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预告：《魏晋之变》作者李亮做客天一文化讲坛

2025年11月5日（周三）19:00，北大学者李亮老师做客天一文化讲坛直播间，深度解读其最新作品《魏晋之变：门阀政治与中古中国社会秩序的重塑》，欢迎扫码预约。

《魏晋之变》内容试读：

诸葛亮与豪族的明争与暗斗

首先对诸葛亮不满的是法正。《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记“法正字孝直，扶风郿人也”，他的祖父法直就是一位“清洁高名”的名士，父亲法衍曾做过司徒掾、廷尉左监。显然，扶风法氏是当地的豪强大族。建安初年，法正与同郡人孟达入蜀，成为刘璋的谋士，却一直不受重用，不久又被同僚诽谤，意志更为消沉。后来在好友张松的游说下投靠刘备。

法正是刘备夺得益州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因而得到了刘备的特别信任。“（刘备）以正为蜀郡太守，杨威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这是刘备对法正绝对信任的具体表现。后来，又是在法正的策划下，刘备占据了与蜀唇齿相依的汉中，这更增加了法正在刘备心中的分量。因而，法正死后，刘备曾“为之涕泪者累日”。

那么法正为何会与诸葛亮产生矛盾呢？据《法正传》说：“（法正）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可见，占据益州后，法正自以为已凌驾于诸葛亮之上，不再将诸葛亮放在眼里。而对法正的嚣张跋扈，诸葛亮自然也不满意。于是，诸葛亮借推荐杨洪兴办发兵之事，以杨洪取代了法正蜀郡太守的职位。至此，法正失去了“外统都畿”的重任，势力受挫。

仅以上述史料推测，似乎法正与诸葛亮的矛盾很单纯，只是骄横与反骄横的问题。《法正传》也说“诸葛亮与法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但是，事实却远没有这样简单。《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记载了诸葛亮的一件事，其曰：

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法正谏曰：“……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

亮答曰：“……刘璋暗弱，自（刘）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所谓的“君子”，显然是指豪强大族，而他们的代言人就是刘焉父子，以及他们的继承人刘备。刘焉出身宗室，是当时的颇具声望的大姓名士，他与儿子刘璋都是儒学名教的信徒。因而，他们治理益州，类似于袁绍对冀州、孙氏对东吴、司马氏对西晋的统治。在刘氏的扶植下，益州豪族得到快速繁殖，且掌握了政权，从而出现诸葛亮所说的官吏“德政不举，威刑不肃”，以及“专权自恣”的情况。法正就是这些大族中的一员。

刘备入益后，在法正的策划下，迎娶了吴懿之妹吴氏（穆皇后），从而加强了与益州大族的联系，这才站稳了脚跟。吴氏为陈留大族，因吴懿之父与刘焉有旧交，便举家随刘焉入蜀，不久吴氏与刘焉之子刘瑁成婚，在刘氏的扶植下，吴氏迅速成为益州的顶级大族。可见，刘备与吴氏结亲，意义可谓非同一般。

前述提到，刘备虽出身县级土豪，但受教于经学大师卢植，因而与崇尚名教的大族具有相同的群体属性。当他占据益州，特别是取得当地豪族拥戴后，自然要为自己的阶层属性服务，成为大族的代言人。换句话说，以刘备为代言人的豪族集团实际上是刘氏父子治益州政策的继承者。

再看诸葛亮集团。首先，他所说的“蜀土人士”，显然是指“专权自恣”的益州地方豪族。更为重要的是，诸葛亮崇尚刑名法术，他认为只有“威之以法”“限之以爵”，才能改变豪强专横的局面。这样看，诸葛亮的措施与曹操“以法为治”的政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目的同样是巩固中央集权。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无非是抑制豪强大族，并限制他们肆意兼并土地和隐匿人口，进而从政治和经济层面瓦解大族的统治。所以，在他治下，才会出现“刑法峻急”的情况，这自然会触犯大族的利益，进而危及刘备的统治。

