典型表现——法律不是用来保障公平的工具，而是变成了博弈的武器。造船业是观察＂工程师之国＂和＂律师之国＂差距的另一个绝佳窗口。

中国已连续15年蝉联全球最大造船国，2024年全球每交付两艘船就有一艘是中国制造。作为对比，美国海军情报办公室的数据显示，中国船厂年产能约2325万吨，而美国不足10万吨，按吨位计算差距达232倍。

特朗普嚷着要重振美国造船业，但问题不只是砸不砸钱的事。美国现有造船工人平均年龄已经52岁，年轻从业者占比不足15%，要重建30万人的产业工人队伍至少需要15年。

船用曲轴、推进系统等关键设备完全依赖进口，工时成本是中国的4.3倍。就算国会明天就批了几百亿美元，也造不出多少船来，因为干活的人已经没了。

人才断层才是最致命的。中国每年培养大约130万工程师，美国只有大约13万，十比一的差距。

培养一个合格的造船工程师或者熟练的焊工，不是三五年就能完成的事。更关键的是社会价值导向——在美国，金融和法律从业者的收入天花板远高于工程师。

当年轻人发现在华尔街干几年就能买房，而在工厂干一辈子可能还住不上好房子的时候，谁还愿意去学理工科？这不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激励机制出了偏差。

不过，分析到这里，也有必要说一说另一面。丹·王在他的书里也做了一个重要的提醒：工程师国家有了不起的长处，但也有令人不安的短板——一个更注重法律的社会可以帮助防止这些短板。

这话虽然是从西方视角出发的，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任何事物走到极端都会出问题，＂工程师思维＂一旦过度，就容易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一个纯技术优化题。

中国过去几十年高速发展中也有过教训，比如早期部分地方的环保问题、拆迁纠纷等等，都提醒我们＂效率＂和＂程序＂之间需要找到平衡点。所以朔尔茨的这番话，本质上是对西方发展模式的一次诊断，而不是对中国模式的简单赞美。

他看到了病因：金融化掏空了制造业，程序主义锁死了执行效率，人才断层堵住了回头路。但作为一个已经下台的政治人物，他只能做出诊断，开不了药方。

默茨和其他在台上的西方政客面对的是同样的困局：在一个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实业利润的社会里，你怎么说服资本重新流回工厂？在一个选举周期只有四五年的制度里，谁愿意为一个需要二三十年才能见效的制造业复兴计划去得罪金融集团？

对于中国来说，这番话倒是一面有参考价值的镜子。我们的长处在于实干——高铁网络、5G基站、特高压输电、光伏产能，这些都是靠一批又一批工程师和产业工人干出来的。

朔尔茨在演讲中也坦言，在多极化新时代建立一个有韧性的规则秩序，需要＂旧西方的代表们表现出相当的谦逊＂。这句话放在当下的国际格局中，分量是很重的。

保持务实精神，守住制造业的底盘，同时不断提升法治和治理水平，这恐怕才是面对百年变局最靠谱的路径。毕竟，别人花30年修不完一座机场的教训，就摆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