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绥县行政区划变迁

“扶绥”二字，取扶南、绥渌两县之首字，既寄托了合并之意，又谐音“福随”，寓意幸福相随。这个位于广西西南部的县份，其行政区划的变迁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跨越千年、历经无数分合重组的积累。从唐代的羁縻州县，到民国的三县鼎立，再到1951年三县合一，直至2003年随崇左市的设立完成新的归属，扶绥县区划史不仅是一部地方行政制度沿革史，更是一面折射中国南方边疆治理与区域整合的镜子。

从羁縻制到改土归流：古代扶绥的治乱更迭

扶绥自古为壮族先民聚居之地，开发较晚，封建王朝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只对这片土地实行间接统治。唐贞观十二年（638年），朝廷始置羁縻笼州，州治设在今新宁镇，下辖扶南、武勤、罗笼等六个羁縻县，隶属邕州都督府，这是扶绥地区有明确行政建置之始。所谓“羁縻”，正是王朝对边远民族地区“羁縻之、约束之”的政策安排——朝廷通过册封地方首领为长官，承认其世袭统治权，换取朝贡与名义上的归附，州县名称虽在，实权多在土官手中。

唐开元二年（714年），思同羁縻州在永宁峒设立，此后罗阳、永康等羁縻县先后建立。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朝廷又在康山黄峒设永康羁縻县。宋元时期，这些羁縻州县转变为土州、土县，分属不同的路级行政机构。及至明代，“改土归流”渐次推进，流官开始介入土司权力。明成化八年（1472年），永康土县率先改为流官同正县；隆庆六年（1572年），朝廷以武黎、华阳、沙水、吴从四都及宣化部分地区设新宁州，隶属南宁府。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思同土州并入永康县，次年升为永康州，治所迁至今中东街。清初，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陀陵土县并入永康州。至此，明清时期扶绥地区的格局大体形成——新宁州、永康州、忠州土州三足鼎立，均隶属南宁府，另有罗阳、陀陵等土县各隶属不同行政体系。流官与土司并存，治理结构交错复杂。

从三县鼎立到三县合并：现代扶绥的雏形初现

民国成立，废除州府体制，全国行政建制统一。民国元年（1912年），忠州土州改土归流改为忠县，新宁州改为新宁县，永康州改为永康县。然而，新宁县之名与湖南、广东、四川等省同名，永康县之名又与浙江永康县同称，极易混淆。民国三年（1914年），新宁县改名扶南县，永康县改名同正县。民国五年（1916年），忠县亦因与四川忠县同名，改为绥渌县。民国十七年（1927年），罗阳土县改土归流并入同正县。至此，扶南、同正、绥渌三县鼎立的格局正式确立。三个县各自辖地交错，名称源流各异，治理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是改流较早的州县，有的是较晚归并的土县，这为日后三县的整合留下了伏笔。整个民国时期，三县分治的状态持续了三十余年，虽各有发展，但毕竟地缘相近、民情相连，政出多门的体制弊端日渐凸显。

1949年12月，绥渌县、扶南县、同正县人民政府相继成立，三县均属龙州专区，旋即改称崇左专区。不久后，一场深刻的行政区划变革便来到了。1951年7月，在建国初期全国性的行政区划调整浪潮中，广西省政府将扶南、同正、绥渌三县合并为扶同绥县。同年10月，扶同绥县正式更名为“扶绥县”，取扶南、绥渌二县之首字为新县定名。三县合一后，全县分为龙头、大塘、渠黎、渠旧、柳桥、东门、山圩、昌平、中东、那隆10个区，县治设于扶南城厢街。这是扶绥县历史上第一次以统一的县级行政单位出现在行政版图上，“扶绥”这个地名自此载入史册。三县合并的重大意义在于，将原本交错且政出多门的三个小型行政区域整合为一个县级政权，从制度上奠定了扶绥县域一体化的基础。而合并之后取新名，既是对历史的尊重——“扶绥”二字保存了两个旧县的文化记忆，又是对未来的期许——“福随”二字蕴含着对这片土地的美好祝愿。