刘备是在大族拥戴下夺取益州的，又是在大族支持下在益州站稳脚跟的，因此他十分清楚大族在益州的地位。于是，刘备为了巩固在益州的统治，一方面积极扶植豪族，另一方面借助各种力量来抑制诸葛亮势力的生长。这样看，法正与诸葛亮的冲突实际反映的是刘备集团与诸葛亮集团的矛盾，反映了儒学豪强大族与非儒家寒族之间的权力博弈，这与曹魏政权内部的权力博弈类似。之后的李严、李邈与诸葛亮的冲突，也是这种矛盾的体现。

前述提到，诸葛亮集团与刘备集团的矛盾，和曹氏集团与大族的矛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所不同的是，两类矛盾的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差异。由于北方大族的力量十分强劲，曹氏不能不采取激进的方式，即通过全面改革来抑制大族的生长，因而双方的冲突表现得比较直接与激烈；而西蜀境内大族的力量较北方略显薄弱，且比较分散，没有特别突出的强宗大族，因而双方矛盾的表现形式比较复杂。具体来说，除了“豪庶”之争外，还有“守伐”之争，而且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扑朔迷离的局面。当然，无论是哪种形式，本质上都是双方深层次矛盾的具体反映。

关于自守益州还是对外进攻的争论，是从庞统开始的。益州是当时安定富庶的地区，号称“天府”。除了“殷富”外，更为重要的是，益州具有地理上的特殊条件，即所谓“险塞”“险阻”，其四周群山环绕，外敌不易攻入。对此，刘备当然心知肚明，其实不止刘备，孙权和周瑜、甘宁同样看重益州。特别是庞统对益州更是情有独钟。

《三国志·蜀书·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记庞统对刘备说：“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对此，刘备也有相同的看法。《三国志·蜀书·刘备传》注引《献帝春秋》记孙权想联合刘备共取蜀，但刘备企图独占蜀地，便对使者说：“益州民富强，土地险阻，刘璋虽弱，足以自守。”这虽是刘备拒绝联合的托词，但不经意间流露出了刘备对益州的战略定位，即“足以自守”。可见，对于益州，刘备与庞统具有相同的定位，体现的都是以守为主的观点。

为了提高益州的战略地位，庞统不惜贬低荆州。他在游说刘备时指出：“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孙吴，北有曹操，鼎足之计，难以得志。”庞统是刘备入蜀的主要谋士之一，刘备对他的观点自然是赞同的。既然荆州难以完成“鼎足之计”，那么“足以自守”的益州就成为安身立命的关键，因而在刘备的天平上，益州的地位明显超过荆州。这样看，刘备就是要以益州为根据地，步刘焉父子后尘，在这里称王，甚至称帝，进而建立自己的割据政权。不仅刘备和庞统，法正也是苟安益州的坚决拥护者，因为他的根基在益州。

但是，刘备集团自守益州的战略显然是对诸葛亮“跨有荆益”战略的挑战。《隆中对》是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诸葛亮给刘备制定的战略蓝图，更是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闻达于诸侯”的人生追求。诸葛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局势，认为曹操已占据关东，拥有百万之众，不可与之硬碰；孙氏割据江东，只能引以为援，决不能与之为敌。因而战略的第一步就是先夺取荆州，并联合孙权抗拒曹操。然后占据益州。当完成了“跨有荆益”的目标后，再选取有利时机，从荆、益两地发兵中原，从而完成“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战略宏图。因而，“跨有荆益”就成为整体战略的关键。

可以看出，两种战略具有根本性的分歧，执行“自守”益州的战略，就要放弃“跨有荆益”的设想，反之亦然。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将其与“豪庶”之争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奇特的化学反应。

一方面，刘备、庞统固守益州的设想显然对当地的豪族有利，因为益州的战略地位提高了，益州大族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相应地，刘备对他们的依赖程度也就越强。换句话说，自守战略实际上就是保护益州大族的战略。另一方面，诸葛亮“跨有荆益”的北伐战略，显然是为了弱化当地豪族的影响力，从而恢复西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模式。这样，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刘备集团与诸葛亮集团的矛盾都是难以调和的，只能存一而不能兼有。

