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摄影报道
文物承载中华民族的基因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文明资源。在数字浪潮推动下,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如何借助数字化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已成为重要课题。
11月14日,著名文物保护专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詹长法做客2025名人大讲堂“遗产保护”主题季,带来以《点亮千年——数字化技术助力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为题的讲座,系统阐述了该领域的现状与未来。
他指出,数字化技术不仅是延长文物寿命的科学工具,更是实现文化遗产在数字空间中“永生”并“活起来”的关键。其意义体现为从被动抢救转向主动预防、从实体保存拓展至信息永续、从孤立到整体、从专业行为延伸至全民参与的根本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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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长法先生在台上分享
理念升维
从“物理保全”到“数字永生”
詹长法首先介绍,文物保护是综合性、多学科交叉的领域,是一门关于时间、 记忆与传承的科学与艺术,也是一个涉及法律、技术、管理的系统性工程。文物保护涵盖不可移动与可移动文物,具有保存历史、传承文化、促进研究、滋养公众、提高文化影响力、推动可持续发展等多重意义。“它要求人们用最严谨的科学态度、最深厚的敬畏之心,去守护那些不可再生的文化瑰宝,让人类的文明之火得以永续相传。”
“文物数字化”则是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文化遗产形态、结构、材质等进行系统性采集、处理与再现,本质是将物理文物转化为可存储、可分析、可传播的数字形态,形成“数字孪生”档案,为研究、修复与展示提供数据基础,也为未来复原与研究保留可能性。
应势而起的中华文明数字化工程,正以数字孪生、微米扫描和AIGC等技术为支撑,构建起文物“保护—传承—活化”的数字化闭环,让古老文明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比如,三维激光扫描、摄影测量、多光谱成像、X射线断层扫描等多种技术手段记录文物的外观特征,揭示内部构造与材料成分,实现对文化遗产的高保真存档。
“当前沿数字技术与古老文物瑰宝相遇,不仅是技术创新在文化领域的实践探索,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詹长法阐述说,“文物形态等转数字数据可永久保存、无损复制,数字档案确保文化遗产信息传承,应对不可抗力时尤为重要。” 此外,在研究层面,数字模型可实现对文物的无限次测量、分析、剖切和虚拟复原;在传播与教育层面,数字化可以催生新的研究与传播范式。比如VR“沉浸式”体验可以解锁非接触式访问与体验,打破文物与公众互动的壁垒,实现文化资源共享。功能上,数字化是文物保护在信息时代的有力技术臂膀,提升保护的科学性、预防性和精准性;价值上,数字化实现文物从“物理实体”到“数字孪生”的升华,拓展保护的时间、空间和认知维度。
詹长法还强调,文物保护与文物数字化并非相互替代,而是现代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两大支柱,形成从“物理保全”到“信息永生”的共生与进阶关系。文物保护是数字化的前提与目的,数字化则是保护的延伸与战略保障。数字化拓展了文物保护的维度与边界,传统文物保护守护“肉体”,数字化延续“灵魂”并赋予新生命二者相互依存,共同构建“本体保护”与“数字存续”并重的现代体系。
“物理保全”与“信息永生”的共生与进阶关系,两者相互依存,共同构建“本体保护”与“数字存续”并重的现代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让民族文明记忆在现实和数字世界绽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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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
数字技术再现“可互动的文明”
讲座中,詹长法回顾了全世界范围内,数字化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发展历程和一些典型应用案例。
在意大利,残破的希腊布萨遗址通过数字建模得以复原;在西西里岛,数字化技术清晰揭示了城市地层下叠压的另一座古城,直观展示历史的“叠加关系”。而著名的“威尼斯时间机器”计划,更是能将中世纪的历史名人、画家、作家与他们曾经生活创作的具体楼宇关联起来,使沉没在古籍文献中的历史活灵活现地展现。
詹长法特别提到,在我国国内,以“数字敦煌”“数字故宫”为先导,文化遗产数字化已全面铺开。故宫博物院于1998年启动“数字故宫”工程,标志着国家级文博机构系统化推进数字化的开端。2010年以来,“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与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推进,文物数字化在我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逐步构建起覆盖全国重点文物单位的技术网络与数据体系。三星堆博物馆新馆运用数字化技术对上百件文物进行三维数据采集,建立网络虚拟博物馆,实现“人机对话”,大大增进公众对古蜀文明的理解。
