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海舟
当珞珈山的晨雾漫过未名湖的波光,两所中国顶尖学府的校园里,始终空缺着两尊本该矗立的铜像。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北京大学的胡适,这两位在各自时代为校史注入灵魂的教育家,至今未能在曾耕耘半生的校园里留下具象的印记。那些关于立像的提议,或被“无合适之地”婉拒,或被捐赠后搁置,看似是校园景观的缺位,实则折射出中国高等教育在传承与复兴之路上的深层困惑——两尊待建的铜像,从来都不只是纪念的符号,更是解锁高校精神内核、照亮中国教育未来的关键秘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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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自网络
刘道玉之于武汉大学,是“永远的校长”,更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史上的一座丰碑。在那个思想激荡的年代,他以“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在珞珈山下推行学分制、主辅修制,打破人才培养的僵化框架;他鼓励学生自由探索,支持社团蓬勃发展,让武大成为当时中国高校中最具活力与思想锋芒的阵地之一。无数校友感念他的栽培,铭记他“教育的真谛是解放人”的理念,将他视为武大精神的化身。可这样一位深受师生爱戴、为学校奠定改革基因的校长,却在校园里连一处专属的纪念标识都未曾拥有。校方“无合适之地”的托词,看似合理,实则难以服众——珞珈山占地广阔,既有纪念先贤的亭台,也有彰显校史的雕塑,为何独独容不下一尊刘道玉的铜像?本质上,这背后是对一段改革历史的刻意回避,是对一种敢闯敢试精神的谨慎疏离。当一所大学连自己最受尊崇的校长都不愿坦然纪念,其曾经引以为傲的改革锐气,又如何在代代师生中传承?武大的复兴,从来不是楼宇的扩建、排名的攀升,而是要重拾刘道玉时代的教育勇气——那种尊重个性、鼓励创新、突破桎梏的精神。为刘道玉立像,不是简单的追思,而是向全校乃至全社会宣告:武大的根,在于改革;武大的魂,在于解放思想。唯有正视这段历史,传承这份精神,珞珈山才能真正重焕生机,重回中国高等教育的引领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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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之于北京大学,同样是无法绕开的精神坐标。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北大前校长,他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理念,为北大注入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基因。在他的引领下,北大成为新旧思想碰撞的舞台,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镇。即便他的部分言论在历史上饱受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所倡导的学术独立、理性批判精神,正是现代大学的核心要义。李敖捐赠铜像的提议,与其说是个人对先贤的敬仰,不如说是对北大精神回归的殷切期盼。可这一提议终究不了了之,背后是对历史人物评价的过度审慎,是对多元思想的本能警惕。北大的魅力,从来不是单一的价值取向,而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胸怀——当年能容纳不同流派的学者论战,如今为何容不下一尊承载着复杂历史记忆的铜像?胡适的争议性,恰恰是历史的真实写照,而一所顶尖大学,理应具备正视历史、包容多元的气度。为胡适立像,不是要全盘肯定其所有主张,而是要承认他在北大校史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传承他所倡导的学术精神。北大的复兴,不在于规模的扩张、经费的充裕,而在于重拾“兼容并包”的初心,让学术回归本真,让思想自由流淌。当胡适的铜像能够屹立于未名湖畔,才能真正彰显北大作为思想高地的底气,才能为中国高等教育树立起尊重历史、包容多元的典范。
两尊铜像的难产,本质上是中国高等教育在精神传承上的集体失语。当下,不少高校都在追求“复兴”,忙着引进人才、扩建校区、提升排名,却往往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复兴的根基是什么?是对学校精神内核的坚守,是对教育本质的敬畏。刘道玉的改革精神、胡适的学术理念,正是武大和北大最珍贵的精神遗产,也是中国教育最需要传承的宝贵财富。教育的未来,不在于培养多少迎合市场的技能型人才,而在于培养具有独立思想、批判精神、创新勇气的健全之人;高等教育的复兴,不在于成为国际排名中的“优等生”,而在于成为引领社会思想、推动文明进步的“灯塔”。
为刘道玉、胡适立像,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它关乎两所顶尖高校能否正视历史、重拾精神,关乎中国高等教育能否摆脱功利化的桎梏,回归育人的本质。当珞珈山下终于矗立起刘道玉的铜像,当未名湖畔迎来胡适的身影,那不仅是对两位教育家的告慰,更是中国教育向精神传承的回归,向自由与创新的致敬。两尊待建的铜像,承载的是一代人的教育理想,更是中国教育未来的希望——唯有守住这份精神,中国的高等教育才能真正走向复兴,才能为民族的未来培育出真正的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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