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年代》的“哑火”直击长剧创作之痛

作者为涂彦、彭乐涵

由正午阳光精心打造，借势《大江大河》这一热门IP，更于多平台同步播出——拥有这三大优势的工业题材年代剧《淬火年代》，在播出后却意外陷入热度低迷的尴尬境地。

在当下微视听形式风靡的时代背景下，长篇剧集引领人心的价值愈发凸显。从类型创新的视角来看，《淬火年代》呈现出难能可贵的突破之处：它把镜头精准地对准了千禧年前后工业转型的细微之处，生动地描绘出那个时代里理想主义者对于制造尊严的捍卫与坚守。在这部剧中，技术不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方式，而是升华成了一种近乎虔诚的职业信仰和身份认同，并且内化为了主人公的精神核心。这种对于职人精神的深刻刻画，使得该剧成功经受住了逆向建构以及对时代进行叩问的考验。

然而，于类型层面优势尽显的《淬火年代》，却显现出编剧技法方面的稚嫩之处。观众对于为何要共情资本家之子的质疑，从表象上看是对精英叙事的抗拒，而本质上反映出的是人物塑造与剧情构建的失衡状况。这一困境并非个例，更是精准地切中了当前长篇剧集创作的核心弊病。

精英叙事失效？角色塑造弊病才是关键所在

近年来，国产改革创业题材剧集，敏锐聚焦社会转型时期平凡个体的拼搏画卷。《鸡毛飞上天》中，陈江河挑着货郎担穿梭于街巷；《风吹半夏》里，许半夏于钢厂废料堆寻觅商机。生存意志所衍生的原始动力，如不息的火种，持续激励着这些角色砥砺前行。从平凡走向成功的人物蜕变轨迹，彰显着从无到有的蓬勃生命力，为观众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情感磁场，俨然成为了年代叙事里吸引观众的关键要素。

精英叙事并非与大众全然割裂。在《大江大河》里，梁思申于华尔街的闯荡之路充满荆棘，不仅要跨越文化差异的鸿沟，还得冲破隐性的职场壁垒；《大博弈》中，孙和平在关键时刻临危受命，挑起接管破产工厂的重担。这些精英角色所遭遇的是实实在在、能让人感同身受的职业困境，他们在艰难处境中咬牙坚持的沉重感，极易引发普通人内心深处的强烈共鸣。

由此可见，观众所真正抵触的并非精英叙事，而是因叙事逻辑欠缺所引发的伪困境——在改革创业剧中，一旦苦难与奋斗被消解，人物便沦为了悬浮于现实之上的空洞符号。不巧的是，《淬火年代》的人物塑造恰恰陷入了这样的困局之中。

首先，主角光环过度耀眼，导致人物形象悬浮不接地气。同样身为怀揣理想的知识分子，柳钧原本应当是《大江大河》中宋运辉的镜像参照，然而由于塑造上的偏差，其人物形象趋于平面化。在困境面前，宋运辉凭借团队的协同合作寻求破局之法。他以实际行动在现实的重重困难中奋勇前行，正是这种脚踏实地的拼搏，才铸就了他从草根逆袭的传奇。

反观柳钧，却被塑造成为拥有“金手指”的开挂式主角。故事伊始，他以德国留学博士、厂长之子的身份回国，随后遭遇工厂资金短缺、父亲住院等难题。可令人意外的是，其父柳石堂迅速出院，瞬间化身为天使投资人，使得资金匮乏这一困境成为缺乏真实危机感的伪命题。此外，由于男主自带的资本、人脉以及学识上的优势，技术攻坚过程中的艰难险阻也被轻而易举地化解。这种设定虽能带来一时的爽感，但当主角所面临的困境被外界力量轻易解决时，奋斗的价值便大打折扣，角色的主观能动性也被严重削弱，自然难以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其二，创作理念已然落后，致使女性角色成为大男主叙事的附属品。女主角崔冰冰直至第15集才缓缓登场，仅仅充当了服务于男主感情线的工具人。而其余女性角色，更是沦为了毫无深度的单薄符号：嘉丽深陷贤妻良母的家庭枷锁难以挣脱；林川虽有着卓越的管理才能，却被身为董事长的哥哥所压制。她们存在的价值，几乎仅仅在于推动男性角色的成长，在工业改革中缺乏实际的参与，也未能对时代困境发起主动的突围。这种陈旧的叙事模式，不仅与当代观众对于女性自我成长的期待相悖离，更使得年代剧本应具备的社会镜像功能大幅削弱。

乏味的规定情境与消弭的戏剧张力

戏剧张力的构建，核心在于赋予人物独特且极具冲击力的情境。让人物置身于困境之中，经受充分的挣扎与蜕变，由此催生出冲突与悬念，牢牢抓住观众眼球，激发他们持续观看的热情。

