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父母离世，一场漫长的精神断奶

(图/《别告诉她》)

如何面对伴随丧亲而来的“哀伤”，是一个学术研究课题。母亲的离世，让李昀鋆陷入哀伤，她也由此成为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并遇见了很多跟自己有相似经历的年轻人。

✎作者 | 邹露

✎编辑 | 谭山山

秦小姐16岁那年，父亲因为肺癌脑转移意外离世。此后的14年，她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一直还停留在过去。外表上，她的生活和一个普通女孩别无二致，考大学、读博，处理父亲撂下的“烂摊子”。下班回家后，电视上照常播放着《快乐大本营》这样的综艺，看到好笑的情节时她会“嘿嘿”一笑，日子一切如常。

只有秦小姐清楚，纵使她建造高楼大厦一般塑造井然有序的外在生活，但再怎么努力，其实只是在掩饰自己废墟般的内心——父亲离世多年以后，她的哀伤像皮球一样持续膨胀。她这样比喻道：“围绕着城中这个破烂的大窟窿，盖了圈大楼房。我这辈子可能就是个‘城中村’，外围再好，都掩盖不住中心的那一部分，就是个大窟窿、城中村。”

秦小姐是研究者李昀鋆的第18位研究对象，也是“丧亲”（bereavement）经历的讲述者。父亲的离世，就像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哀伤”（grief）从未过去，秦小姐的精神世界仍在发生余震。

做研究时，李昀鋆正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社会福利方向的哲学博士学位。2017年8月到次年9月，她为撰写博士论文展开了漫长的访谈，研究方向是青少年期至成年初期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如何与哀伤共处。三年后，她凭借这项研究顺利毕业。如今，将近五年过去了，突破重重阻碍，她的博士论文得以出版——在一个避谈死亡的社会，要找到愿意呈现哀伤议题的出版社并不容易。

《与哀伤共处》

李昀鋆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5-3

我们谈论丧亲，常常忽视了年轻人的感受。参考西方社会的数据，大概可推算出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人约占年轻人群的3.4%-11%，庞大却隐蔽。年轻子女被期待在葬礼后“必须坚强”、快速“恢复正常”，任由自己浸泡在悲痛之中会被视为不正常，公开谈论哀伤更是不合时宜。李昀鋆逐渐意识到，哀伤不仅仅是一个内在的心理问题，更关乎既定的社会文化。

李昀鋆既是研究者，也是一位因母亲离世而哀伤的女儿。

自决定要研究这一群体以来，她常常被质疑“你为什么要研究丧亲”。社会普遍认为，时间会冲淡一切，只要时间够久，我们便能治愈丧亲之痛。可是，对她而言，她的哀伤从未过去，她没有一天不因为想念母亲而流泪。

她坦承，研究的缘起有些自私，她想知道因丧亲而起的哀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尽管论文已发表、著作已出版，她的哀伤至今仍未消失，但她再也不想去治愈它了。

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坐落在山上，从那里可以远眺海景。（图/邹露 摄）

“我没有一天停止对母亲的思念”

2014年夏天的一天——李昀鋆记得是7月25日，正在复旦大学读研的她在学校自习时，突然接到家人的电话：妈妈中风住院了。她下一秒起身赶到医院，看见母亲躺在重症监护病房（ICU），处在昏迷之中。

“你会想象母亲一直在挥舞她的手，她想抓住你，在ICU没有人能陪伴她，她该会有多害怕呀。”直到现在，她只要一想起母亲独自躺在病床上，手心和脚底还是会发凉。

尽管每天只被允许进入病房十几分钟，但她不肯离开医院半步，同时想象着母亲的灵魂正在脱离肉体，看着守望在病房外的自己，她会否不忍离开？她写道：“即使我卑微地向自己知道名字的所有神灵祈求母亲可以醒过来，哪怕最后我要放弃学业变成照护者也没有关系。”

4天后，她还是永远失去了母亲。7月29日之后，伴随着母亲离世，此前存在了22年的李昀鋆也一并消失了，她的人生被硬生生劈成了两半，一直没从噩梦中醒来。

葬礼结束后，李昀鋆回到复旦继续学业，考了雅思，顺利申请到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福利方向的博士项目。在外人眼里，母亲逝世的悲伤，在葬礼仪式结束后随即飘散，她的生活很快就恢复到了“正轨”。

可是她没有一天停止过对母亲的想念。在很长一段日子里，她几乎每天都在为母亲而流泪，那是一种无法遏止的生理痛感。她承认，母亲离世前自己并不是一个爱哭的女孩，甚至在高考考得不理想时，她也没怎么掉过眼泪。但在失去母亲后，眼泪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当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对她说“该走出来了”，家人也逐渐变得不理解时，她曾经也质疑自己：“为什么我还是走不出来？”但实际上，那个时候距离母亲去世仅仅过去半年而已。

