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年一中国律师为冈村宁次作无罪辩护，晚年透露：我是有苦衷的

“1948年7月，天气闷得像一口不开的老锅。”江一平放下手里的扇子，抬头对助手说，“这桩案子，我接。”谁也没想到，他指的竟是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辩护席。

1898年冬，江家在浙江宁海迎来长子。出身律师世家，衣食无忧，父亲一句“法学是君子之业”，把少年江一平推向远方。巴黎大学的厚重图书馆、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斑驳藤墙、复旦校园里那片梧桐影，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年轻时的他喜欢引用孟德斯鸠：“法律的本质是自由。”听上去颇有理想主义底色。

1925年，五卅枪声炸响外滩。租界巡捕抓了大批学生，开庭那天，江一平系着深色领带闯进法庭，条理清晰地拆解检方指控。学生被当庭释放，茶馆里有人拍桌子叫好。那会儿，江一平的名片写着“免费为弱者辩护”八个字，挺硬气。

转折潜藏在婚礼上。1930年，34岁的江一平迎娶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的长女，比他年长十岁。外界议论纷纷：这是天上掉下的官场通行证。江一平笑而不语。三年后，他成了圣约翰大学教授、上海律师公会常委、东吴大学法学院讲席，一连串头衔像雪片般落在肩头。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他曾拼命护送难民进入公共租界，又掏出积蓄办了救济站。那段时间，他夜里常对朋友说：“人不能只认钱吧？”然而，汪精卫抛来的司法部长职位，他拒了；汪伪当局的追捕令，却把他逼到重庆。要说当时的他还算硬气，没人反对。

抗战胜利后，江一平回沪。虞洽卿病逝，靠山塌了。国民党高层对他态度冷淡，见面多一句“江博士辛苦”，少一句“以后多关照”。仕途天花板降得肉眼可见。就在此刻，南京传来消息：冈村宁次亟需一位中国律师站台。蒋介石打定主意，审判必须走过场，但姿态要做足。能接活的，最好既懂法又识时务。

利益的诱惑像细雨，悄无声息地渗透。江一平私下算过账：倘若辩护成功，至少能在“总统府”留下姓名；失败，也能向国人解释“只是履行律师义务”。于是他拍了桌子，说那句“我接”。

准备期不到两个月，他跑遍华北多地，搜集所谓“开仓放粮”“修渠救灾”的证言；同时整理证人名单，重点挑选曾受冈村笼络的地方保安队长。太太劝他：“你这样，父亲会气疯的。”他摆手：“形势比人强。”父亲得讯，愤而写下绝交书，一纸薄薄，却千斤重。

8月23日，上海公共体育馆改造成临时法庭，门口挤满了提着麻袋、恨不得把冈村生吞的难民。检察官花了两个小时罗列罪状——长沙大火、豫湘杀戮、三光政策……呼喊声此起彼伏。随后，江一平站起，镜片后那双眼睛镇定得令人恼火：“被告并未直接下达屠杀命令，相反，他曾力阻下属滥杀平民；若说责任，也该追究个别师团长的越权行为。”

现场哗然。有人高喊“该死”，有人朝他掷空水瓶。冈村宁次却难得露出笑意，还轻声用日语对身旁翻译说：“他很专业。”对峙整整五小时，庭审因骚乱被迫中止。两周后重开，江一平继续从指挥链条、命令签批等细节入手，把锅往中层军官身上甩。法官最终以“证据不足”裁定无罪释放——这一锅烂账，就这么被盖住了。

冈村宁次秘密离沪。港湾灯光晃动，他对江一平深鞠一躬：“多谢，永铭于心。”船开出三海里，轮机长冲上甲板大喊：“好了，延安想要的人，他们拿不到了！”那一刻，江一平的脸色比甲板更苍白。或许，他意识到某条回头路彻底断了。

1949年春，解放军渡江。南京易旗，上海解放。江一平随蒋介石飞往台北。曾有人以为，他会得到法务部长的位子，可现实是：没了价值，就没人付款。江一平成日窝在租来的一间小屋，靠稿费与残存积蓄度日。朋友们或入狱、或回乡，他想起那张绝交书，常常整夜不眠。

1961年，冈村宁次访台。寒暄之后，冈村送上一只漆盒，里面是一对袖扣——据说铸自日军废炮筒。江一平收下，却没戴一次。他在日记里写：“当年身不由己，实属无奈。”语气很淡，却留下一串问号。

他偶尔盯着地图看很久，嘴里念着“宁海”“中山路”，但客厅电话始终没有等待中的那通“欢迎回家”。1971年秋天，他因病去世。告别式上只有三个人：一位同乡老仆人、一名教会牧师、负责开具死亡证明的警员。讣告刊登在角落里，字体比寻常还要小。

有人问，这一生值得吗？答案大概埋在那场庭审的嘈杂声里。江一平曾经锋芒毕露、也曾雪中送炭，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他选择了另一条岔路。这条路没有掌声，也没有归途。

历史不会因任何人而改写，但它会悄悄记下每一次选择、每一次转身。坚守与背离，往往只隔着一瞬间的天平。江一平亲手把砝码放在利益一侧，结果便是晚景萧索，知音寥寥。不得不说，这或许比任何审判都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