刘备去世前，与诸葛亮虽有矛盾，但双方尚能克制，两大集团可以说势均力敌，但这种平衡是极其脆弱的，不仅诸葛亮明白，刘备更是洞若观火。《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

章武三年春（公元223年），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同书注引孙盛评价刘备托孤说“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孙盛的话一语道破天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刘备的心情，他对诸葛亮是不完全信任的。一是担心诸葛亮“刑法峻急”，通过损害大族的利益而控制政权，进而危及刘氏对益州的统治；二是担心诸葛亮发动对中原的战争，从而影响益州的安全。因此，除了说几句“诡伪之辞”外，必须物色一个能制衡诸葛亮的人，而后者才是关键。

原先，刘备想用与自己一同入蜀的庞统和法正来制衡诸葛亮，因为他们与刘备扶植大族和苟安益州的主张一拍即合。事实上，从当时的情势来看，刘备对法正的信任远超诸葛亮，如果庞统不早逝也应该如此。但此时，法正和庞统已死，从而使李严被提到与诸葛亮同等的地位，那么李严是何许人也？

《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记李严为荆州南阳人，年轻时为郡县吏，以“才干”著称。可见，李严出身并不显赫，但从其能担任“县吏”看，也非“单家子”，应该属于县一级的“土豪”，即南阳当地的次等大族。曹操发兵荆州时，李严即潜入蜀地投奔刘璋，被任命为成都令。后又受命，在绵竹与刘备作战，遂即投降，被刘备任命为兴业将军、辅汉将军。从这两个职位看，刘备是十分看重李严的，李严遂成为刘备集团的骨干成员。

《李严传》记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刘备拜李严为尚书令：

三年（公元223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刘备将李严扶持为与诸葛亮并驾齐驱的人物，这样的人事布局颇有深意，不但使他有了与诸葛亮相抗衡的政治资本，而且还为其进一步取代诸葛亮创造了条件，这当然会使诸葛亮感到不满。

刘备死后，李严成为益州豪族集团的领袖，遂与诸葛亮展开了殊死角逐，这从《三国志》诸葛亮上刘禅的《表》中可窥探一二。诸葛亮在表中列举了李严的大量罪状，但都可归结为一点，即阻挠北伐，且趁北伐之机进行要挟。其中“开府辟召”，是企图取得与诸葛亮完全同等的地位；而“穷难纵横，无有来意”，明显是反对北伐。

李严的行为在诸葛亮眼里是大罪，但仔细分析，并无不妥。由于当初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所以李严认为自己应该“开府辟召”，与诸葛亮共同处理政务。至于破坏北伐，这是在执行刘备自守益州的既定战略，也无可厚非。诸葛亮所以罗列此罪状，无非是要置李严于死地，从而瓦解豪族集团的影响力，为以法而治和北伐扫除障碍。

除了诸葛亮所罗列的罪状，李严还采取其他手段阻挠和破坏北伐。比如李严曾写信给孟达，强调他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具有同等地位；污蔑诸葛亮要走曹操的老路，受“九锡”、称大王，进而代汉，取代刘禅，等等。这当然会引起诸葛亮的极大愤怒。于是，诸葛亮动了杀李严之心，但需要等待时机，找个合适的理由。

《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记载：

（建兴）九年（公元231年）春，亮军祁山，（李）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军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假装）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敌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

李平即李严，这是他后来改的名。此段文字详细记录了诸葛亮和李严争斗的经过。李严先是以督办军粮之机阻挠北伐，然后又诬陷诸葛亮有不进军之罪。当官司打到刘禅面前时，李严又说诸葛亮是假意退兵，目的是“诱敌与战”。面对李严的攻势，诸葛亮随即拿出了李严前后所写的“书疏”对质，可见诸葛亮也是早有准备。在铁证面前，李严只得认罪。