《请回答1988》中有一个情节：德善爸爸问阿泽“什么时候最想念妈妈？”，阿泽回答：“每天，每天每天都想念妈妈。”这个情节很打动李昀鋆。（图/《请回答1988》）

研究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起初，这并不是李昀鋆的研究计划，她原先专注的是长者研究。刚上博一时，李昀鋆还不知道香港中文大学的陈智豪教授（Dr. Wallace Chan Chi-ho）专长丧亲研究——“还是叫Wallace比较顺口”，接受采访时，她喝了口水说道。

直到有一天，她偶然在学院官网看到介绍Wallace的页面上出现“丧亲”这两个字，眼泪不由得“唰”地直流下来。后来她顺利联系上Wallace，请他担任博士论文导师。不过，当时她并没有向对方提起自己的丧母经历。

博一下学期，Wallace开了一门关于丧失与哀伤的课，题目就叫做《与哀伤共存》。李昀鋆去旁听了这门课，坐在教室的最右排。有时，她会在课上毫无预期地流泪，因为不想让周围的同学看到，她会下意识地把头低下，然后以最小的声音擤鼻涕、擦眼泪，掩耳盗铃地假装没有人会看到。

第一次上课，Wallace让同学们在小纸条上写下自己对这门课的期待。李昀鋆在一张黄色的小纸条上写道：“I want to know how to live with grief. It seems like that grief won’t stop, the loved one won’t come back, and it hurts everyday.（我想知道要怎么与哀伤共处。我的哀伤似乎永远不会停止，我爱的人永远不可能回来了，而我每天都觉得好痛。）”

李昀鋆在课上写的小纸条。（图/受访者提供）

“你是世界上唯一

听到这些故事的人”

“你为什么会哭？”在最近接受的媒体采访中，李昀鋆被反复问到这个问题。这让她意识到，公众还是会下意识地认为，无法停止为死去的亲人流泪是有问题的。在我们的文化里，哀伤被视为一种无法带来任何经济价值的情绪，理应节制。

和研究对象秦小姐建立初步联系时，秦小姐曾这样问她：“我对你一无所知，为什么我要相信你？”聊了几次，李昀鋆发现对方始终有些回避自己抛出的问题，也难以表达丧亲的真实细节，甚至会对这项关于丧亲的研究发出质疑。秦小姐说：“你为什么要关心我们、关心丧亲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人会在意的。”研究对象无意识地将自己“踢开”，在整个田野调查过程中并非个例。

在和研究对象褚小姐交谈中，李昀鋆敏锐地觉察到对哀伤情感的“污名的内化”。和她的家人一样，褚小姐也视哀伤为一种负担。谈到亲人的死亡时，她不会说“死”，至多说“离开”或“去世”，却多达77次使用“事情”这个中性词来指代。

与此同时，他们都很想找到一个表达的出口。2017年，李昀鋆在个人公众号发布博士论文招募访谈对象的文章，两天之内，有191位丧亲者报名。最终，她对65位丧亲者进行了访谈，其中包括书中的44位年轻子女。让李昀鋆意外的是，绝大多数人会告诉她，他们从未和其他人分享这份哀伤，面对家人和朋友也闭口不谈，她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听到这些故事的人。

研究对象给李昀鋆发送消息，表达自己的感受。（图/受访者提供）

郑小姐19岁那年，母亲意外离世。当时，为了给母亲庆生，父母二人一同去离家不远的海边度假。不料，遇到风暴潮，母亲不幸离世，父亲也险些遇难。家人仓促地举办了葬礼，选了一张让郑小姐感到敷衍的遗照，父母双方的家人则因经济利益闹得不可开交。这一切，让她看清了人性的丑恶面。

得知郑小姐丧母后，身边朋友的反应变得“诡异”，有人因为担心刺激她的情绪而选择闭口不谈，也有人当着她的面在电话中和母亲撒娇，这都让她感到别扭。她也试图和人聊这件事，但始终找不到合适的言语来表达。久而久之，她便不再和人提起。后来，她联系上李昀鋆：“我也真的很想讲，也不只是想帮你的什么研究，而是我真的很想讲。”

偶尔，李昀鋆会在导师Wallace的只言片语中寻求对方也是“同路人”的蛛丝马迹。比如他说自己曾陪父亲去买东西，“为什么不是母亲陪父亲去呢？”由此，她联想到Wallace可能有和自己相似的丧母经历：“这会不会是他做丧亲研究的起源？”后来她发现，果不其然。但她和Wallace之间并不经常谈论自身的丧亲经历，她想这或许跟性别有关，男性在哀伤议题上会更倾向于收敛情绪。

再一次“戒奶”

