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隆斌：苏联特权阶层为何抛弃了苏联？

摘要：正像格·阿·阿尔巴托夫所说的那样：特权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层的威信下降”。

本文转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题为《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及对苏联剧变的影响》

苏联解体已30多年，但对解体的原因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我们看来，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原因也有主次之分。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还是出自苏联执政党自身，而其中苏联长期存在的特权阶层对苏联剧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职务名册”与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

苏联特权阶层是按照一定的职务名册直接任命、相应地掌握着国家执政资源并且按职级合法享受不同特权的一部分人。这个特权阶层，俄语中是用Номенклатура这个词来表示的。从字面上来说，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nomen”，意思是人名名单或者品名清单。借用到俄语中，这个词指的就是职务名册，或职务一览表。具体地讲，是指其人选由上级任命的职位名称表。后来这一制度涵盖了对苏联领导干部的考察、登记造册、任免以及职级待遇等方方面面。

作为公职人员任命原则的“职务名册”制度，在十月革命之后就开始实行，只是最初还没有规定这一原则的指令性文件。1923 年6 月12 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任命制》的决议，同年10 月，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登记分配工作基本任务的决议。1925 年11 月16 日，中央组织局又通过了《关于选拔、任命工作人员的程序》条例，同时通过了一份重新修订的“职务名册”。“职务名册”各种各样，当时最重要的有3号：第1 号“职务名册”是由中央委员会负责任命、管理干部名单；第2 号“职务名册”是中央组织分配部负责任命、管理干部名单；各部委负责任命、管理干部名单称为第3 号“职务名册”。其他则是地方各级机关的“职务名册”。

“职务名册”制度在20 世纪30 年代末最终定型。此后，尽管“职务名册”制度作了一些修订，但是基本原则没有实质性的变化。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深入，“职务名册”制度也开始被触动。1989 年10 月，苏共中央的一个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终止执行有关干部任用的《职务名册登记监督》的决议，“职务名册”制度代之以选举制，从此“职务名册”制度作为一种干部任用制度在苏联实际上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1991 年“8·19 事件”后，戈尔巴乔夫于8 月23 日宣布苏联共产党停止活动，“职务名册”制度被彻底取消。

通过“职务名册”制度获得任命的这一部分干部，他们担任一定的职务，享有一定的物质利益和一定的特权，有着其特定的生活方式，垄断了权力、意识形态和经济管理，代表了苏联的官僚集团，也就是整个党和国家权力阶层。苏联由此产生了一批封闭的特权阶层。

苏联特权阶层的基本特点

可以说，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产生与发展是与苏联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苏联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非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苏联时期的那些“在册权贵”在苏联解体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新体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

权力逐渐集中相一致的，它的形成与确立又是与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和确立同步的。实际上，苏联的“职务名册”制度就是斯大林模式的一部分。因此，苏联特权阶层的基本特点不仅与“职务名册”制度相联系，而且和斯大林模式有共性的内容。

1.权力结构呈现金字塔形，其权力具有专断性。

上至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局、组织局，下到各县、区、镇，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组成人数是逐渐增多的。按照“职务名册”规则，各级官员是任命的，其命运掌握在最高领导层手中。在斯大林时期，处在最上面的当然是“掌握了无限权力”的斯大林，大部分官员的任用是由斯大林亲信控制的组织分配部决定的。斯大林本人控制着第1号和第2 号名单，甚至经常操纵第3号名单。此外，中央书记处一方面给各省书记处推荐候选人，另一方面还给中央组织局（可以作出党和国家最高职位任命决议）推荐候选人。这样，以斯大林为首的书记处就掌握了全国各级主要领导人的任命权。与此同时，无论是党内还是苏维埃，都缺乏对这个阶层的监督制约机制，致使这个阶层制定政策时独断，实行政策时武断。

2.权利的特殊性。

根据“职务名册”任命的各级干部享有与众不同的各种特权：高级住宅、别墅、汽车、休假券及休假旅费、“医疗费”补助、在特供商店购买紧缺品等。

另外，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还实行了领导干部高薪制，除正式工资外还要发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即所谓“钱袋”制度。从几百卢布（当时的货币）到几千卢布不等，数量的多少取决于职位的高低。

赫鲁晓夫向特权体系发起了第一次主动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取消了官僚的很多特权，他的改革遭到了特权阶层的激烈反对。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干部特权，并且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还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这就促使苏联的特权统治阶级迅速地成长起来。正是在这个时期，党政干部与人民群众收入的差距达到30~44 倍。

3. 官位某种程度的凝固性和继承制。

官位的凝固性表现在领导干部实际上的终身制。斯大林时期，干部不仅层层由上级任命，而且实际上是终身任职。赫鲁晓夫对干部制度进行了改革，采取了不断更新的制度，并把干部更新制度写入苏共纲领和章程。这种干部更新制度严重触动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所以遭到了很多人特别是高层的强烈反对。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中央开始批判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并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全面否定了干部职务的任期制和轮换制，废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1/4 成员的做法。

