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和刘道玉，两位“永远的校长”都离我们而去了

刘道玉先生和江平先生（2011）

2025年11月7日，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先生辞世，享年92岁。这个消息像一记重锤，敲击在每一个曾受益于他的改革恩泽、沐浴过他之人格光辉的人的心上。余生也晚，未曾亲历1980那个“激情燃烧的理想主义岁月”，对于“道听途说”的刘道玉先生的种种，或许仅存有一份后生晚辈的钦敬；作为法大校友，在慨叹之余，我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的却是另一位已在2023年12月离我们而去的大先生——法大老校长江平先生的身影。

刘道玉和江平，他们同在1980年代出任两所著名学府的校长，一位是珞珈山下的改革先锋，一位是蓟门桥畔的法治良心，他们犹如两颗璀璨的星辰，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夜空中交相辉映，用各自的方式照亮了一个时代，也定义了何谓真正的大学校长。如今星辰陨落，留下的不仅是无尽的追思，更是对当下的一记辛辣叩问——当这两位世纪老人的背影渐行渐远，他们所代表的那种改革进取的精神、那种坚贞不渝的气节、那种独立傲岸的风骨，是否也一并消失在了时代的烟尘里？

刘道玉的离去，让珞珈山失去了一位永远的守护者。这位1933年出生于湖北枣阳的化学家，自1957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便与这座学府结下了不解之缘。1981年，当他以48岁的年纪重返母校担任校长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位正当盛年的学者将在接下来的七年里，掀起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高等教育改革风暴。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僵化的体制如同枷锁，束缚着大学的活力。而刘道玉，就是那个敢于举起锤子的人。他推行的学分制，让学生第一次拥有了选择课程的自由；他废除辅导员制度，代之以导师制，将教育的重心从管控转向引领；他开创插班生制度，为那些错过高考的人才打开了一扇窗；他设立贷学金制度，让贫困学子不再因经济困顿而折翼。这些改革今天看来或许平常，但在当时，每一项都堪称惊世骇俗，每一项都需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他因此被免职，在1988年那个春寒料峭的季节，改革戛然而止。但刘道玉的风骨恰恰在此后数十年间愈发彰显——卸任后的他，没有沉溺于个人得失，而是化身为一支"没有权力却最有影响力的"教育投枪“，持续批判积弊，呼唤创造型人才的培养。他亲自回复每一封学生来信，将一位教育家的温度传递给了无数普通的年轻人。这种对理想的执着，对个体的尊重，对体制的批判，构成了他作为"永远的校长"最深沉的注脚。

江平先生的离去，则让法大乃至整个中国法学界失去了一座精神灯塔。这位1930年生于宁波的法学泰斗，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部法治中国的悲壮史诗。1956年从莫斯科大学学成归国，正值学术生涯起步之际，却被错划为右派，经历了长达22年的磨难。然而，这段非人的折磨非但没有摧折他的信念，反而淬炼出一种"只向真理低头"的钢铁意志。1988年至1990年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期间，江平并未留下多少轰轰烈烈的改革举措，但他以另一种方式重塑了这所政法院校的灵魂——他将法治精神注入法学教育的血脉，强调培养具有现代法治思维和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法律人。他参与起草《民法通则》《公司法》《信托法》等基石性法律，为新中国的民商法体系奠基；他主编的教材成为几代法学学子的入门必读……在那个权力依然傲慢、法治尚未扎根的年代，江平的呐喊如同旷野中的钟声，唤醒了无数法律人对正义的坚守。他也因此被誉为"法学界的良心"，这个称号背后，是一个历经苦难却从未妥协的知识分子最珍贵的风骨。

两位"永远的校长"，一位是制度创新的行动派，一位是精神引领的思想者，他们的改革路径或许不同，但内核却惊人地一致——那是一种将学生置于一切中心的教育情怀。

刘道玉的改革，从学分制到贷学金，从导师制到插班生，每一项制度设计的终点都是学生的发展与自由。他营造的那个"珞珈山特区"，让一批批青年在思想解放的氛围中自由呼吸，大胆探索，最终成就了"珞珈山奇迹"。江平对学生的关怀，则体现在对自由、民主、法治精神的传承和对学生后辈成长发展的悉心呵护上。时至今日，那个以江平先生名字命名、被誉为”法大诺贝尔“的江平民商法奖学金已连续颁发二十余年，激励了无数法学青年在民商法领域深耕细作。两位老人都相信，教育的本质是唤醒人的主体性，大学的使命是培养独立的人格。他们身上那种"以人为本"的赤诚，与当下许多将学生视为指标、数据、政绩的大学管理者形成了刺眼的反差。

更深层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是那种敢于与时代对赌的知识分子。刘道玉的改革发生在1980年代初，那是一个思想开始松动但体制依然坚固的年代，他本可以像许多官员一样明哲保身，安稳退休，但他选择了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他在1982年秋率先在武大全面推行学分制时，全国尚无先例；当他废除辅导员制度时，挑战的是整个高等教育管理体系的根基。这种改革勇气，源于他对教育规律的深刻认知，更源于他对国家未来的强烈责任感。江平在担任校长期间，正值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各种利益博弈激烈，法治建设举步维艰。他坚持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反对部门利益对法律的侵蚀，在多个场合直言不讳。这种"只向真理低头"的精神，既需要学术上的底气，更需要人格上的勇气。两位校长在各自的战场上，都用行动诠释了何谓知识分子的担当。

然而，当我们深情缅怀这两位老人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异常残酷的现实——他们所代表的那种精神、气节和风骨，在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界，已然成为一种稀缺品，甚至近乎绝迹。当下的大学，最怕的是"出事"，最求的是"达标"，最讲究的是"一致性"。校长的任期被精确计算，考核指标是论文数量、项目经费、学科排名，唯独缺少了对"培养什么人"这个最根本问题的深入叩问。我们拥有了世界一流的大楼，却失去了世界一流的大师；我们培养出众多掌握知识的专业”人才“，却鲜少培养出拥有独立人格的毕业生。

这种稀缺性，不仅体现在制度层面，更体现在人格层面。两位"永远的校长"之所以让人怀念，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勇。刘道玉被免职后，本可以享受副部级待遇安享晚年，但他选择了继续发声，哪怕声音微弱；江平平反后，本可以远离政治专注学术，但他选择了承担，在权力的边缘坚守法治、呵护学子。这种风骨，源于对真理的绝对信仰，源于对权力的清醒认知，源于对个体尊严的无限珍视。

两位老人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刘道玉和江平用他们的一生证明了，真正的大学校长，不仅是管理者，更是教育家；不仅是执行者，更是思想者；不仅是官员，更是知识分子。他们必须兼具改革的锐气、人文的情怀和批判的勇气。而今天，我们还有多少校长敢于在全校推行一项没有上级文件依据的改革？还有多少校长会为了一个普通学生的来信彻夜难眠？还有多少校长能够在退休之后依然保持对教育的批判性思考？答案不言自明，这正是我们如此悲痛的原因——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两位老人，更是一种已然绝迹的精神物种。

珞珈山的樱花每年依旧盛开，蓟门桥的银杏今秋依然金黄，但两位"永远的校长"再也不能回到他们倾注了毕生心血的校园。他们的身影已经远去，但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却像一把尺子，丈量着我们这个时代与真正大学精神的距离。这个距离，遥远得让人绝望，却又清晰得令人无法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