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时唯一被地头蛇杀害的高级将领，为何牺牲50年才认定下落

80多年前的红军长征，是人类军事史上一次伟大的壮举，英勇无畏的红军将士，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仅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摆脱数倍于己的反动派围追堵截，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以惊人的意志最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师级以上的高级指挥员牺牲了数十位，其中，有一位红军总部级别的高级将领的牺牲尤其令人痛心疾首，他便是曾经担任红军总部二局局长、遵义会议后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的钱壮飞烈士。

更为让后人深切缅怀的是，钱壮飞牺牲后的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认定是失踪，毕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才正式公布这位烈士的牺牲细节，他竟然是被当地的一名地头蛇杀害，后人在他牺牲的地方建了纪念碑和陵园，才得以告慰这位牺牲数十年的著名英烈。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钱壮飞，原名壮秋，别名钱潮，浙江吴兴县（今浙江湖州）人，从小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本就衣食无忧的他，却偏偏满腔壮志，在家里的支持与自己的努力下，他考入国立北京医科大学，苦读四年后毕业，成绩斐然。本来，医学出身的高材生，在京城挂牌行医治病救人。依靠着满身才华与家世，在那个动荡不休的年代他本可以安稳度过余生。但博学多才，兴趣广泛，颇有艺术细胞的他，却走上了报国为世的道路，还加入了组织，成为一名地下工作者。

随后，钱壮飞奉组织高层之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成功潜伏的国民党高层的身边，及时地传递出了很多情报，立下了汗马功劳，身份暴露之后，钱壮飞奉命来到江西赣南根据地，并带走了一本国民党当局长期未更改无线电密码本，后来红军无论是在作战中，还是在后来长征时，依托于电台侦听得到的消息，总是能料敌先机。毫不夸张地说，钱壮飞带出来一份小小的密码本，是红军能走上胜利的关键，对红军的情报、保卫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此，他被任命为二局局长，他与胡底、李克农三个人被誉为是“龙潭三杰”。

钱壮飞领导的二局驻扎在瑞金乌石垄，刚开始的时候，人员少、设备缺，只有五六个人、一部电台。办公室和宿舍也都比较少，只有大概三四间房子，堂屋用来吃饭活动，两侧房间，东面房间是办公室兼宿舍，西面房间是包房兼宿舍。钱壮飞在东面的房子里办公兼住宿，同屋办公的还有副局长谭震林和机要员戴镜元。其他人也都是两三个人拥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在南方冬天没有取暖设备，最多只是在办公室里搞一盆木炭火放在中间。当时物资紧缺，冬天每人只配发一床薄薄的棉被，盖上了就没得铺，铺上了就没得盖。钱壮飞就和戴镜元合铺，两条被子铺一个盖一个。

那个时候，钱壮飞领导的二局工作人员的生活很艰苦，由于供应不足，由一日三餐都改为了两餐。吃饭严格按照定量，每人每天12两米（16两制），分成两餐在蒲草包里煮熟，一顿一包。蔬菜很少，冬天若能吃到竹笋就算很不错了，偶尔吃点空心菜，就觉得好吃得很。早期一个月能吃到一次肉，后来也很难做到了。由于这些工作人员都是24小时上班，晚餐很难解决，为缓解吃饭问题，钱壮飞就发动和带领同志们一起利用业余时间种菜，多少能改善一些生活。星期六他还要去驻地的红军家属和贫困户那里，帮助砍柴、挑水、锄草，搞好与地方群众的关系。

钱壮飞虽然是局长，但他平等待人、没有架子，干部们有不会的事他就耐心细致地教，循循善诱，和颜悦色。二局工作基础也比较薄弱，是在原后方侦察台的基础上组建的。破译工作必需的敌军电码、电报和我方战报、命令等参考资料都很少，也不齐全。只能从头开始抄收敌人电码，一点点积累。好在钱壮飞早年间在国民党上海无线电培训班接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对无线电收发、译电、编码等业务都很精熟。而且他曾经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担任机要秘书的工作，对国民党军政机构内部往来电报公文的行文格式、语法句式等非常了解。在红军政治保卫部门工作的经历又让他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形势，特别是对周边主要敌人的番号建制等了然于胸。这些都是开展无线电密码破译工作所必需的基础条件。钱壮飞率先垂范、亲力亲为，团结带领局里的同志们从零突破，白手起家。

在钱壮飞的努力下，短短时间二局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反“围剿”作战中，他除了主持日常的侦听、破译工作之外，还要把每天获取的情报整理整编，根据情报内容，将敌人所在位置、行军路线、兵力部署等在地图上绘制出来附上，便于首长一目了然地了解掌握情报和敌我形势。还需要绘制敌军军事部署的表册。他美术功底扎实、军事素质也好，桌子上总是摆满了绘图仪器，忙个不停，然后复写五份后分送主要领导，高层领导对他赞不绝口。

钱壮飞不仅善于破译敌人密码，还能够亲自编织密码供我军使用。他还积极参与了红军的政治宣传和文化娱乐工作，兼任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的特约漫画家、高尔基戏剧学校的义务教员。在红军中还经常编剧、导演和演出话剧、活报剧等，创建“八一剧团”，成为闻名遐迩的“红色戏剧家”。还设计了“红都”瑞金的五大建筑（他设计的红军烈士纪念塔、苏维埃大会会场解放后都照原样重建）、苏维埃政府各部门的印信和著名的红星勋章。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钱壮飞所在的军委二局被编入军委纵队，跟随中央红军首长行动，负责服务保障军委首长指挥转移作战。此时长征的红军面临着后有追兵、前有堵截的艰险局面，红军部队既要行军又要打仗，又没有后方供应基地，这时候，以无线电破译为主要手段的技术情报就显得无比重要了。实际上，二局是长征期间中央红军最主要的情报来源。

