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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2日，丁石孙走了。

这位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老人，在92岁的人生旅途上画下句号。然而，在众多头衔中，人们最怀念的，还是他担任北大校长的那五年。

季羡林曾在北大百年校庆上说：“在北京大学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北大之父’蔡元培，另一位就是丁石孙。”这话说得重，但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大多都会认同。

▌从数学系到校长室

丁石孙的人生，从一开始就不平坦。1927年，他出生在江苏镇江一个商人家庭，原名丁永安。1944年进入上海大同大学学习，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抓进监狱，后被学校开除。1948年，他重新报考大学，同时被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录取，最终选择了清华。

1950年，丁石孙从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他转到北京大学数学系。这一待，就是三十多年。

在数学系，丁石孙是个好老师。他与人合著的《解析几何》《高等代数简明教程》《代数学引论》等教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生。他不仅在代数、数论等基础研究上有所建树，还早在1958年就提出程序自动化研究课题，是中国代数数论研究的倡导者。

但和那个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的道路充满坎坷。1958年，他因同情右派受严重警告处分；1960年，在反右倾时成为“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党籍。文割期间，他作为“牛鬼蛇神”被关进“黑帮大院”。

1980年，丁石孙出任北大数学系主任。这个“北大第一系”聚集了中国一流数学家，他治理得井井有条。面对文割后教师队伍“断代”的难题，他没有简单地把业务能力不足的工农兵学员教师赶走，而是给他们两年时间进修。这种豁达开明的处理方式，让数学系早早步入正轨。

1982年末，他辞去系主任职务，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就在他留学期间，北大进行了一次校长人选民意测验，丁石孙得票最多。

▌五年校长，一生北大

1984年3月，57岁的丁石孙就任北京大学第26任校长。

在就职讲话中，他没有豪言壮语：“一般的说法，叫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没有三把火，我在北大工作了这么多年，火气早没了。我只希望能够做到，下一任校长接任的时候，比我现在接任的时候，条件要好一点。这就是我的目标。”

话虽朴实，行动却有力。

他首先提拔了一批年轻人。学校规定教师年满65岁必须退休，也不能参加学术委员会。如今，这批年轻人都已成为北大各个学科的带头人。

他推行工资包干制改革：各系根据教学任务确定教师编制，学校据此确定工资总额，具体分配由系里决定。

数学系主任李忠回忆，分配向教学倾斜，不上课的教师只拿基本工资，基础课的工作量还乘以1.2~1.3的系数。教师的教学积极性立刻被调动起来。

1984年，丁石孙接待到北大访问的德国总理科尔。

虽然当了校长，丁石孙仍坚持给学生上高等代数这门基础课，除非不得已，从不耽误课时。

在学生们的记忆里，丁校长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或灰色衣服，骑一辆旧自行车，在校园里穿行。有人想找他说话，直接把他的自行车拦下来就是。

他的电话号码是公开的，有学生觉得食堂太难吃，直接打电话到他家里臭骂一顿。他并不恼，真的开始食堂改革，引进竞争机制，饭票在各食堂通用。

“个人需要自由发展，老师也需要自由发展。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你唯一的办法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这是他始终如一的治校理念。

1986年入读国际政治系的学生王佳回忆，那时的北大就是他们心目中大学的样子。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觉得自己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承担着使命和责任，心怀热情和希望。

未名湖畔，五四文学社常常在那里讨论诗歌。“三角地”贴满了讲座海报。各个教学楼里，从朦胧诗到存在主义，从弗洛伊德到现代派，各式各样的讲座吸引着学子。北岛、多多、顾城三位朦胧诗人在电教报告厅座谈，学生们毫不客气地发表看法。崔健在北大开演唱会，唱了《苦行僧》《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中文系教授谢冕在《永远的校园》中写道：“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

▌“我是个失败的校长”