从反复分合到定属崇左：区划格局的现代定型

扶绥之名虽已确立，但县级建制的归属关系在此后十余年间却经历了三次重大波折。1953年2月，崇左县驮丁、陇河2乡3个自然村划归扶绥县管辖。此后扶绥县先后隶属邕宁专区、桂西僮族自治区等多个上级行政单位。真正的考验出现在1958年：这一年12月，扶绥县与崇左县合并置左江县，县治设在崇左县太平镇。此后不到半年，1959年5月左江县便被撤销，两县各恢复前状。短暂的恢复并没有维持多久，1960年1月，扶绥县再次并入崇左县。反复的合并与分设，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上演了两次大合并，其间又与1962年之后恢复建制的调整多次交错，各类变化和区域归属的调整极其频繁。直到1962年3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扶绥县终于与崇左县正式分县，以原扶绥县并入崇左县的行政区域为其行政区域，重新恢复了独立的县级建制。此后的四十余年，扶绥县建制的稳定为行政区划的纵深调整奠定了前提条件。

从十区纷立到八镇三乡：乡镇格局的精简优化

县级建制确立之后，扶绥县的行政区划沿着两个方向展开演变：一是县级层面归属关系的调整，二是县以下的乡镇设置变革。后者同样经历了一个从粗放到精细、从繁复到精简的过程。

三县合并之初，全县划分为10个区、199个乡，基层行政单元极为细碎。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全县撤区改大乡，建立人民公社，大塘区改为幸福公社，各区纷纷转为以“超英”“东风”“五星”“红旗”等命名的公社。1962年恢复扶绥县建制之后，全县设县、区、社三级政权，划为龙头、大塘、渠黎、渠旧、柳桥、东门、山圩、昌平、中东9个区及97个公社。1984年，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全县改为1个区、4个镇、7个乡的格局。此后，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部分乡陆续升格设镇：1987年山圩乡改山圩镇，1992年渠旧乡改渠旧镇，2002年将历史悠久的扶南乡与新宁镇合并组建新的新宁镇。

每一次乡镇调整都并非简单的名称更迭：1984年东罗镇的设置适应了当地煤炭产业发展的需要，扶南乡与新宁镇的合并则将县城的发展空间和行政资源进行整合。2002年7月扶南乡正式并入新宁镇，成为扶绥县级以下区划调整的标志性事件。调整后，全县形成了8个镇、3个乡的稳定格局：新宁镇、渠黎镇、渠旧镇、柳桥镇、东门镇、山圩镇、中东镇、东罗镇8镇，以及龙头乡、岜盆乡、昌平乡3乡。县域总面积2841平方公里，“八镇三乡”的格局自此延续至今。截至2024年，扶绥县下属3个乡、8个镇、118个村委会、18个社区居委会、765个自然村。这一乡镇格局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在扶绥近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得到了事实验证。

翻开扶绥县行政区划变迁的历史，每一个阶段的调整都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唐代的羁縻笼州反映了王朝对边陲之地因地制宜的管理智慧，清代的改土归流体现了中央权威的不断下沉与拓展，民国的三县更名则暴露出旧式行政建制在全国统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混乱和调适。而1951年三县合并，1958至1962年间数次与崇左县的并了又分、分了又合，既是当时行政体制探索过程的缩影，也体现了扶绥自身作为独立行政单元发展的历史诉求。2003年地级崇左市的设立及其与南宁地区的分治，则彻底完成了扶绥隶属体系的近代转型——尽管它与首府南宁在地理上仅隔数十公里之遥，但归属的确定永远定格在了崇左。千年来县境行政区划的每一次变动，都在重新定义着这片土地与中央朝廷、与周边州县的关系，也都在塑造着扶绥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发展方向。从中原羁縻之地，到三县分治，再到福随之县，扶绥的行政区划变迁史，既是一部地方行政制度演进史的缩影，更是一曲关于边疆治理、区域整合与国家统一的不息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