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离去,不仅是一个生命的终结,更是一种教育理想的永恒追问:为何七十余年来,中国再也培养不出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国际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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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珞珈山上的老图书馆静默矗立,它见证过1980年代彻夜不息的灯火,也目睹了那个被称为“当代蔡元培”的校长如何点燃一代人的思想火花。2025年11月7日,刘道玉逝世,享年92岁。
01 黄金时代的遗产
刘道玉曾将1980年至1988年称为“我国当代教育改革的黄金时代”。
在那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他带领武汉大学推行了一系列突破性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等。
这些改革的核心在于把学习的自主权还给学生。那个年代的武大,学生可以自由选课、转专业甚至转学院。
刘道玉的教育理念与蔡元培一脉相承。他认为:“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行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
在短短七年间,武汉大学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试验田,被誉为“80年代中国的小深圳”,孕育了无数具有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杰出人才。
02 教育本源的迷失
刘道玉曾尖锐指出中国教育的三大本源问题:教育理念、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
他将中西教育理念的差异归结为“成长”与“塑造”的根本区别:西方教育让学习者按个人兴趣自然生长,而中国教育则将学生视为原材料,用标准模具批量生产。
这种“塑造”模式导致学校没有特色,学生没有个性、没有创造性。
当今大学教师考核的“一刀切”现象,正是这种理念的延续。有高校对讲师及以上级别专任教师均需完成每年32本科教学学时,否则绩效将受影响。
行政化的管理体制进一步窒息了学术活力。刘道玉曾批评:“教育部近些年推出了许许多多的教育工程,教育工程就是计划,教育工程越多,教育计划性越强,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在教育战线上的表现。”
03 大师为何难再现?
杨振宁、李政道这样国际大师的缺失,非一日之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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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曾统计:“诺贝尔奖诞生107年了,大概有将近700位获得者,其中有600人分布在世界一流大学里,而中国现在一位都没有。”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成长经历提供了鲜明对比:他1938年以高二学历考取西南联大,后改念物理系,1957年即获诺贝尔奖。
这种跨越式成长在当今专业细分、评价标准化的体系中几乎不可能再现。
当今的教育体系过早陷入实用主义漩涡。1990年代后,“市场上要什么,我们就供应什么”。
法学、工商管理等专业报考人数一路高歌猛进,而基础科学却日渐萎缩。学生奋斗方向变成了英语四六级、计算机等级、考研考公等“国考”。
04 改革之路在何方?
刘道玉晚年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在中央领导下,开展一场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
二是成立教育改革指导小组,邀请国内外开明教育家、思想家制定改革方案。
回归学生本位应是突破口。以学生作为大学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是破题难度最小,阻力最小的。
其核心理念是给学生自由生长的空间,让教育回归对“人”的关注,而不是塑造工具人、市场人、考试人。
数字化与人工智能为教育改革提供新可能。教育部今年推出《关于组织实施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的通知》,部署开展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
但需警惕技术异化,全国政协委员刘林指出:“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容易导致人的大脑思考能力弱化”。
新时代的教育改革已拉开帷幕。2025年11月举行的新时代人民教育论坛强调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聚力教育强国建设”。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也提出“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
刘道玉曾在《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写道:“我们移植了大学的躯壳,却舍去了它们的精髓和灵魂——独立、自由、民主、质疑和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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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离去,带走了那个教育理想主义的黄金时代,但留下了不灭的改革火种。
当下,人工智能掀起新变革浪潮,教育部推动数字化战略行动,“十五五”规划描绘教育强国蓝图。
路在何方?或许就在他那未被遗忘的理念中:让学校成为学术共同体,让学生按内心兴趣自由成长,让教育回归塑造灵魂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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