官位的继承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职务名册”制度官员本身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特定阶层，他们官官相护，互相推荐任用，代代相传；二是官位的直接继承，如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25岁就当了将军，这样的例子很多。

4. 干部队伍的保守性。

苏联在选拔任用干部时的标准是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忠诚，但在实际操作中，业务素质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素质”，另一个重要标准是对领袖是否效忠。如，联共（布）十七大后，对斯大林崇拜与否成了一条政治准则，吸收党员、职务升降、“派别活动”的划分、“人民公敌”的定案等等，一概以此为界。尽管有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对苏维埃国家十分忠诚，但只是在领袖崇拜上稍有微词，就立即被降职、免职，甚至置于人民公敌的位置，并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因此死于非命。而那些把斯大林称为“伟大的领袖和天才导师”、“一切进步的和先进事物的象征”、“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等等的人却飞黄腾达。

在决定干部任用时采用暗箱操作方式，根本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到该人的工作能力。这实际上使得苏共形成了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这种政策不可能产生选拔优秀人才的机制，相反，却把许多有文化的、才华横溢的人才排斥在干部队伍的大门之外。通过暗箱选拔出来的干部，不仅只是一味地忠实执行上级的指示，缺乏主动精神和创新精神，还会把一些有改革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干部视为“另类”，使他们无法在负责的岗位上继续工作下去。苏联仅有的几次改革无果而终，改革失败后的体制越发陷入僵化。领导干部为守住既得利益，求稳怕变，故步自封，与快速发展的外部世界隔绝，错过了改革发展的有利时机，致使整个社会处于全面病态状况中。

苏联特权阶层对苏联剧变的影响

“职务名册”制度在苏联存在了60余年，它对苏联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职务名册”的逐步确立，苏联也形成了数量不小的特权阶层。这个阶层的存在和发展，对苏联剧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苏联特权阶层助长了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

“职务名册”制度原则的核心就是任命制。由于在干部任用时完全采取行政手段进行暗箱操作，任用的标准主要又是对领袖的忠诚与否，因此，这种制度造就了苏联政坛上的阿谀逢迎之风。大小官员为了能得到晋升的机会，为了能让上司看中，或者为了保住自己已有的官位甚至性命，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在斯大林时期，很多人正是因为有和斯大林不同的观点或者对斯大林不那么俯首帖耳遭到贬黜甚至从肉体上被消灭。而一些人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贝利亚等人，则因为唯斯大林马首是瞻而飞黄腾达。这种风气极大地助长了个人崇拜的盛行。也正因为个人崇拜盛行，个人权威变得至高无上，党和国家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极不正常的个人高度集权的现象。民主集中制原则，只讲集中，不讲民主，致使党内缺乏民主，同时也使全社会缺乏民主。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领导集团、集中于斯大林一人手中，其结果不仅削弱了国家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工具的作用，而且造成了党的专权，斯大林个人的专权。正是因为政治上高度集权，个人武断地处理民族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第二，特权阶层拥有的特权恶化了党群关系，加大了与普通群众之间的隔阂，表明他们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

如前所述，苏联的特权阶层按照官职级别的高低，享有苏联普通百姓无法享受到的各种“福利”特权。苏联的这种“特权等级制模式”大大加深了群众与领导之间的隔阂。他们表面上标榜“社会平等”、“党员干部是公仆”，实际上却在无所顾忌地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享受各种特殊待遇，甚至于腐化堕落。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无法谅解的。正像格·阿·阿尔巴托夫所说的那样：特权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层的威信下降”。当各种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后，人民所接受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和道德标准迅速趋于崩溃，从而对苏共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并对其执政的合法性提出了巨大怀疑。正如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所写的:“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

有一组调查数据也清楚地表明，苏共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已不是他们的代表了。据1990年的调查表明：当时人民认为苏共领导阶层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4％，代表苏共党员的11％，代表党政官僚和机关人员的达85％。这是在苏共接近解体之时人民说出的真话。

第三，苏联剧变是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结果。

尽管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关键原因还是出在共产党内。这种结果也是苏联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

苏联的特权阶层垄断着国家的一切执政资源，包括政治经济资源、舆论宣传工具，掌握着苏联党政军以及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干部的任命权，他们大多贪污腐败、恣意妄为，严重败坏了苏共的声誉、消解了人民群众对苏共的信任和支持，并从根基上动摇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这个官僚特权阶层，趁着戈尔巴乔夫改革之风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据为己有。尤其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个阶层的私有财产急剧膨胀。为了使自己拥有的财产合法化，他们实际上成了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摧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

正如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所分析的：“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尽管这些‘精英’们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论点，但相信者是极少数。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

因此，苏联解体、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苏联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非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作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采取特定小组讨论的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4—5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分析结果是：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苏联剧变后的进程也确实表明了这一点。苏联时期的那些“在册权贵”在苏联解体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新体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有一个统计数据比较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详见下表。

可见，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苏联放弃社会主义转向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苏联权贵阶层大多数人所向往的。

苏联解体已经过去将近20年了，但是回过头来看，苏联干部制度中的“职务名册”制以及由此造成的特权阶层给苏联社会带来了许多负面结果，其教训是深刻的，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