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科学技术史-219》中国明朝时期的地理学

中国明朝时期的地理学

明代地理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航海地理学的进展和溶洞、植被的考察研究方面。

1.航海地理

明朝航海地理是随"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而发展起来的。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七次往返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上。其舰船多至200多艘，将士与技术人员多达27000多人，宝船长150米，帆12张，有罗盘导航等设备。其活动范围从北纬27度至南纬7度，东经180度至东经44度，共计航程10万余里，到过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东非许多国家和地区。这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要早半个多世纪，可以说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

郑和船队在远航中，绘制了精确的航海图。他们在没有前图的情况下，坚持探路观察，详细记录了沿途山、滩、礁、沙，并利用指南针测定方向，利用带坠的绳子测定深度，用绳子系上鸡毛测定流速，然后把测定所得形象地标在一张对景图上，最后把不同海域所获得的对景图排列成航海图。这张航海图，至今仍保存于茅元仪所编《武备志》之中，全图分20幅，42面，堪称精细。图上起点为南京龙江关(下关），经长江口，沿东海、南海，直至海外国家。图上标有航线的精密针位，以"更"(一更相当于60里）计算距离，海岛画有内外线，它标明平潮时的礁石、浅滩、港口等。由于此图"详而不诬"，具有极高价值，故受到当时及后世学者的赞扬。

其次是关于海路与外国情况的记载。郑和的随员中有马欢、费信、巩珍等人，他们把航海所见记录下来，分别著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三书，内容是记述航行与沿途国家的政治、经济、气候、水文、物产、民族、风俗、宗教、历史等。这些内容远远超过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之所记。汪大渊所叙海路仅限印度半岛西岸与波斯湾口，而《星槎胜览》等书记述了更西的佐法尔、阿丹(今亚丁）、刺撒(今索马里北部）、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直达马达加斯加。三书所载的有关非洲的知识，不仅超过了古人，而且也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此外，三书所记明王朝与南洋诸国的友好往来和中国人民至南洋谋生居住的情况，是中外关系史上宝贵的资料。

2.溶洞、植被研究

明代对于溶洞、植被的考察研究成果，在徐宏祖(字振之，别号霞客，1586-1641年）所著《徐霞客游记》中得到集中反映。徐霞客从小热爱大自然，钻研地理学，他从21岁起至54岁止，走遍华东、华中、华南与西南各省，游历名山大川，进行实地考察。他考察了华南石灰岩地貌，详尽地记录了各种溶洞的方向、高深，宽窄的具体数字，揭示了溶蚀地貌的特征，订定了石峰、环洼、石梁等地质地理名词，并对溶洞、钟乳石、石笋等成因进行了研究，得出石灰岩易为雨水与地下水所溶蚀而发育成为溶洞等比较符合科学的结论。这在世界上实属首创，比系统研究溶岩地貌的西方人克维治克要领先200余年，至今仍有应用价值。同时，徐霞客还记录了由于高度与纬度不同，气候差异而形成的不同植物群落。他指出，在高山之上，由于地势高，气温低、风速大，树木生长缓慢，故多为伏地矮小之树。在山顶上更往往只有荒草，而无树木；山上植物的花期，也比山下要迟。他对植物的生态作了科学的分析，论述了植物垂直分布不同状况及其原因，促进了植物地理学的发展。

3.西方地理知识的吸收

明朝后期，中国地理学家学习了西方的地理知识与绘图技术。利玛窦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受广东肇庆地方官的委托，根据所携图册，采用华名、华里和华辰计算，绘出了一幅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虽然此图未经利玛窦复校，且刻工不慎，印刷错误尚多，但这是向中国第一次介绍地圆学说、地球大小、五洲的概念、五带的划分等，扩大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其功不可没。图中所标洋名、国名、地名，如大西洋、亚细亚、欧罗巴等也为中国所承认，一直沿用到现在。此图出版后，经过多次重刻，先在广州始印，十余年后在苏州翻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经利玛窦亲自修订后在南京刻印。1602年，李之藻请利玛窦再次增订，在北京印发。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介绍世界各国概况的地理著作《职方外纪》。《职方外纪》为西人艾儒略(1582-1649年）增订翻译，华人杨廷筠汇记。此书图文并存，卷首为五大洲总图，卷一至卷四分别述说亚洲、欧洲、美洲和南极地方，每卷都有总说与分说，介绍各国风土物产，条贯十分清楚。卷五为"四海总说"，介绍海名、海岛、海族、海产、海舶、海道等。由于西方世界地图和地理学说在中国的流传，使中国人开始了解全球的地理概况，增长了不少地理知识，这在中国地学史上是一个明显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