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TM机吐出不设防的钞票，取还是不取？许霆案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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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21日，星期五，广州的夜幕降临。黄埔大道西平云路交叉口，广州市商业银行的ATM机像往常一样亮着冷白色的光。24岁的许霆刚刚结束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保安工作，他的银行卡里静静躺着176.97元——这是他半个月的工资余额。

晚上9点07分，许霆插入银行卡，输入密码，点击“取款”，在键盘上按下了“1-0-0-0”。机器发出熟悉的齿轮转动声，十张百元钞票滑出出钞口。他随手查询余额，屏幕上的数字让他揉了揉眼睛：175.97元。

“只扣了1块钱？”

许霆再次操作。取款1000元，查询余额：174.97元。

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街上的车流声变得模糊，只有自己的心跳声在耳边咚咚作响。他环顾四周——便利店店员在整理货架，公交站台有两个等车的人，没有人注意这台发疯的ATM机。

狂喜之下，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当晚，许霆回到住处，将此事告诉了同伴郭安山。两人随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后反复操作多次。后经警方查实，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则取款1.8万元。

“这是银行的钱，不拿白不拿。”郭安山后来说，“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从21:07到23:51，在164分钟里，许霆操作了171次。他记不清自己具体取了多少次，只记得不停地按键、拿钱、塞进口袋。牛仔裤口袋鼓起来了，他又塞进外套内袋，最后用随身带的塑料袋装钱。

“中间有几次机器提示‘交易失败’，我害怕是银行发现了，就等了十几分钟，然后又可以取了。”许霆回忆。

凌晨时分，两人分开。许霆背着沉甸甸的塑料袋回到出租屋，在地板上倒出所有现金——整整17.5万元。郭安山取走了1.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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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台ATM机所属的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事后调查发现，故障源于一次系统升级。4月21日下午，工程师对银行系统进行维护，但ATM机跨行转账系统出现了罕见的数据错误：取款金额本应从“取款金额”字段扣除，却错误地从“余额更新标志”字段扣款，而该字段的默认值是1。

简单说，无论取多少钱，系统都只扣1元。

4月22日上午9点，银行对账时发现异常。平云路ATM机在故障期间发生交易232笔，其中取款交易171笔，转账交易21笔，实际短款219,149元。其中最大的一笔是许霆取走的17.5万元。

银行立即调取监控录像。画面清晰显示：一个瘦高的年轻人在ATM机前停留了近三小时，不断重复操作。

当天下午，银行工作人员拨通了许霆留在系统中的手机号码。无人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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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霆在取款后的第二天就辞去了工作。“我知道银行肯定会找我，但没想到这是犯罪，我以为最多就是把钱还回去。”他后来在法庭上说。

他带着17.5万元现金开始了逃亡。第一站是山西太原老家，但只待了三天就匆匆离开。“村里人都知道我在广州打工，突然带着这么多钱回来，没法解释。”

他化名“王伟”在陕西宝鸡租了间房子。17.5万元现金大部分埋在床底下的铁盒里。“我不敢存银行，不敢花大钱，每天就吃面条馒头。”有次房东来修水管，他整夜抱着铁盒不敢睡觉。

与此同时，郭安山在家人劝说下，于2006年11月7日向公安机关自首，并退还了1.8万元。广州市天河区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

警方对许霆的追捕从未停止。2007年5月，西安铁路公安处接到线索，在宝鸡火车站布控。5月22日下午，当许霆准备乘坐开往兰州的列车时，民警在检票口拦住了他。

“你叫什么名字？”

“王伟。”

“请出示身份证。”

“忘带了。”

“那报一下身份证号码。”

许霆报出了一串数字，民警在警务通上查询后，抬头看着他：“许霆，你因涉嫌盗窃罪被广州警方网上追逃，请跟我们走一趟。”

在他的行李箱夹层中，民警找到了最后剩余的1.2万元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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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2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

“被告人许霆，你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有无异议？”

“有。我不是盗窃，是银行机器出问题了，我才取的钱。”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被告人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许霆的辩护律师杨振平、吴义春提出了三条辩护意见：

1.许霆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应为不当得利

2.ATM机不是“金融机构”

3..银行存在重大过错

但公诉人针锋相对：“许霆在发现ATM机故障后，不仅没有告知银行，反而连续取款171次，主观上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故意。其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秘密窃取’的特征。”

法庭辩论焦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ATM机是否属于“金融机构”？

公诉人引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ATM机法律性质的批复》：“ATM机是银行对外提供客户自助金融服务的设备，是银行柜台服务的延伸，应视为金融机构的组成部分。”

辩护人反驳：“ATM机只是一台机器，不能等同于有安保措施的银行金库。将利用机器故障取款等同于盗窃金融机构，是机械化适用法律。”

第二，是否构成“秘密窃取”？

公诉人：“许霆在深夜取款，银行不知情，符合‘秘密’特征。”

辩护人：“他在公共场合、用自己实名银行卡、输入真实密码，何来‘秘密’？”

第三，银行过错能否减轻罪责？

辩护人：“银行系统故障是诱因，银行应承担相应责任。”

公诉人：“这不能否定许霆行为的违法性，只能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2007年12月16日，一审宣判。

“被告人许霆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槌落下那一刻，许霆的父亲许彩亮在旁听席上瘫软下去。许霆本人脸色苍白，被法警带出法庭时，回头看了父亲一眼，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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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书经媒体报道后，一场席卷全国的舆论风暴开始了。

