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妈”时代结束？美国Beta型妈妈正在重新定义成功

一群自称为“Beta型妈妈”的美国女性，正在以一种更松弛的养育方式，挑战数十年来主导中产家庭的密集养育模式。

育儿专栏作家吉纳维芙·罗伯茨如此描述自己等一众Beta型妈妈：对孩子的日程安排没有Alpha型妈妈那么严格；周末不会被“看着孩子在各种课外活动中出类拔萃”这件事占据；不会逼迫孩子们在周末参加足球俱乐部。

Beta型妈妈育儿方式的支持者认为，成功不应以牺牲幸福、自信或情绪稳定为代价。许多家长表示，她们试图为成功建立更健康的定义：不仅包括学业成就，也涵盖情绪韧性、自我认知以及个人的满足感。

观察人士指出，这种转变反映了当代社会在育儿、工作与生活平衡以及心理健康方面更广泛的文化讨论。正如记者蕾内·赛勒在其著作《足够好的母亲：完美不完美的育儿经》所言，一种新型母亲正在出现，她们学会了重视实用而非完美，并拒绝将育儿视为一场竞赛。

《华尔街日报》评论称，数十年来，社会对高成就父母的主流期待一直是“直升机式”的密集养育模式。而如今，新一代母亲正在宣告“够了”。她们重新拿回属于自己的约会之夜，拒绝奔波于17种不同的课外活动，也能坦然接受水槽中的脏碗碟。这些“放手”或者“妥协”正逐渐演变成一场低调的革命。

拒绝围着孩子转的“懒散妈妈”

独立学者卢卡·普罗诺撰文称，Alpha型妈妈一般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通常追求将职场经验应用于育儿，追求卓越的母职角色。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指出，女性一直以来都承担着大部分家务和育儿的责任。但直到最近，人们才开始期望母亲同时成为孩子未来的“项目经理”。经济学家指出，这一趋势在美国大约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向知识型经济的转型，导致家长们担忧缺乏竞争优势的孩子可能面临落后局面。

在一些地区，“良好的”育儿方式包括竭力让年幼孩子进入精英幼儿园、严格限制娱乐时间，甚至替孩子完成女童子军最高荣誉奖项目以便写进大学申请材料。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是蔡美儿（Amy Chua）及其2011年出版的畅销书《虎妈战歌》。在书中，蔡美儿写下童年时由严厉的父母抚养成长的经历，并讲述她在两个女儿身上尝试实施“虎妈”教育策略的故事。

但Beta型妈妈恰恰相反，她们自嘲是“懒散妈妈”，强调她们比Alpha型妈妈更加松弛。与此同时，她们不想做逼迫孩子变得完美的“超人妈妈”。在她们看来，Alpha型妈妈那种把经营家庭等同于管理公司的做法，最后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

加州居民索菲·贾菲如此描述自己对孩子的“放养”策略：当孩子对某项课外活动失去兴趣时，她允许他们退出，并且不要求他们必须保持全A的成绩（但得B可以接受，得C则不太理想）。

42岁的贾菲是一位关系顾问和静修营导师。尽管她很享受和三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光，但由于其中两个孩子已经成为青少年，她认为孩子们理应得到更多的自由。

“我目睹过度管教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贾菲表示，她并非不知道让儿子们骑着电动自行车在城市里乱窜的危险，也并非不担心儿子用自制绳索荡秋千和玩跑酷。“但我宁愿他们出去玩，创造美好的回忆，而不是整天窝在家里玩游戏。”

尽管贾菲经营多家企业，丈夫拥有博士学位，但她不会为孩子能否进入理想大学或找到体面工作而产生压力，而是有意放下中上层阶级育儿理念中的期望，转而培养能够探索自身兴趣、敢于和成年人坦诚交流，且长大后不会对她心生怨恨的孩子。

“直升机父母”（Helicopter Parent），指的是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子女身边，过度干预和保护孩子生活与教育的家长。

莎拉·米拉克尔是一名刑事与家庭法律师，同时也是一名8岁男孩的母亲。她曾在法庭目睹“直升机式育儿”带来的极端后果：一些触犯法律的人，其母亲往往有着极强的控制欲。这也让米拉克尔产生了一个理论：极度专横的育儿方式可能对青少年的不良行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42岁的丹妮尔·安托什是一名内容营销人员，她反对强迫孩子过上以进入一流大学为目标的童年生活。“我不认为考入常春藤盟校就能预示你未来的成功或幸福。”安托什说，她几年前才还清了最后一笔3万美元的学生贷款。

佐治亚州的34岁女子丹妮尔·斯蒂尔（有一个4岁的女儿）则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她的看法：“我妈妈从小就被灌输一种观念：一旦当了母亲，人生就结束了，我们这一代人不想那样生活。”

Beta型妈妈兴起的背后

过去，“妈妈战争”主要围绕着两类母亲展开，即希望在家里育儿的母亲和希望外出工作的母亲。社会学家认为，Alpha型妈妈与Beta型妈妈之间的对比是新版本的“妈妈战争”。

矛盾的是，随着更多已婚已育女性进入职场，社会对她们的要求似乎更加严苛。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家科琳·洛的分析表明，这其实是历史趋势的一部分：女性大规模进入职场后，陪伴孩子的时间反而越来越多。

以辅导孩子做作业为例，美国媒体给出的数据显示，1975年，女性平均每周花14分钟辅导孩子做作业。到2018年，这一时间几乎翻了五倍（达到1小时9分钟）。这种趋势在所有与孩子相关的成人时间分配类别中都适用，包括照看婴儿（从1小时40分钟增加到近4小时）和陪孩子玩耍（从36分钟增加到近3小时）。男性陪伴孩子的时间也有所增加（辅导作业的时间从20分钟增加到50分钟）。与此同时，美国去年的总生育率创历史新低，比1975年下降了20%。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至2025年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达到了74%的历史高位。同时，远程办公的兴起也让许多人无需依赖全职育儿服务便能兼顾育儿与工作。

心理学家安·L·邓纽沃德表示，“极端育儿”时代导致女性面临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迫使她们要做所谓正确的事情，为此倍感挣扎。弥漫在文化和社会中的完美主义压力，常常让母亲们觉得自己不够完美。

育儿专栏作家罗伯茨表示，虽然她对Alpha型妈妈由衷感到敬佩，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模式根本不现实，甚至还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男性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同时在生活的每个领域都出类拔萃。”她写道。

独立学者普罗诺指出，围绕Alpha型妈妈与Beta型妈妈之间的争论表明，尽管社会不断变革与进步，但在21世纪，女性仍被认为对孩子的成长负有更大责任。正是这种社会观念给母亲带来的压力，以及女性为应对这一压力而采取的不同策略，构成了Alpha型妈妈与Beta型妈妈产生分化的深层原因。

在此背景下，Beta型妈妈选择放宽标准，拥抱压力更小的生活。Beta型妈妈理念的支持者指出，母亲们应该建立一种新的育儿模式，摒弃Alpha型妈妈所珍视的“完美妈妈”观念。

与此同时，美国Beta型妈妈的反弹是对多种现实问题的回应。《华尔街日报》分析道，一是围绕母亲心理健康的文化讨论变得更加开诚布公，那种“兼顾一切（事业和家庭）”的光环正逐渐褪去；二是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导致让孩子进入白领岗位的“投资回报率”因劳动力市场的停滞而受到冲击；最后，人工智能的崛起也可能让职业阶层面临重新洗牌。

“这是对一种趋势达到极限的一种反应。”布朗大学研究育儿问题的经济学家艾米丽·奥斯特说，“父母们意识到，上哈佛或许并不能让孩子轻易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