但事情却并没有这么简单。这场官司实际反映了蜀国两大集团的深层次矛盾，而且刘禅显然是倾向豪族集团的。其实仔细分析，李严阻挠北伐的伎俩是比较拙劣的，如果是一般人，刘禅早就将其治罪了。但现在，他却仅凭李严的几句话而迟迟不肯表态，即使官司打到他面前，刘禅也有包庇李严的意思。如果不是诸葛亮出示大量证据，刘禅很有可能将板子打到诸葛亮身上。“辞穷情竭，首谢罪负”这八个字就是线索，说明在刘禅面前，诸葛亮与李严曾往复辩论，在大量证据面前，诸葛亮才得以迫使李严承认过错，从而取得了这场官司的胜利，这在诸葛亮的职业生涯还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

李严所犯的是贻误军机的大罪，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应该处以死刑，诸葛亮也是抱着这样目的，欲借机扫除这个障碍。但剧情却大出诸葛亮所料，刘禅只是将李严免职，并夺其爵位，贬为庶民而已。说明，即使在这样的局面下，刘禅依然包庇李严，实际上是在保护豪族的利益。对此，诸葛亮也是无可奈何。

这样看，真正阻挠北伐的其实是以刘禅为代言人的豪族势力。诸葛亮针对的也不仅仅是李严，而是那些反对北伐的益州豪族。他在《出师表》中劝谏刘禅要“亲贤臣，远小人”。所谓的“贤臣”，显然是指诸葛亮党，比如“志虑忠纯”的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而“小人”，自然指反对北伐的豪族集团。

无论如何，将豪族势力的领袖李严挤出核心权力层，标志着诸葛亮集团暂时取得胜利。之后，诸葛亮开始大量任用同党成员担任各级官吏，在国内推行以法为治的政策，而将主要精力转向外部，继续推进北伐大业。而豪族势力虽然暂时受挫，但在刘禅等人的扶植下，依然坚挺，且从没有放松对诸葛亮集团的打击。

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豪族势力乘势发起了攻击，这次的主角是李邈。《华阳国志》卷十《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记载：

李邈字汉南，邵兄也。牧璋时，为牛鞞长。先主（刘备）领牧，为从事。……久之，为犍为太守、丞相参军、安汉将军。

李邈是李邵的兄长，李邵是蜀国颇有才德的名士，可推测，汉南李氏是当地的豪族，李邈又是刘备一手扶植的大臣。通过李邈的阶层属性和成长经历，可知他必然是豪族集团的骨干成员。

建兴十二年，诸葛亮一去世，李邈就上疏朝廷，指责诸葛亮“身仗强兵，狼顾虎视”。何为“狼顾”？《晋书·宣帝纪》说：

魏武（曹操）察帝（司马懿）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

可以看出，“狼顾”就是具有“非人臣”之相，是有异志的比喻。在李邈眼中，诸葛亮就是具有“狼顾”之相的人。不但如此，李邈还直接将诸葛亮比作欲危及汉室的吕禄、霍禹。这其实是在暗示刘禅，诸葛亮有反叛之心。

何为“虎视”？《后汉书·班固传》所收《西都赋》有“周以龙兴，秦以虎视”。班固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尽管周、秦都很强盛，但周以德取天下，谓之“龙兴”；秦却是以霸扫六国，谓之“虎视”。显然，李邈将诸葛亮的对外用兵比作暴秦统一六国，这其实是对北伐的全面否定。

可以看出，李邈与李严一样，是刘备、庞统、法正自守益州战略的积极拥护者，他们制造诸葛亮有异志的舆论，目的就是抵制以法为治和阻挠北伐，从而维护益州豪族的利益。诸葛亮数次北伐而终归于失败，除了其他主客观因素，益州豪族的强烈反对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换句话说，从刘备进入益州后，蜀地即存在两种势力的激烈角逐，而且双方力量均衡，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蜀军的兵威，从而使西蜀只能偏安一隅，苟且度日，最终免不了被以司马氏为代表的北方大族所吞灭的结局。

制作：凌小凡

初审：张瑾

复审：罗明钢

终审：李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