在长征途中，红军远离根据地大后方，部队处于快速机动中，人力情报很难保障红军高层指挥需要，此时，二局在行军途中既要坚持工作，又不能落后掉队，实行前后两个梯队轮番工作的机制，解除了可能因连续作战而出现情报供应中断的忧虑。二局要不间断地对四周之敌开展侦察，既要随时掌握敌人动态，还得跟得上快速行军不能掉队。为此，二局将人员分为两个梯队，前面一个梯队行军，后面一个梯队就在工作;后面一个梯队行军，前面一个梯队就在工作。两个梯队交替工作、交替行军、轮流休息，保证24小时对敌侦控不间断。在有重大战役期间，甚至会分为三个四个梯队共作行军。

钱壮飞等领导带领着二局的同志们，紧紧跟在总部领导左右，随时将获取的情报上报，供红军总部首长决策参考。电台人员“歇人不歇马”，他们身背沉重的无线电器材，在行军队伍中总是一路小跑，行色匆匆。到了休息的地方，再累再乏也不能馬上休息，要立即架机工作。在重大战役期间，常常是废寝忘食地连续工作。由于缺少睡眠，很多人在行军时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撞上路边的障碍、掉进土沟泥塘的事情时有发生，惊醒后，又赶上部队继续行军。可以说，长征走了二万五千里，二局的同志们工作了二万五千里。

那个时候，红军高层看到钱壮飞身负重任，特地给他配了一匹骡子，要知道，那个时候最高首长也就是如此待遇，但他很自己少骑，多用来给局里驮机器设备、给战友驮行李或者给有病的同志骑。由于他是医师，还经常给有病的同志看病。然而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位红军的高层人物，后来在长征途中莫名失踪了，后来判定为牺牲，钱壮飞从失踪到牺牲，这当中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长河中，始终是一个谜团，甚至于还惊动了高层，几番调查之下，终于还原了当年事实的真相。

原来，1935年3月底，中央红军准备二渡乌江，将追兵远远甩在身后，为侦查红军南渡乌江的路线，钱壮飞只带着少量的人潜入黔西县沙土区长坝乡梯子岩一带附近的丛林，当时，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后山离乌江渡口很近，只要经梯子岩，沿着一条小路就可直插乌江边。由于国民党得知红军要二渡乌江的消息后，几乎天天出动飞机侦察、轰炸、扫射，因此行军时队伍较为分散。那天为阻止红军渡江时，敌机照例进行轰炸、扫射。在躲避空袭时，钱壮飞和警卫员分散了。

遭遇敌机轰炸和生病拉肚子的钱壮飞掉队了，天快黑的时候独自一人牵着一匹白色的骡马沿着事先制定的主力部队过江路线来到江边。他身穿一身青色军装，左右交叉挎着一个皮质文件包和一个黄色帆布包，手里还拿着一包东西。此时，又饿又累的钱壮飞走进路边的一户农家，向留守家中带孩子的青年妇女彭桂容买东西吃，当时她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背上又背着一个孩子。

这位彭桂容的妇女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家里的东西都让孩子吃掉了，她就用粥饮汤加一点炒米和了一碗“稀饭”给他吃了，他吃好后又上了一趟茅房才走的。钱壮飞从彭桂容家里出来后，沿着一条小路往江边走，不一会来到村口的岔路口，遇到了青年农民聂丛山。聂丛山是村上一个游手好闲之徒，可以算是一个地头蛇，此人看到钱壮飞单身一人还带着包裹牵着骡马，遂生歹意，假装“热心”地为他带路。

当走到堰田岩时，聂丛山趁钱壮飞在全神贯注察看乌江对岸情况时，猛然将他推下三十余米深的悬崖。钱壮飞当时并没有坠崖死亡，而是挂在了一棵树上，聂丛山一不做二不休，用石头将钱壮飞砸下树，又绕道走下悬崖，用乱石把他砸死，抢走了手枪、挎包、骡子和所有东西。后来，手枪和骡子被黔西县长坝乡（当时后山属于长坝乡）乡长何宗培收缴后他得了几石米的“奖赏”，鞍子卖给了后山杀猪的余老大，加上从烈士身上抢来的不义之财，聂丛山娶了一个寡妇，生了个姑娘。但是好景不长，第二年，聂丛山到山上铲灰时，脚被树根戳伤，不久因破伤风死亡，人们都说那是红军显灵了。直到今天，后山都在流传这个恶有恶报的故事，教育人们不能做坏事。

聂丛云自以为事情做得天衣无缝，没想到的是他的一举一动，都被不远处山顶上一个山神庙里的人看到了。村里的好心人发现了钱壮飞的遗体，不忍心让他曝尸荒野，就妥善安葬了，因为不知道牺牲的人是谁，建国后当地修起了“红军烈士墓”。根据后来根据金沙多方考证得出结论，安葬在此地的红军烈士，确定是钱壮飞，此时，距离他牺牲已经五十多年了，为了纪念这位红军高级将领的丰功伟绩，在此处后山乡梯子岩渡口附近的堰田岩牺牲处树石碑，并修建了钱壮飞纪念碑，成为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