但在五年的校长生涯中，丁石孙也常感到力不从心。

1988年，他给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写过两封信，说已经干了4年，身体很不好，希望能同意自己辞职。“我觉得一个人做不成的事情多得很，做不成就算了，我已经尽了力了。”他后来解释。

辞职请求没有被接受。但1989年8月，教育部领导再次找他谈话，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

在告别讲话中，他说：“我当了五年校长，由于能力有限，工作没做好；我是历史乐观主义者，相信后来的校长会比我做得好，会把北大办得更好。”

离任第二天，丁石孙就回到数学系，找到系主任李忠：“我来找你报到，请系里安排我的工作。”

多年后，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他更加直白：“我是个失败的校长，因为我心目中理想的、好的学校，不是这样的，没有达到。”

记者说，后来常常有人追忆那时的北大。丁石孙笑笑：“我运气比较好，因为1988年确实是北大达到很高水平的一年。”他觉得，那种精神的魅力，是“不太容易消失的”。

记者追问：“你的信心会因此失去吗？”丁石孙抬起手，放在领带上：“那就不是我能做的，我从历史上已经过去了。”

1988年7月，毛新宇在北大附中毕业，高考成绩109分。其母、毛的儿媳邵华曾找到北大校长丁石孙，说“我家三代都属于北大”。而丁石孙却说：“无此必然性啊。”因为“北大校风自由，同学好动，担心他进来无法保障安全”，毛新宇只好去了人大历史系。

▌晚年的沉默

离开校长岗位后，丁石孙的人生还在继续。

1993年，在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的提议下，他调入民盟中央，由兼职副主席成为专职副主席。调任前，他有些犹豫，原本想在北大数学系安安心心地教书。李忠劝他：“你对我们普通知识分子很了解，你到那个地方，可以代表我们发言。”

1996年，他出任民盟中央主席。1998年3月，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但熟悉他的人发现，学生运动出身、一辈子命运与政治紧密相关的丁石孙，不再谈论政治。

晚年的丁石孙，总是坐在不足30平方米的起居室里。他腿脚不便，视力下降得厉害，书报已不能看，电视机很大，但仍看不清。他喜欢贝多芬，尤其喜欢《欢乐颂》和《英雄交响曲》。

妹妹丁永宁曾任新华社资深记者，常去看望他。她想起少年时期，哥哥推荐自己看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傅雷在译本扉页后引用了孟子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她觉得，每个字都可以贴切地用在哥哥身上。

2013年，《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出版。但在丁永宁眼里，晚年的哥哥似乎更喜欢倾听，常常处于沉默状态。

▌为何怀念丁石孙

丁石孙自己说是个“失败”的校长，但为什么这么多人怀念他？

或许是因为，他真正理解了大学的意义。他说：“一个人、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对待数学，重要的不是公式、不是定理，而是它的方法。”这话不仅适用于数学，也适用于整个教育。

或许是因为，他真正尊重每一个个体。“科学与民主”“兼容并包，求同存异”都是北大精神，但在他看来，最核心的是尊重人，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自由发展。

又或许，仅仅是因为他那朴素的人格魅力。他经常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或者灰色衣服，骑着自行车在校园中穿行。他最得意的是，“当了这么多年校长，学校里没有人认为我是校长。”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当丁石孙的名字被念出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校庆期间，他被校友、学生包围，邀请他为大家再上一课。从一个教室走出，紧接着又被“架”进另一个教室。

那时，他已离开校长岗位近十年。

丁石孙走了，带着他的遗憾，也带着无数人的怀念。他自称“失败”，却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成功的印记；他觉得理想未达，却让许多人看到了理想的模样。

在北大档案馆，关于第26任校长丁石孙，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张照片。但在那个年代的北大学子心中，他的形象从未模糊。

一个人是不是好校长，不是自己说的，是师生们用心感受的。

丁石孙用他的五年，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校长不是官，是师者。这个道理，看似简单，却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