得知姐姐出事后，李昀鋆的舅舅从外地赶到医院。到了病房，他第一反应是将姐姐的眼皮掀开，看了一眼说：“没救了，要死了，放弃吧。”随即转身走掉。这是李昀鋆人生中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亲戚的冷漠。事实上，在母亲离世之前，亲戚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她从未料想过母亲会被这样无情地对待。

在葬礼上，母亲那边的亲戚跑过来“砸场子”，希望拿回几十年前的那笔嫁妆。“在那场葬礼，我会明显感受到我很想保护妈妈，即使她已经死掉了。”李昀鋆说。当姑姑表示可以买单人墓的时候，她立刻站出来表示：“妈妈会害怕的，我们还是要买一个双人墓。”

失去母亲后，李昀鋆认为自己也一并失去了对他人那种无条件的信任。尽管有了伴侣，她依然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妈妈会无条件地爱自己。“我想我已经很习惯一个人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一个人handle（处理）所有，这已经是一个模式。”

论文写不出来时，李昀鋆很喜欢香港中文大学这条纯粹、空旷的走廊。（图/受访者提供）

在研究过程中，她发现很多年轻子女也有类似转变。他们可能永远丢失了一部分安全感，或许也被迫一夜之间长成大人，用李昀鋆的话说，如同“被强行催熟的水果”。

李昀鋆发现，父母离世后，年轻子女会在主观上体验到一种“完整自我的破碎”过程——在这点上，中西方存在明显的不同。她在书中提到，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主义，他们的青少年发展理论会将子女和父母分离、子女减少对父母的依赖视为判断年轻人成熟程度的标准。

但在中国，子女长大成人后，他们依旧和父母保持十分紧密的依赖关系，这份依赖并不会因为生理年龄的增长而被切断。这一点也体现在年轻子女以父母为中心进行身份建构上。一些年轻子女会将自身努力奋斗的目标定为“给父母争气”，而父母的突然去世，将永久地切断他们的想象。

电影《奇迹·笨小孩》中，男主角景浩在母亲去世、父亲离家之后，与妹妹相依为命。（图/《奇迹·笨小孩》）

郑小姐在母亲遇难后，才逐渐意识到自己在母亲的庇护之下称得上“傻白甜”。她也想过未来找个丈夫，继续在他人的庇护之下过日子。“她（母亲）让我感觉我还活在子宫里。”母亲离世后，她变得比以前强势得多，意识到没有人可以依靠之后，她有了自己的目标，成长为一个女权主义者。

出于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郑小姐下意识地阻止自己深入一段亲密关系。“我总觉得，如果对一个人投入过多，万一他死了怎么办？”

经历父亲病逝的陶女士对李昀鋆说：“其实，父亲的死亡，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物理的‘戒奶’啊。百无禁忌地讲一句，如果我妈现在也不幸死亡，我觉得我就是完完全全地‘戒奶’了，就等于是被扔在荒岛上了。”

人类的“哺乳期”是如此之长，甚至到了三四十岁的年纪，只要父母健在，子女仍然没有在精神上“戒奶”。陶女士说：“这个喝奶的时期为什么会这么长？究竟是谁不愿意放手——是我家里人不愿意放手，还是我不愿意放手？我现在也搞不清楚。”

电影《别告诉她》讲述一个华人家族的奶奶罹患癌症，家人们选择隐瞒奶奶，促成一次家庭大团圆的故事。（图/《别告诉她》）

重新定义哀伤

2016年3月，李昀鋆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在穿过香港中文大学善衡书院前的斑马线时，她被一辆车撞上，左脸骨头碎掉，左脑部也受了伤。

说到这里，她的手指从左眼滑到下巴，苦笑了一下。事故发生后，她被送往香港威尔士医院接受救治，睁眼的那一刻，她瞟见系主任站在病床边上，恍惚间以为自己午睡过了头，挣扎着和老师说：“我还有作业没交。”

除此之外，她记不清自己被车撞时的任何细节，几乎失去了整段记忆。这件事加上母亲离世，让她更加深切地理解死亡。“原来死亡可以离我们这么近，它可能随时发生在母亲身上，也可能随时发生在我身上。 ”

所幸的是，那次车祸后她的左脑没有明显出血。但当年母亲中风住院时，医生说她的脑腔中全是血。她就会想，这是否昭示着母亲提前为她承受了这一切？她抑制不住地这样“钻牛角尖”。

对年轻子女来说，死亡原本和自己无关，它既是不可预期的、遥远的，也是不需要多加思索的。李昀鋆认为，当死亡把自己无限逼到墙角时，此前生命中建立起的意义体系或许会崩塌，也迫使他们重新思考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李昀鋆在英国的时候，误打误撞间看到的墓地。（图/受访者提供）

