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人与日本夫人的子女：长子断绝关系，次子自杀，女儿死于地震

“1936年9月29日午后，我再不欠他什么！”八道湾的影壁下，19岁的周丰二攥着军刀，话语像冰碴子。

那一天距离鲁迅辞世不到一年。吊唁的人散去，喜庆被硬生生塞进故居的空旷。老太太鲁瑞要过八十寿辰，周家老宅打开尘封的大门。局外人以为是一场寻常的生日宴，圈里人都明白，这是羽太信子精心布下的局——她要让自己的外甥替姐姐讨回一个面子。

追溯到1906年，周作人漂洋过海赴日读书，在东京小酒馆结识羽太信子。1912年底，两人成婚并回国。几个月后，鲁迅把积攒的版税换成了北京绍兴会馆后面的八道湾宅子，让全家落脚。信子踏进院子的第一刻便开始算计：谁管钱、谁管厨房、谁说话算。她性格强势，口袋紧，仗着外语和算术，在屋檐下夺得财政大权。

为了坐稳这把交椅，她把妹妹羽太芳子从东京叫来。芳子比她柔顺，却听姐姐的话胜过听丈夫的话。1919年，周建人在绍兴老家尚未赴沪时，经不住二哥软磨硬泡，与芳子成亲。婚后家务、人情、支出，他都要看信子的脸色。

1921年夏，周建人得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职位，月薪80元。他想带妻儿南下，芳子一句“不走”吵翻天。北京到上海1300多公里，信子鼓动妹妹“守住院子等汇款”。从此每月50元银票寄北平，剩下30元要在上海付房租、买书、交往。钱紧，身体先垮。1924年冬，周建人被诊断肺结核。给妻子的信里，他写“咳血已十余日”。回信却只有一句“保重”，没有探望，没有原谅。

1925年春，他与羽太芳子协议分手，转身迎娶在商务印书馆同事王蕴如。八道湾从此再收不到全部工资，只剩给女儿的生活费。长子周丰二、次子周丰三对父亲的印象，被信子姐妹一步步塑造成“负心汉”。

进入1930年代，政治、民族情绪迅速升温。日本在东北扶植伪“满洲国”，北平街头随处可见抵制日货的标语。周丰二身处北平一所工科大学，他的同窗无人与日本人来往，父亲却另娶中国妻子，把他们抛在日本舅母家。少年心里，恨意与羞耻交织。

1936年那把军刀未能伤及周建人，却彻底斩断父子关系。老太太的寿宴散场后，周建人悄悄退掉北平客栈，夜里登车南下。之后他只给小女儿马理汇款，丰二丰三两兄弟的名字从上海的账簿里消失。

抗战全面爆发。1941年，日军控制下的北平比以前更窒息。周作人接受伪职，《现代》杂志上常见他的文章，世人骂他“汉奸文豪”。周丰三承受不住流言，1944年仲春凌晨在北平西城小屋饮弹。遗书只有寥寥五字：“活不如死”。警察记录中写明“家事、国事交困，精神失常”。真正的原因已无人深究。

再说马理。这孩子自幼温顺，既不上学堂争风，也不插手大人纠纷。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她被周作人带去东京躲清算。1950年代，她把日文名字改成真理子，嫁给一名唐山矿务局工程师，随夫回国。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7.8级地震撕裂华北平原，一栋三层小楼瞬间坍塌，她与丈夫同时遇难。幸存邻居回忆：“那位周家的女眷，平日总一个人坐院里看旧书，没料到最后埋进废墟。”

从1906年浪漫的异国婚姻，到1976年残破的城市废墟，周家三代人卷在一根看不见的绳上——民族矛盾、家族权力、个人情感在绳子上各占一股，谁也挣不开。

不得不说，周建人并非冷血。他在上海常去仁济医院做肺部检查，每年还给北京女儿寄过冬棉衣。可在长子看来，这些都是做戏；在次子那里，则成了羞辱。人心一旦拧成死结，金钱、道歉、眼泪，都难解。

有意思的是，1956年全国政协礼堂举办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主持人念到“周建人”时，全场鼓掌。那一刻，他坐在第二排，四周是文化部、教育部的熟人，身后却再无长子应和。

晚年的周建人偶尔提到八道湾，只讲院子里的枣树、井口边的青石，从不谈信子姐妹。1960年代，他将昔日与周丰三的合影锁进抽屉，拍立得相纸已褪色，兄弟俩站在什刹海冰面上对镜傻笑。谁也想不到，一个会举刀，一个会举枪。

试想，如果1919年周建人在东京亲自挑选妻子而非听命兄长，或者1921年羽太芳子肯随夫南下，局面会否不同？答案没人给得出。历史没有如果，只有铺天盖地的后果。

1978年4月，上海五原路旧居里，77岁的周建人将《鸟类学概论》样章寄往商业出版社。他用细楷在信末写“谨供参考”，提笔之际，刚好听到收音机里播放赈济唐山孤儿的消息。邻座学者低声说：“那场震，真是夺命。”周建人抿了口凉茶，没有接话——唐山带走了他最后一个与日本血脉有关的亲人，可话已经说尽。

从长子挥刀、次子饮弹，到女儿殒于天灾，这条跨越半个世纪的悲剧链条悬挂在人与国之间。家事变国事，国事又吞没家事，这或许才是周建人经历的真正重量。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