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眼将军李作鹏，右眼被日军熏瞎，晚年拒绝改名在海外出版回忆录

1935年盛夏的湘赣边界，山风裹着稻谷香味吹进赣江边的一个小村。正在河滩练枪的李作鹏停下动作，用帕子擦了擦汗水。此时的他，只是红军队伍里年纪不大的班长，却已经下定决心要以一生在枪林弹雨中闯出路子。

战火很快让这个决定显得沉甸甸。翌年秋天，他调入红一方面军参谋部门，细致的地图标注、夜以继日的情报汇总，让上级看到了这个江西青年在思考、判断上的灵活劲。有人回忆：“这小子脑子转得快，算盘声一响就能给出几条路子。”那份机敏为他捱过最难熬的日子，也把他带向更广阔的战场。

1937年卢沟桥炮火声响起，李作鹏随一一五师奔赴华北。在一次夜间侦察里，他摸进梁山附近的敌占区，突遭毒气炮弹，黄色烟雾翻滚，他挥手示意战友掩护，却感到右眼一阵灼痛——泪水混着血，瞬间模糊。简单冲洗后，他仍拖着半盲之躯指挥突围。当主力脱险，他才倚在山坳喘粗气。

伤口没能等到战场结束就好转。1938年春，他化名“李老板”，独自混进北平，在东单一家医院接受眼角膜移植。麻药散去，右眼却仍是一片黑暗。医生摇头，他却只淡淡一句：“剩下一只眼，也够瞄准。”自此，黑色皮框眼镜成了他的标志，“独眼李”或“李瞎子”的外号随之流传。战友们并无贬意，反倒多了几分敬重。

抗战岁月里，他还有个广为人知的“爱好”——嗜酒。前线缺酒，他就让勤务兵四下搜罗；实在找不到，曾用药用酒精兑水自酌。一次在松花江边，他和苏静、何敬之席地对饮，林彪巡营撞见，怒拍桌子：“电台还没架好，你们倒先把桌子摆上！”酒壶滚落，桌翻人散，可第二天战役部署丝毫不错，林彪悄悄承认，这几个人虽爱喝，却能在炮声里拿主意。

1948年秋，东北大地已近寒霜。东野六纵奉命南下，在黑山、法库一线阻击廖耀湘兵团。行军路上，李作鹏听见前沿枪声骤紧，立刻令部队就地抢占制高点。总前委急电要他绕过顽敌，他回电仅四字：“主力在此。”三小时血战，三万川军被牢牢钳住，为大部队合围赢得时间。事后有人追问他凭什么断定，李作鹏敲了敲耳边的钢盔：“枪声密、炮声重，这种动静不像佯动。”一句话，道尽老兵的嗅觉。

辽沈一役后，他率部转战平津、渡江、华南，又在1950年3月挺进瓊州海峡。船行至中流风歇，桅杆上的帆瘫作破布，随行指挥员急了，电报疾呼可否掉头。李作鹏立在船头，掰断一截竹篙，指向前方：“用橹！划过去，一个都不准退！”炮火映红海面，四十三军强渡成功，五十八天后，海南插上红旗。那是他最自豪的一仗。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颁奖典礼上，他身着墨绿色呢裤，胸前两行勋表闪耀，与其他中将站成一排。从战士到将军，他用了二十五年，跌打满身，右眼失明，却依旧挺直腰板。此后，他历任军政大学副校长、总参军事训练部部长、海军常务副司令。

步入和平年代，政治风向却骤变。60年代末，他站在人民大会堂高台上，面对的已非嘹亮军号，而是一波又一波如潮的批判。因为支持“四人帮”，错误的政治选择让他的军旅生涯急转直下。1971年9月，他被隔离审查；1981年被判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高墙阴影下，他写下这样一句话：“沙场死一回，囚笼又活一回，都是自己选的。”

1985年春，他获准保外就医，被安置在太原一处旧军区家属院。组织出于安全考虑，劝他改名。他沉默良久，只答了三个字：“不必改。”经过再三沟通，他同意在户籍上写作“李明”，却对熟识的老部下说：“叫我名字，该是什么还是啥。”每月350元生活费不算多，可他乐得清静，练字、钓鱼、翻资料，自称“半隐半修”。

有意思的是，1989年，一家出版社找到他，愿意出资百万出版《从赣江到瓊州》手稿，并暗示若用“李明”为作者署名更妥当。老人抬头，右眼的黑框平静无波：“文章写的是李作鹏，改了名怎么对得起自己？”双方不欢而散。后来香港一家机构提出“海外首印”方案，他仍回绝：“人是中国人，字也在中国长大的。”手稿便束之高阁。

晚年的他偶尔在家书里调侃物价：“49年八块钱一瓶茅台，如今三百五只够一瓶。”字里行间不见怨气，多的是打趣。女儿回忆，父亲最常说的还是一句：“打了半辈子仗，幸亏只瞎一只眼，算老天开恩。”

2009年1月3日清晨，北京积雪未融。95岁的李作鹏在解放军总医院停止呼吸。当天中午，昔日战友、晚辈将门口的墨镜取下，轻轻放在他胸前，那副镜片依然乌黑锃亮。关于功过，后人自会评说；关于选择，他已在半明半暗的岁月里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