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我的南港故事

那天在南港演讲，来了好多新老朋友，包括王德威、王汎森等大咖，偌大的课室竟然坐不下，还在外面过道及会客厅同步直播。不是因为我学问大，或讲题《被选择与被遗忘的声音——鲁迅“出口”能否以及如何“成章”》特别出彩，而是“物以稀为贵”。

讲座后两天，我又接受文哲所出品的学术类播客“人文来风”的专访，主持人是前所长胡晓真博士，希望我讲点花絮，于是有了“我的南港故事”。

我第一次来南港访问，是参加题为“写实之外”的学术研讨会，时在1993年12月。那时两岸学术交流刚刚起步。也正因为难得，归来后，我撰写了一组短文，包括初刊《南方周末》1994年3月18日的《风雨故人》，以及发表在《读书》1994年第6期的《台湾行》，日后二者合并，收入我的《书里书外》增订版（三联书店，2019年）。

重读旧作，不惭愧，但感叹——那组短文线条粗犷，笔墨仓促，姿态很不优雅，但留下了坚冰融化初期的忐忑与惊喜，还是很难得。文章写得不好，后人可以不屑一顾，但我自己却极为珍惜那第一眼的感受。

此后多次访问南港，印象最深的还有另外两次，一次是2007年10月初，参加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近世的百科全书”学术研讨会。那是中文版《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陈平原、米列娜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刚刚推出、英文版开始修订与改写的关键时刻。这可不是简单的翻译或润色，而是几乎推倒重来，以求适应英语学界的阅读习惯与评价标准。整个过程十分艰辛，我由此对西方学者的认真与严谨，多了几分敬佩。

那次会议有个插曲，我在《追怀米列娜》（《文汇报》2012年11月14日）中曾略为提及：“正式开会那天，刚好碰上大台风，本地学者无法出席，外面来的学者，在米列娜和瓦格纳教授的带领下，借用旅馆隔壁的会议室进行研讨。走出会议室，狂风暴雨中，米列娜因雨伞被风刮走，连带也摔倒在地上。可她笑嘻嘻的，爬起来继续前行。那年，她已接近75岁。”如今，米列娜、瓦格纳这两位杰出汉学家均已仙逝，但其大著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1870—1930年）：Changing Ways of Thought（editor：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Rudolf G Wagner，Springer-verlag，Berlin，Heidelberg，2014年）却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常见后学追随其研究思路，借讨论清末民初编纂出版的众多辞书，来探究近现代中国的知识转型。

另一次让我印象极深的访问，是2018年12月下旬，我出席文哲所举办的座谈会，发表《从“触摸历史”到“思想操练”——我看五四及五四研究》，同时为“海风山骨——陈平原、王德威书画联展”揭幕。那次“业余文艺活动”很热闹，活动现场真的是高朋满座。没想到此后，因各种因素，难以为继。这回我重访南港，之所以受到热烈欢迎，也是因很多学人视之为“好兆头”。

我来南港，只要时间允许，一般都会参访史语所的“历史文物陈列馆”以及近史所的“胡适纪念馆”。二者的体量及藏品不可同日而语，但“看望胡适先生”，对我来说，不是学问，是心情。

这一次的参访，由近史所前所长黄克武亲自导览，我对这座1962年12月10日创立，由故居、陈列室及墓园三部分构成的专题场馆，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包括常设展的更新、专题展的布置、故居如何保护、观众怎么吸引，以及胡适全集的编纂进度等，很多细节，须亲历者才能真切体会与表达。那天恰好有好几拨附近中小学的学生前来参观，工作人员忙着招呼与讲解，显得有点嘈杂。纪念馆面积本就不大，加上已来过好几次，故匆匆浏览，就拜谒胡适墓去了。

胡适墓园于1974年扩建为胡适公园，1994年初，我曾专门撰文介绍。后来读1999年季羡林先生以88岁高龄应邀访台后写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深深震撼，自愧不如。看来研究者与亲历者，体悟的深浅就是不一样。我只是纸面文章，季先生则更多是历史感怀，二者不在一个层面上。这回的拜谒，学乖了，再也不敢舞文弄墨，只在朋友圈晒几张照片，引来不少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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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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