2023年,国家文物局指导推出“数字藏经洞”项目,腾讯与敦煌研究院展开合作,以高清数字照扫、游戏引擎物理渲染和全局动态光照等游戏技术,生动再现敦煌藏经洞及珍贵文物的历史场景;超高分辨率扫描技术,则帮助捕捉故宫《千里江山图》细节纹理,支持远程精细观察,便于学术研究,减少真迹损耗,实现数字游览;国家图书馆古籍数字化项目则提供全文检索功能,便利学术研究。在线平台共享,突破地域限制,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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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核心
多技术融合实现“毫米级”精细掌控
在谈到“数字化赋能可移动文物的关键价值”时,詹长法阐述了应县木塔数字孪生、克孜尔石窟壁画修复、龙门石窟浅浮雕高精度建模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实例详情。
其中,“应县木塔数字孪生”项目实现了对脆弱文物的数字修复与虚拟展示。“克孜尔石窟壁画修复”项目则应用太赫兹时域光谱技术,基于大模型的壁画补全平台,实现保护技术创新突破。
此外,詹长法还讲述了龙门石窟宾阳中洞藻井彩绘复原图案、云长城-数字技术赋能长城保护与体验等经典案例。
詹长法深入剖析了支撑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关键技术体系。他强调,当前的数据采集已不再是单一技术,而是多光谱、高光谱、三维激光扫描、X射线、CT扫描等多种技术的深度融合。“为文物做CT扫描,就像病人去医院一样,能够清晰探查其内部结构、铸造工艺乃至内核的支撑物。”他形象地解释道。通过这些技术,对一尊塑像的扫描精度可达毫米级,数据的精细程度“登峰造极”。这种精准的数据,不仅为文物虚拟修复(如对三星堆破碎青铜器的虚拟拼接)提供了可能,也成了预防性保护和研究的重要基石。
詹长法强调,数字化带来的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保护理念的“深层重构”。他以巴黎圣母院大火后依托前期数字化档案进行精准修复为例,说明了数字化信息如何使文化遗产即使在本体受损后,其文化记忆仍可“永生”。
詹长法提到,未来的文化遗产保护,将实现从“修复文物”到“重构文明记忆”的转变。数字化手段不只是记录历史,更将构建一个动态、开放、共享的文化生态系统,使文化遗产在虚拟空间中“可再生、可互动、可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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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挑战
跨越数据孤岛与人才鸿沟
数字化在文物保护领域具有广阔前景的同时,也面临诸多严峻挑战。詹长法提到几个值得重视的课题。比如,数据安全与“数字孤岛”的问题:各单位数据标准不一,导致数据无法互通,甚至因技术迭代而无法打开;AI参与带来的伦理争议:数字化技术既能精准复原,也能轻易“造假”,这引发了关于古代艺术品版权、著作权以及对古代艺术家尊重度的深刻伦理思考。数据安全威胁也日益严峻,黑客攻击可能导致珍贵文物信息泄露或篡改。而且过度依赖技术可能削弱传统工艺价值与人文关怀。
此外,他还提到,文化遗产数字化是艺术学与科技的多学科交叉领域。文物数字化从业者应同时具备考古学、艺术史等人文科学知识背景以及计算机科学、信息工程等理工科专业技能,以确保其能够有效地进行跨 学科沟通并成功执行相关项目。但目前,具备如此跨学科背景的人才匮乏。
就此,詹长法建议,应建立健全技术伦理审查机制、数据安全防护体系 与法律监管框架。高等教育机构需兼具人文素养 与理工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强化实践导向的教学模式,与企业联合培养,构建分层清晰 、结构优化的人才培养梯队,为文化遗产行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确保数字化进程健康有序推进。
未来展望
共建共享,照亮文化自信之路
尽管挑战重重,文化遗产数字化趋势不可逆转。它已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文物数字化全覆盖和探索元宇宙等新场景应用成为国家战略。
詹长法总结,文化遗产保护已不再是行业部门的事情,而是全国公众的共同责任。“数字化不是为了重建逝去的王朝,而是让文明在数据的长河中不息奔流。”他表示,这项事业需要政策制定者、文博工作者、科技企业与公众共同努力,用数字技术“点亮”千年遗产的辉煌过去,更“照亮”通往未来的文化自信之路。
詹长法最后总结道,文化遗产的保护已不再是行业部门的事情,而是全国公众的共同责任。“数字化不是重建逝去的王朝,而是让文明在数据的长河中不息奔流,每一段历史皆是民族记忆与千年文明对话的桥梁,需要政策制定者、文博工作者、科技企业和每一位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用数字技术点亮千年遗产的辉煌过去,更借此照亮通往未来的文化自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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