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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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亮叔行动学）

苏轼之问。

01

34岁的苏轼，是一个极其“较真”的人。

1069年的礼部考试中，主考官吕惠卿将一个鼓吹新法的考生——叶祖洽评为第一名。作为“考试编排官”（负责编排合格举人名次等）的苏轼却坚决反对。他认为这种文章谄媚皇帝，应该黜落。

后来的殿试中，神宗皇帝亲自选叶祖洽为状元，苏轼依然不服气。

于是他模拟考卷，写了一篇应试作文献给皇帝，想让皇帝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好文章。

一直以来，我们熟悉的苏轼，是林语堂笔下那个豁达、从容、淡泊、充满了松弛感的“坡仙”，而此时的苏轼让我们感到陌生。

他仿佛是走火入魔了。就是要锋芒毕露，就是要针锋相对。

让我们作为旁观者忍不住一声叹息：你为什么要这么犟呢？

但回到当时，变法之争尚未分出胜负，大宋朝堂像是一场激烈辩论会，正反双方都沉浸其中。所有人的用力争辩，都只为说服一个人。

但回到当时，变法之争尚未分出胜负，大宋朝堂像是一场辩论会。

所有正方和反方的选手，都像苏轼一样，沉浸在紧张激烈的辩论中。

所有的辩论，只为了争取一个人。

02

苏轼认为，那些不敢说真话，一味迎合权势、阿谀奉承的文章，都是文字垃圾。年轻的举子们纷纷写这种文章，让他感到悲哀。

所试举人……皆以得失为虑，不敢指陈阙政，而阿谀顺旨者又率据上第……臣窃深悲之。

——苏轼《拟进士对御试策》

当然，苏轼知道，这不是年轻人的错。更让他悲哀的，是朝廷的取士标准。朝廷喜欢马屁文章，就会有无数的马屁文章。长期坚持这种审美标准，只会导致士林堕落，人心败坏。

在这篇模拟作文中，苏轼和其他考生一样，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得失。

他认为，当今朝政的关键在于君主。

变法一年以来，正反方旷日持久的大辩论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作为这场辩论赛唯一的裁判，皇帝应该保持“空杯心态”，而不是心里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了。

“臣愿陛下先治其心，使虚一而静，然后忠言至计可得而入也。”

如果您心里早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立场，那这场辩论就是一个笑话，无数正方和反方的选手的努力就只是在瞎折腾。根本就不用辩论，直接宣布获胜方得了。

这也是作为反方（旧党）辩手之一的苏轼，心里面最担心的事。

“此臣之所以大惧也。”

神宗皇帝，作为一个22岁的年轻人。当然可以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好恶。但是，苏轼强调的是君主的职责和政治伦理。

你如果是大宋朝一个普通的吃瓜群众，站哪方都可以。

但是，你是君主，你是唯一的裁判，你应该保持中立，你应该兼听则明，而不是明显的偏袒某一方。

03

苏轼认为，政治就像辩论，关键在于“以理服人”。

而不是裁判直接下场，动用自己的权力，驱逐一方的辩手，打击对方的声势，甚至公然加入另一方阵营为他们摇旗呐喊。

“夫成事在理不在势……今为政不务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势、赏罚之威，劫而成之。”

辩论就要尊重公议，尊重多数，而不是凭借自己是唯一的裁判，就颠倒黑白：

“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四方之人岂如婴儿鸟兽，而可以美言小数眩惑之哉？”

难道天下百姓会像婴儿、鸟兽一样，被花言巧语所迷惑吗？

04

伟大的作品，往往能够提出伟大的问题。

在这篇应试模拟作文中，苏轼在质疑了青苗法等一系列变法政策之后，提出了一个伟大的问题：

“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

皇帝您口口声声要“富”，但到底是要“富朝廷”，还是“富百姓”？

如果只是让国库充盈、财政数字漂亮，却让百姓日子越来越难，那这样的“富”，值不值得？

哲学中有一些经典问题，比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苏轼的问题，则堪称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问题。

比如说，围绕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很多学者就反复讨论过这个书名。

斯密的《国富论》，所说的到底的“国富”还是“民富”？

这本书的全名是“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那么，到底应该翻译成“国富论”，还是“民富论”？

苏轼的这篇文章，当然没有改变神宗的想法。无数大臣在朝堂上的辩论，其实都没有影响神宗的立场。

因为在这场辩论会中，神宗不仅是唯一的裁判，还是正方（变法派）最重要的一员，是正方团队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只要神宗站在那里，正方就会赢。反方有多少支持者，都没用。

在“变法”这场辩论会中，苏轼是一个失败者。但是，他提出的那个振聋发聩的经典问题，却会启迪一代代读者，让人们在思考经济问题时，增加一个重要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