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南战争到日俄战争——近代日本崛起之路（九）杀鳅养鹤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相继打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大门，迫使中国清朝政府和日本幕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西欧国际体系在东亚取得了支配的地位。西欧国际体系包含着二重原理：作为“内部原理”，西方列强在蚕食、瓜分东方弱小民族和国家时，是相互平等的伙伴关系；而作为“外部原理”，欧美列强国家不承认被侵略的东亚国家享有完全的主权，它们将协定关税率、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款视为理所当然，在军事上则是毫不知耻地赤裸裸地动用武力。

明治维新后，日本藩阀政府将“失之于欧美，补之于亚洲”的传统思想与西欧国际体系相接轨，自觉地将自己融入西欧国际体系中。一方面，整个明治时代，日本政府都在致力于修订幕末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力争成为西欧国际体系“内部”平等的一员；另一方面，日本也同样利用“外部原理”，与近邻的朝鲜、中国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马关条约》和《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强迫推行不平等条约。

福泽谕吉（1835-1901年）

与明治政府的这一做法相对应，在思想上，近代主义者福泽谕吉对西欧国际体系的“二重原理”心领神会，他抛出《脱亚论》，主张走“脱亚入欧”的道路。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又有高山樗（chū）牛、德富苏峰等文人将“脱亚入欧”的思想进一步加以发挥，掀起了狂热鼓吹侵略亚洲近邻国家的帝国主义思潮。

福泽谕吉是近代日本影响最大的启蒙思想家，他一生的著述有两大标志：一是发表于明治八年（1875年）的早期著作《文明论概略》，二是明治十八年（1885年）发表于《时事新报》上的《脱亚论》。从《文明论概略》中提出的“向文明进军”，到《脱亚论》提出的“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集中反映了他脱亚意识的形成过程。

《脱亚论》的思想内容包括三点：

第一，炫耀日本已跨入西洋文明，相形之下中国与朝鲜却抱残守缺，停滞不前。文章一开头即炫示日本在亚洲特殊的“文明”地位，“我日本国虽地处亚细亚的东陲，但其国民精神却已摆脱亚细亚的固陋，而移向西洋的文明”。接着，他笔锋一转，说：“不幸的是近邻有两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两国人民……罔知改进之道，在交通至便世界，虽非未闻文明之事物，但耳闻目睹却无动于衷，其迷恋古风旧俗与千百年无异，面临文明日新的活舞台……做然无自省之念。”

第二，从上述亚细亚社会停滞论观点出发，断定中国、朝鲜必将亡国。“视此两国，面临当今文明东渐的风潮，已无维持独立的道路可走……自今不出数年，定将亡国，其国土被世界诸文明国分割，此种结局，无庸置疑。”

第三，认定“唇齿相依、邻国相助”的道理对日本已失去意义，惟恐西洋“文明人”因“三国地利相接之故”，将日本与中国、朝鲜“同一视之”，造成日本“外交上的障碍”。因此，“为今日之谋”，与其“等待邻国之开明共兴亚洲”，“毋宁脱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文章最后宣布，“亲近恶友者不免共被恶名”，因此要“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脱亚论》可视为近代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分道扬镳的“绝交书”。它浸透了对亚洲邻国极其蔑视的民族利己主义精神。了解福泽谕吉脱亚意识的形成过程，有助于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弄清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摆脱民族危机后，迅速走上伙同西方列强侵略东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原因。

福泽谕吉出生于1835年。在他二十岁时，中国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两年后，日本也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安政五国条约》。向来被日本人尊为文明古国的中国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以及日本同样面临民族生死存亡问题的严峻现实，促使他从青年时代起便立志“读书济世”，挽救民族存亡。在他早期著作如《劝学篇》、《文明论概略》中，都表述了他对西方列强恣意侵凌东亚弱小民族的愤懑不平的感情和争取民族独立、伸张国权的决心：“我日本国当前虽不及西洋诸国富强，但就一国的权义而言，却无丝毫轻重之分”（《劝学篇》），“日本人当前的惟一任务就是保卫国体”（《文明论概略》）。但如何伸张国权？向谁伸张国权？福泽谕吉的某些提法就值得注意了。如在论及伸张国权必须具备爱国精神时说，爱国精神就是“厚我薄他之心”，“和自私心是名异而实同的”。以这种被称为“自私心”的爱国精神去伸张国权时，他认为须分清“轻重缓急”，“方法手段越多越好，同时也非多不可”。在《文明论概略》一书结尾处他甚至写出了一段绝妙的文字：“轻重缓急已经明确，昨天所恼火的事情，今天就变成可喜的现象，去年所喜欢的事情，今天则变成可忧的事，得意变为优虑，乐园变为苦境，仇敌变成朋友，外人变成兄弟，共喜怒同优乐，而走向同一目标。”福泽谕吉这种为了伸张国权可以不问是非、不择手段的观点，决定了他后来选择脱亚入欧道路的基本思想倾向。