《淬火年代》在诸多方面仍有可进一步雕琢之处。首先，其开局所设置的困局稍显寡淡。对比《大江大河》，在开篇短短十分钟内，便呈现出高考过线、政审遭遇阻碍、背诵政策成功破局这般扣人心弦的情节波折。反观《淬火年代》，前几集剧情缺乏足够的张力与起伏，这无疑是致使部分观众中途流失的因素之一。

在阿耐的原著《艰难的制造》里，开篇便抛出了一个尖锐的灵魂之问：“宁炒一座楼，不办一家厂”，此问犹如利刃，直戳制造业的核心困局——当资本沉溺于逐利的游戏，而技术攻坚却需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时，实业究竟该如何在这浮躁的氛围中锚定自身价值？

再看改编后的剧集，剧情开局便是男主归国、父亲苏醒，连车和房都已备好，男主柳钧的人生仿佛开了一路绿灯，顺畅得让人咋舌。而且，柳钧倘若创业不成，还能退回德国，这一退路的存在，大大削弱了剧情本应有的紧张感。这使得柳钧所面临的创业困境仅仅停留在表面，难以深入。如此一来，观众也很难对他所处的浮躁制造业大环境产生共情，无法真切感受到其中的艰难与挣扎。

所幸，后续剧情里，商战情节愈发紧凑。从山寨剽窃行为、黑恶势力威胁，再到政策层面的考验，这些企业发展进程中切实存在的磨难，才是真正触及制造业内核的冲突。

其二，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叙事削弱了戏剧张力。过往的优秀剧集，十分注重对人物关系进行丰富且多元的构建。以《大江大河》为例，它生动展现了宋运辉（国营领域）、雷东宝（集体领域）、杨巡（个体领域）这三组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交织的关系网络；《温州一家人》则讲述了周万顺一家四口各自历经三十余载的创业传奇。与之相比，《淬火年代》在人物关系设置方面略显单一。剧中配角大多是单向性地为服务主角而设定，使得人物关系缺乏足够的戏剧性。这进而使得主角柳钧身上笼罩着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与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集体奋斗精神相悖离。在剧情呈现时代命题时，也难以实现对产业变革精神图谱的精准描绘。

其三，剧中对技术层面的细节采取了模糊化处理方式，致使剧情逻辑与人物行动都显得较为空泛，本能够抽丝剥茧、层层推进的戏剧悬念，也丧失了其本该具备的张力。剧中人物所遭遇的各类困境均被轻而易举地化解，极大地削弱了“艰难”二字本应蕴含的沉重意味。

在视听碎片化的社会语境中，长剧的叙事节奏普遍有所加快。然而，长剧加快节奏的关键，在于剔除冗余情节，强化矛盾冲突推进的紧凑性以及剧情的曲折性，而不是以牺牲细节为代价，单纯依靠危机的迅速化解来制造一时的爽感体验。面对微短剧带来的竞争冲击，长剧应当坚守自身独有的优势，彰显出顽强的生存韧性与积极的创新意识。

传播路径的偏差与优化潜力

在碎片化信息大行其道的当下，营销已然深度嵌入游戏规则之中。为了在稀缺的观众注意力争夺战中占得先机，长剧制作方不得不将大量资金砸向短视频与社交媒体营销领域。如此一来，未播先火这一行业奇观应运而生。然而，与之如影随形的，是制作环节成本被大幅挤压，制作周期也被显著缩短。

前期凭借高调营销所堆砌起来的观众期待值颇高，可一旦与内容本身的空洞、脱离现实相对接，巨大的心理落差便不可避免地出现，进而导致观众对长剧信任的快速流失。这种信任危机，又进一步促使观众更倾向于轻量化的娱乐方式。在这样的形势下，新剧为了能在海量短视频的冲击下吸引观众稍作停留，只能投入更为巨额的营销资金。长此以往，长剧制作便陷入了一个难以挣脱的恶性循环之中。

《淬火年代》无疑是当下影视困局的一个典型例证。从营销层面来看，《淬火年代》具备着堪称一流的营销优势，然而，播出后广告商纷纷撤离的状况，深刻地反映出其营销策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特别是与《大江大河》的跨剧联动设想虽然精巧，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差强人意，核心问题就在于内容未契合观众的期待值。当观众怀揣着对宋运辉这类扎实立体角色的期望来审视《淬火年代》时，柳钧等主角形象塑造的扁平化问题便难以延续IP的热度，并且还将该剧叙事方面的薄弱之处完全暴露出来，使得观众产生了极大的心理落差。

《淬火年代》未能引发广泛关注，并非精英叙事的路径本身走不通，也不是剧情毫无可圈可点之处。剧中对别样父子情的细腻刻画，以及后期商战情节叙事的愈发精彩，都彰显出具备长尾效应的潜力。其创作与传播背后所反映的，实则是创作者在短剧浪潮冲击下的迷茫。长剧创作之路充满艰辛，困难重重，唯有专注于突破人物塑造的平庸，深入挖掘故事内核，解决传播方面的难题，方能在流量至上的时代，重新点燃与观众产生深度共鸣的精神火种。

（作者涂彦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彭乐涵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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