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元宵节，两千多伤病员向毛主席要说法，主席回应方式真高明

1938年初，陕甘宁边区的延长、延川、宜川等县几千名伤病员突然要举行游行示威，讨要说法。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虽然同意红军改编，但对中共提出建立陕甘宁边区拒不作答复。

不承认边区，便意味不承认中共的后方阵地。为保证这一阵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迟缓了八路军第129师的发兵行动。

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妥协，承认在陕甘宁23县设立陕甘宁边区。

中共方面则将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更名为边区政府，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国共两党均在陕甘宁边区设立党部。

在红军改编时，陕北红军各独立军师也进行了合编。

原陕甘宁边区警备团和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直属部队及第770团，第120师第359旅第718团，共9000余人，组成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由军委参谋长萧劲光兼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整编后下辖警备第1至8团、第385旅旅部及第770团等部，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

于是，陕甘宁边区和延安作为党中央的驻地，也成为了中共和八路军进行抗战的大后方。

毛主席当初把延安作为中共大本营的设想成为现实。

建立这个以延安大本营为中心的大后方——陕甘宁边区很有必要。原来部队和机关中的一些伤病员于是也有了养病的大后方，随即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延长、延川、宜川等县养病治伤。

然而，1938年2月14日是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滞留在几个县养病的2000多名伤病员纷纷走出驻地，从延川、宜川、米脂等县会合，向着延长县涌去。

沿途，他们高呼口号：“宁愿死在战场，不愿在后方挨饿挨冻！”“革命几十年，受伤弃一边！”“治我伤病，重返前线。”

并且，他们还声称要到党中央驻地延安请愿，要见毛主席去解决问题。

两延（延长、延川）河防司令员何长工接到伤病员游行请愿的报告，十分意外，也很着急：伤病员咋搞起游行示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他急忙带着警卫员，骑着快马赶去延长县。

他一到延长县政府驻地，翻身下马，就对在此等待的当地负责人说：“快，请伤病员代表来见面。”

何长工与伤病员代表进行交谈后，才知道他们要请愿的原委。原来这些伤病员多是长征过来的老战士，由于伤病未愈，留在陕北根据地几个伤残医院疗养。

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疯狂进攻，前方战事紧张，后方物资匮乏，地穷人贫的陕甘宁边区生活更加艰苦，医院缺医乏药，就是粮食蔬菜也供应不足。

加上个别医务人员医护作风差，对伤残人员照顾不周，甚至致使一些人因病因伤变残废的情况，多次向上面反映，也不见改善。于是，他们有意见了。

何长工听了他们诉说的情况，马上表态说：“这怎么行？！”赶紧交代有关人员说：“马上找房子，安排他们先住下，准备午饭。我向毛主席汇报。”

于是，集结起来的伤病员和代表们在延长县住下来了。

何长工没有忽悠他们，立即跑去县政府机关，向延安打电话，报告毛主席。

请愿游行，是众统治者十分惧怕和头疼的事情，视之为洪水猛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要求抗日。

一次，激愤的学生们硬是把蒋介石堵在办公楼出不来。眼看回不了家，最后他被迫露面，出来接见学生，并答应出兵应变。

把学生们哄回去后，他立即叫来黄埔嫡系门生贺衷寒、戴笠等人，把他们骂了一顿后，喝令他们想办法对付诸如请愿游行之类的“聚众闹事”事件。

结果，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复兴社被贺衷寒、戴笠等人抬了出来。一旦有人要请愿游行，特务们就混杂在其中吹口哨、扔砖头捣乱、破坏，当局出动军警弹压。

这就是蒋介石对待请愿游行的态度和“智慧”。

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不可能避免不出现矛盾或发生问题。那么毛主席是如何对待群众请愿游行的呢，后来他说过这么一段话：

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他这么说，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喊喊说说是没用的，关键要看切实的行动。让我们来看看毛主席在实际工作中是如何对待群众请愿游行事件的吧。

此刻，毛主席一听何长工的报告，不是问他们打砸抢了没有，也不是去问如何镇压，反而十分关心伤病员的情况，详细询问他们提出的种种意见后，向何长工问道：“你是怎么处理的？”

何长工说：“安排他们住了下来。”

“批评他们了吗？”毛主席关切地问道。

“没有。”

这下他才放心了，对老部下何长工说：

你没有批评他们就好。这些同志大部分是从长征过来的，流过血，对革命有贡献。现在伤残了，没有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改进工作，是些多么好的同志啊。