1878年，福泽谕吉发表了《通俗国权论》。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对外武力扩张的主张。他说：“百卷国际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各国交际的道理只有两条：一是消灭别人，一是为他人所灭。”因此，在当时日本自由民权运动与明治专制政府的对立斗争中，他力主官民调和，民权服从国权，将人心移向海外，“促使一国人心奋起，感动全体的最好方法，莫如对外一战”，“敌国外患，乃团结人心，强固立国之本的良药”。他又说：“依我之见，主张对外一战则未必是好战，不好战则不忘战争。”在这里，福泽对外扩张的主张，已酝酿着对外侵略扩张的冲动，但只是将它作为转移国内矛盾，振奋爱国心的济世良方，尚未确定具体的目标。

1881年发表的《时事小言》，则标志着福泽的思想发生了质的转变。《通俗国权论》只是抽象的对外战争的说教，而《时事小言》却是侵略目标直指中国的狂热鼓吹。他分析当时中国的形势是“中国人若不引进蒸汽电信之类文明利器则会亡国，而引进之则政府被颠覆，二者难免其一”，即预测中国要么是亡国（殖民地化），要么是政府被颠覆（发生革命）。他认为日本对此不能坐失良机，“当此（中国）变动之际，我日本国决不能袖手旁观”，而应当以亚洲盟主的地位进行干预。“方今东洋诸国中，处于文明中心，作为魁首与西洋诸国抗衡者，舍我日本国民则为谁耶？保护亚细亚东方乃我日本的责任”。福泽在《通俗国权论》中认为伸张国权，必须振奋国民的爱国心，其最好的办法是对外一战，但是与比日本武力强大的西方列强一战则远非现实，于是在他看来，伸张国权自然就得与侵略中国、朝鲜结合起来。他认为对中国、朝鲜必须“以武保护之，以文诱导之，使其速效我例进入近代文明。在迫不得已的场合，以武力迫其进步”。在这里，侵略是目的，“文明”则是外衣。打着文明的幌子，行侵略之实，是福泽谕吉侵略理论的特点。

印有福泽谕吉头像的一万日元

1882年，在福泽谕吉的主持下，《时事新报》公开发行。他几乎每期都执笔撰写社论或评论。尽管标榜该报的宗旨是本着“独立不羁”的精神办报，但从福泽谕吉为该报撰写的文章来看，他主要思想倾向是积极配合明治政府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狂热鼓吹民族沙文主义，露骨地为日本的侵略行径辩护。

1882年7月，朝鲜民众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义愤，袭击了日本公使馆，史称“壬午兵变”。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连续数日发表社论，主张派遣军队，对朝鲜采取强硬措施。他污蔑参加反日暴动的朝鲜人民是“文明之敌”，强调“我政略是文明改进的政略，军队亦是文明改进的军队”，为侵略寻找“文明”的依据。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福泽曾申言没有独立的文明化，只能是为白人服务的奴隶化，独立与文明化二者不可偏废。但此时却对朝鲜的独立只字不提，公然鼓吹侵犯朝鲜的独立，用武力强制所谓“文明改进”，反映了福泽谕吉政治思想的倒退。

那么，如何使日本国民甘当侵略的“文明之兵”呢？福泽谕吉对此煞费苦心。他极力宣扬尽忠报国的思想：“我帝室乃收揽日本人民精神的中心”，“若为我日本国民寻求道德的标准，以我之见，报国尽忠等题目最为适合”。依其说教，尽忠报国须把目光投向海外，“若使我国光辉耀于东西二洋，鸣响（与西洋）比肩独立的英名，则王政维新的功业不仅限于日本国内，而且应将其新鲜活力逞于海外”。他诱惑日本人“去中国一行”，“四百余州何患无建业之地……大则为国权扩张，小则有助于一身荣达”。这些说教，对毒化人心，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情绪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欧美列强加紧侵略亚洲的步伐，尤其是英、俄之间的角逐最为激烈。这时期，日本资本主义羽翼日趋丰满，明治政府在本国尚未完成修订幕末不平等条约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推行“失之于欧美，补之于亚洲”的外交路线和军事路线，正式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此时福泽谕吉一改对“官尊民卑”的批判态度，以所谓“在野”文人的身份，利用自己主持的《时事新报》的舆论阵地，与政府的大陆政策相呼应，脱亚思想渐趋成熟。

