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时候，陈伯达提出一个要求，获得了批准

他这辈子，就差七年。

再过七年，刑期就满了，能真正意义上重获自由。

可惜1989年9月20号那天，心肌梗塞说来就来，没给他这个机会。

临终前他说了一句话，说自己这一生“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后来人能从他的悲剧里吸取教训。

这个人就是陈伯达，一个把笔杆子耍到极致、最后也栽在笔杆子上的文人。

说起他的名字，很多人以为是本名，其实不是。

他原名叫陈声训，私塾先生嫌不好听，给他改成陈健相，字尚友。

后来去苏联留学，看了部电影《斯巴达克斯》，崇拜上那个古罗马的角斗士起义领袖，从“巴达”里取了俩字当笔名。

回国搞宣传，又觉得“巴达”太洋气，改成了“伯达”。这个随手改的笔名后来比本名还响，一直用到死。

1980年冬天，陈伯达走上审判台。

曾经的党内理论家，站在被告席上，低着头，全程没说什么话。

最终被判十八年，刑期从1970年10月他被羁押那天开始算。

也就是说，到宣判那天，他已经服了十来年了。

考虑到他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国家决定让他保外就医。

在北京城郊一栋新建居民楼的顶层，分给他一套六七十平的房子。

客厅、书房、厨房、卫生间，两间卧室——他一间，儿子陈晓农一家住另一间。

站在阳台往远处望，能看见一大片空旷的田野。

搬进来那天，陈晓农把父亲的床单铺好，妻子小张在厨房里忙活着炒菜。

窗户开着，秋天的风灌进来，把窗帘吹得一鼓一鼓的。

陈伯达站在客厅中间，背着手，缓缓转了一圈，没说话。

这套房子他从搬进去住到离世，差不多九年。

从卧室窗户望出去永远是同样的景色——楼下的杨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秃。

陈晓农是专门从石家庄调回北京照顾父亲的。

这对父子相处的方式有点特别——大多数时候陈伯达待在卧室里，儿子不怎么进去。

只有三岁的小孙子是个例外，成天往爷爷屋里钻，一老一小在房间里时不时传出笑声。

那种笑跟他在会议室、书房里发出的声音不一样，是那种从胸口底往外冒的、没有戒备的笑。

经历过那么多风浪的人，到老了，大概也就图这么个瞬间。

他身体不算太差，视力听力都还行。

偶尔看电视，也看报纸，练练书法。

最大的爱好还是书——他本就是个文人，曾经有几屋子藏书。

出狱后每月生活费是一百块，他至少拿三分之一用来买书。

不够，就托人找朋友借，看完一本还一本，还了再借。

有一回儿子推他从书店回来，轮椅上摞了七八本新书，他把它们一本本放在枕头边，摸着书脊说这几天有得看了。

后来组织上的人定期上门问他有什么要求，他磨了好几次，才开口说：“能不能给我一点买水果的钱？”这个请求被批准了，每月多批了一百块，专门用来买水果。

卧室不大，十来平米，一张三尺半宽的单人硬板床，蓝白方格的床单，硕大的鸭绒枕头。

大概是小张知道老人怕冷，连马桶上都套了毛线编的套子。

枕头又大又软，让一个在政治风暴里跌宕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在夜里能枕得舒服一点。

1989年9月20号，他吃完午饭后说有些胸闷，躺在床上休息。

下午三点多，小张从他卧室门口经过，往里望了一眼——他已经闭上了眼睛，神态平稳，像睡着了一样。

他这辈子，从福建惠安一个农家子弟走到延安，从延安走进中南海，又从中南海走进秦城，最后在北京城郊一套不起眼的民居里落了脚。

他本就是个善用笔墨的人，可最后把他推上巅峰的，不是书斋，是政治。

而政治这件事，从来不是文人能玩明白的。

一个本该在书斋里过安稳一生的人，偏偏卷进了不适合他的风暴，走到哪里都带着书的影子，却没能在书里找到安放自己的地方。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