网络沸腾

天涯社区、猫扑、新浪论坛上，相关帖子的点击量几天内突破千万。“今天你许霆了吗？”成为网络流行语，意指遇到不公平对待。

有网友算了一笔账：“贪污几百万判十几年，取款17万判无期，这公平吗？”

还有网友讽刺：“ATM机诱惑人犯罪，银行应该负连带责任。”

媒体论战

《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许霆案：法律不应如此冰冷》：“当法律适用的结果严重违背公众的正义直觉时，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法律本身，还是司法者的机械适用？”

《法制日报》则撰文强调罪刑法定原则：“舆论不能代替司法，民意不能左右判决。但如果判决与公众普遍认知差距过大，司法机关应当反思。”

法学界大辩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认为：“许霆的行为与传统盗窃有明显区别，直接套用盗窃金融机构的条款值得商榷。”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则指出：“此案暴露了刑法第264条的量刑缺陷。‘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是3-10万元，但20年来经济发展数十倍，标准却未调整。”

银行的态度

面对舆论压力，涉事银行始终保持沉默。有内部人士私下透露：“银行也是受害者，如果这次不严肃处理，以后类似情况会更多。”

但公众不买账。一名广州市民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银行多扣了钱，储户要证明自己清白；ATM机多吐了钱，储户就成盗窃犯。这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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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舆论压力下，2008年1月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裁定：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这一裁定被法学界视为中国司法对民意的积极回应。“这不是舆论干预司法，而是司法通过程序吸纳民意，实现自我修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大元评价。

2008年2月22日，案件重新开庭。这一次，法庭旁听席座无虚席，连过道都站满了人。

新增加的辩护律师张新强提出了一个关键观点：“许霆的行为更符合侵占罪特征，而非盗窃罪。侵占罪最高刑期是五年，且属于自诉案件，不告不理。”

公诉人依然坚持盗窃罪的指控，但语气有所缓和：“考虑到ATM机故障这一特殊情况，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酌情从轻。”

许霆在最后陈述时说：“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取那么多钱，更不该逃跑。我愿意退还所有钱，我愿意接受惩罚，但请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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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31日，广州中院做出二审判决。

审判长宣判：“被告人许霆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二万元；追缴违法所得17.5万元。”

判决书详细阐述了改判理由：

“经查，被告人许霆是在发现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后，临时起意实施盗窃行为。与有预谋、有准备的盗窃犯罪相比，主观恶性相对较小。

“许霆是利用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窃取财物，与采取破坏性手段盗取钱财相比，犯罪情节相对较轻。

“许霆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其盗窃所得赃款已被追回，未造成实际经济损失。

“根据本案具体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许霆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判决书还特别指出：“本院注意到，原判量刑不当，应予纠正。”

从无期徒刑到五年有期徒刑——刑期的巨大变化背后，是中国司法在法理与情理之间寻找平衡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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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霆在广东省番禺监狱服刑。由于表现良好，他获得了减刑机会。

“刚进去时，其他犯人都叫我‘ATM小哥’。”许霆后来回忆，“有人开玩笑说，早知道取十几万只判五年，他们也去取了。”

在监狱里，许霆参加了职业技能培训，学习了电工技术。他每个月给家里写一封信，信封上总是写“爸妈，我一切都好”。

2010年7月，因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许霆获得减刑，提前出狱。

走出监狱大门那天，广州下着小雨。许霆抬头看了看天空，对等候的记者说了三句话：“谢谢大家关心。我会重新开始。我想回家。”

许霆出狱了，但案件引发的讨论仍在继续。

法学反思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盗窃罪的死刑，但对“盗窃金融机构”的特别规定依然存在。不过，最高法院随后出台司法解释，大幅提高了“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

“许霆案推动了盗窃罪量刑标准的合理化。”清华大学教授张明楷评价。

银行风控改进

此案后，各大银行加强了对ATM机的监控和维护。故障响应时间从原来的24小时缩短到4小时，许多银行增加了实时交易监控系统。

类似案件的不同判决

2008年，云南何鹏案（ATM机故障取款42万元，一审无期）在许霆案改判后，也由无期改判为八年半。

2012年，浙江唐风军案（ATM机故障取款30万元）被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同类案件不同判决，说明法律适用仍需进一步明确。”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刘宪权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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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许霆在山西临汾开了一家小超市。他很少接受采访，偶尔有记者找到他，他总是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超市的收银台旁放着一台POS机，有时顾客刷卡时机器出现故障，许霆会马上过来检查。有次一个新来的店员在机器故障时多收了钱，许霆发现后，连夜上门退款。

“我理解许霆为什么那么做。”一位当年参与案件报道的老记者说，“他不是大奸大恶之人，只是一个在巨大诱惑面前没有把持住的普通人。这个案子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思考：当法律遭遇人性的弱点，当技术故障引发道德困境，我们该如何在惩罚与宽恕、规则与情理之间找到那条艰难的道路。”

广州那台改变了许霆人生的ATM机早已被更新换代。但在中国法治进程的记忆中，2006年4月21日的那164分钟，将永远作为一个刻度，标记着一个时代对正义的思考与探索。

而每一个经过ATM机的人，或许都曾在某个瞬间闪过那个问题：如果机器出错，我会怎么做？

这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对人性的永恒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