在1883年9月20日至10月4日连载的《时事新报》社论《外交论》中，福泽分析当今的国际关系是“禽兽相斗相食”的关系。食者为文明国，被食者为半开化国、野蛮国。日本的外交前景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加入吞食“不文明”国的“食者”行列，与“文明国”人共觅“良饵”；二是与数千年来萎靡不振的亚洲古国为伍，同守古风，被“文明国”人所吞食。因此，日本所应选择的道路，只能是第一种途径，即加入帝国主义阵营，成为“亚洲东陲一新的西洋国”。《外交论》发表翌月，外务卿井上馨也说：“化我帝国及其人民恰如欧洲诸国及其人民一样，剀切言之，亦即在东洋的地坪上造就欧化的一新帝国”。一个是在野文人，一个是在朝官僚，其言论却不谋而合。

1884年爆发的中法战争，是欧美列强全面瓜分东亚的前兆。日本朝野的强硬论者认为：“法国对安南（越南）的关系和日本对朝鲜的完全一样，都是要摧毁中国的宗主权。此乃日法联合起来夹击清帝国的良机。”福泽谕吉听到中国战败消息后十分高兴，说：“当今时机是紧急中最为紧急之事。”他撰写《东洋的波兰》一文，文中写道：“未来支那不止于与法国为敌，与欧洲数强国为敌的命运将迫在眉睫……难以期望庞大的东洋老大帝国他日不会陷于瓜分龟裂，为西方数国所分割。”他特意在《时事新报》上转载了当时法国的一份外交照会《支那帝国分割案》。该照会对欧美列强如何分割中国各省作了具体的推测。其中关于日本的一段文字使福泽谕吉最为倾心：“惟日本之地，逼迩（逼近）支那，值今日欧洲诸强国幸运，十数年来，相助为理，功亦甚巨，应拟公举日本为东道主人，今拟分与日本之方便利益，当以台湾全岛，及福建半省之地，此诚当然之论也，且支那当大明时，福建浙江之沿海，日本兵曾侵掠其地，此事历史亦见事实，此次将其旧地，再悬日章之旗，日本君民，当亦心满意足矣。”不难看出，他是想借《支那帝国分割案》向日本国民提示，日本已被欧美列强接纳为瓜分中国的“食者”行列的一员，并因其地理近便之故，可以充当分割中国的尖兵。也就是说，“脱亚入欧”的时机已经成熟。

《东洋的波兰》发表后约五个月，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正式出笼。《脱亚论》是他多年来脱亚意识的总结，是他亚洲观的完成形态。

从《文明论概略》发表的1875年到《脱亚论》出笼的1885年，仅十年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虽是极其短暂的一瞬，但对福泽谕吉来说，却经历了从被压迫民族到压迫民族思想的巨变。这种变化，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西欧列强明火执杖地加紧瓜分东亚的情势下，亚洲国家经历大动荡、大分化历史的逼真反映。在明治专制政府的主导下，日本民族走的是一条通过侵略东亚邻国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从而取得自身民族独立并旋即跻身帝国主义阵营的“脱亚入欧”的道路。借用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一书中“杀鳅养鹤”一词来譬喻，即“杀”东亚邻国之“鳅”，以“养”日本之“鹤”。撰写《脱亚论》的福泽谕吉，正是日本民族选择这一历史道路的思想代言人和见证人。人们不会忘记，当《脱亚论》出笼后的第十年，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福泽谕吉称之为“文（明）野（蛮）之战”，并因日方的胜利而高兴得涕泪横流。当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并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时，福泽谕吉立即发表《台湾永久化的方针》一文，主张“对无知蒙昧之蛮党当尽逐放于境外，殖民地上的一切权力应掌握于日本之手，举其全土断然实行日本化之方针”。这样，福泽谕吉作为脱亚论者又表现为殖民地论者。

福泽谕吉脱亚意识的形成，有他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主观原因。就社会原因而言，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封建士族意识不仅没有得到改造，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恶性膨胀。如封建士族的本国优越意识和向海外扩张的军国意识，从福泽有关脱亚言论中都可以找到它的投影。就其主观原因而言，福泽的文明观、历史观认为，人类史是按野蛮→半开化→文明的阶段渐次发展的历史。在1875年《文明论概略》发表时，福泽认为中国与日本同处于半开化阶段。十年后，即《脱亚论》出笼时，他认为日本已“移向西洋文明”，进入文明阶段，而中国、朝鲜却没有“摆脱亚细亚的固陋”，仍然处于半开化阶段。于是他认为地球上的一切都是“人类的共有物”，国家之分，不过是为保障生活在其国土上人民的安全之便设置的机构。世界万国本着“有无相通，长短相补”的精神，应均沾文明开化的恩泽。如果某国固执锁国之见，将世界“共有物”“窃为私有”，那么凭借武力逼其开国乃是“世界的正理公道”。“如果老大帝国（中国）与朝鲜锁国自守，将世界共有物据为私有，妨碍人类的幸福、文明的进步的话，为世界的正理公道计，则不得不处置之”。福泽谕吉的这些言行，其实质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强盗逻辑，是地地道道的披着“文明”外衣的侵略理论。这种“文明侵略论”，是日后日本法西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侵略理论的思想原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