在接受她访谈的44位年轻子女中，绝大多数人都曾面临意义危机：为什么是我的父母遭遇了这一切？承受丧亲之痛的为什么是我？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在构建意义的过程中，失败是常见的主题，他们或陷入“人生无意义”的无底洞中。

在接受李昀鋆两次访谈后，张小姐幸运地碰到了那个“顿悟时刻”。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张小姐突然想起了因肺部感染死亡的父亲。在她的描述中，父亲曾经开朗自信，临终前的治疗却使他变得阴郁，死神夺走了他的一切，包括他的痛苦。张小姐意识到，强烈地希望父亲继续活着也是一种“自私”的念头，是“用他的痛苦来延续我的满足”。

“我们常常说，生离死别是很痛苦的，但痛苦的是活下来的人。”张小姐说，正因这份哀伤，父亲原本要承受的痛苦“转嫁”到自己身上，“是我用我这份悲伤去换他的安息、平安。”由此，张小姐重新定义了哀伤，也赋予了哀伤极为私人化的意义。

“哀伤让我感觉自己还活着”

刚开始做访谈的时候，李昀鋆还带着“哀伤需要被放下”的预设劝慰何小姐，没料到对方如此反驳：“我倒是想问一句，是什么能让你放下呀？”她反思，原来自己也内化了错误的预设。

“哀伤就是爱，你爱一个人多久，就会哀伤多久。”在Wallace主讲的《与哀伤共存》课程上，他的这句话猛烈地击中了李昀鋆的内心，也成为她理解丧亲之痛的转折点。

拿到博士学位后，李昀鋆想做更多落地的工作。因为自感实践经验过少，她决定一边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员，一边用这笔工资支付在职社工硕士课程的学费。这种“半工半读”的状态，持续了将近三年。不久前，她刚结束在赆明会——一家对丧亲人士提供辅导咨询的香港老牌慈善机构——的实习。

李昀鋆最近染了一头粉紫色的头发，这是她庆祝自己结束在赆明会的实习的小小仪式。（图/受访者提供）

给服务对象做哀伤辅导的那段时间，李昀鋆渐渐发现，在香港，很多服务对象希望通过哀伤辅导“回归正常生活”。1917年，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提出“哀伤工作”概念，以此奠基的哀伤研究认为，哀伤有一个开始，也将会有一个结束，并以此发展出“哀悼任务”概念。在著作《哀伤咨询与哀伤治疗》中，J.威廉·沃登（J.William Worden）提出了四项哀悼任务，其中包括“撤回投注在逝者身上的感情，并重新投注在另一段关系上”。

这种在一段哀伤辅导中完成“哀悼任务”的期待，在男性群体中更加明显。李昀鋆曾遇到一位前来接受辅导的男性，在丧亲以前，他从来没有体验过如此失控的情绪，他渴望“恢复正常”，正如渴望生活的掌控感的复归。对他而言，处理家属的遗物是格外困难的事，他既不想处理掉它们，但也害怕看见它们，最终他的策略是不回家、逃避，投身于户外活动以转移注意力。

她看见了他们内心的挣扎，面对这样的来访者，她也希望让对方看见，“哀伤不是问题，哀伤就是生命的一部分”。

哀伤不一定表现得痛不欲生，它是关于“失去”（loss）的一连串反应，也是一种“存在性孤独”。李昀鋆在书里写道，哀伤这种情感，“其实跟死亡类似，实际上都属于‘本己’的体验。所谓‘本己’，是指独属于一个人并与这个人关切最深的一种体验”。

后来，李昀鋆养的第一只猫“小豆腐”意外丧生，她的内心深处又多了一个小缺口。无论是母亲还是小豆腐，都是无可替代的存在。此后，她的微信签名改成了“Time won’t work &想念小豆腐”，这句话就像文身一样，她不会抹去。

“Time won’t work”（时间不会疗愈）被李昀鋆特意刻在iPad上。（图/受访者提供）

直至今天，眼泪已经成为李昀鋆对抗冷漠世界的一种武器。“当我觉得所有人都忘记了她，所有人都在告诉我应该忘记她，我没有别的方法去证明我还记得她，或者她值得被记住——我只能用哭的方式。”

“会有这样一些时刻，我会因为痛苦、因为哀伤，而感觉到我是活着的，感觉到我是很纯粹的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哀伤被看作是‘useless’（无用）的东西，作为一个普通人，哀伤在生活上很大程度是一个没有效率的事情，一滴眼泪或痛苦，无法给人带来任何好处。但是我依然开心我有哀伤，在哀伤里面，我会感觉我是个人。”在傍晚下山的路途中，李昀鋆笑着说。

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内的山路。（图/邹露 摄）

‍· END ·

作者丨邹露

编辑丨谭山山

校对 | 严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