稍停片刻，他沉痛地对何长工说：“同志，这个事情我们没有搞好啊！”

“是啊！”何长工也很懊悔，“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有愧于他们。”

我们确实有官僚主义，要发动伤病员给我们提意见，动手术医治这种高高在上、不顾人家死活的官僚主义。”毛主席态度坚决地说，“请你转告伤病员，就说我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窑洞已经腾出来了，欢迎他们到延安来住，来帮我们整整我们的官僚主义。

毛主席没有去护犊子，没有下令去对请愿游行的伤病员进行弹压，相反做起了自我批评，并且还要把窑洞腾出来，让他们来延安帮助自己整整官僚主义！

何长工听了他的话也是很激动，放下电话后，立即跑去伤病员的住处，转告毛主席欢迎他们去延安“整整官僚主义”的话。

大家听罢，顿时一个个都愣住了。谁也没有说话。伤病员来游行请愿，这事情惊动了毛主席，而他呢，不仅没派兵来镇压、劝止，甚至没去回避，更没去推诿工作失误的责任，反而要腾出窑洞让他们来整自己的“官僚主义”，这是何等的胸襟，又是何等对群众认真、负责的态度。

伤病员们终于感动了。有人哽咽着说：“毛主席和我们战士、群众休戚相关，心心相印，这么虚心听取意见。我们不怪他。”

“对，我们不怪毛主席！”

他们经过一阵商量后，对何长工说：“请转告毛主席，我们不去延安了。”

何长工很高兴，也对他们说：“我们会做好医院的工作，我把大家的决定打电话去报告毛主席。”

谁知毛主席接到何长工的电话，并没有高兴起来，反而说：“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以前处理问题不及时，让问题成了堆。这回不能再煮夹生饭了，否则，以后还要回锅。”

“您的意思是……”

毛主席果断地说：“这个会要开，要在延安开。告诉他们，要多派些代表来。让他们不要怕麻烦，中央也不要怕麻烦。”

“好的。”何长工深深地体会到了毛主席的思想。

但毛主席还是叮嘱他说：“记住，一定要尊重伤病员的意见。他们流过血，现在负伤了、生病了，我们不能不管，要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

毛主席的坚决态度让一度对游行示威感到为难、担心的何长工顿然释怀，而毛主席如此处理的态度也让他十分感动。

他清楚地记得当年红军离开井冈山在最困难时，毛主席要求后勤部门拨岀银元和医药送给井冈山的往事。

现在伤病员要请愿，他要在延安腾出自己的窑洞，让他们来整自己的“官僚主义”，这何止仅仅是解决请愿问题之道，完全是对伤病员的关心、体贴，是对革命同志的爱护，对革命事业的爱护！

他连忙大声地回答说：“我们不能让他们再产生意见了，一定要解决问题。”

毛主席不仅要解决伤病员游行示威的事情，而且要着力解决工作中的隐患，把引起伤病员们不满的游行示威的症结彻底摘掉。并且他的方法是请他们一起来商量，请他们来对自己进行批评。

相比之下，蒋介石呢？这些年日军步步入侵，不少爱国人士到南京请愿游行，他的妙招就是躲，避而不见。

上行下效，国民党各级政府对请愿群众无一不是派荷枪实弹的军警驱散。

不是用水龙头“洗澡”，就是用木棒打“杀威棒”，或者干脆开枪弹压，抑或用大刀砍，诸如“爱国七君子”式的流血事件屡见不鲜。

毛主席不怕群众请愿，伤病员表示不来延安了，他还不依不饶，硬要请他们来延安，当面提意见。两种态度，对比以后，相差甚远。毛主席这样的气度，号称“全国领袖”的蒋介石竟然没有。

而毛主席并不只是准备见见代表们，到时说几句好话，哄一哄就了事，而是要去真正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弥补工作上的失误。

几天以后，毛主席直接通知何长工来延安汇报情况，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此时，毛主席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就此事已经做过考虑，告诉何长工说：“我和富春同志商量了一下，准备把残废医院改为荣誉军人教导院，你就当总院院长，再给你派个政委和卫生科长，另派人去河防司令部工作。”

“河防很重要啊！”何长工说。

毛主席停了一下又说：“这个工作很重要，搞不好会影响前方部队的士气。现在一时没有更合适的人了，你就先去工作吧。”

何长工表态说：“主席放心，我去。”

何长工回到延长后，迅速搞了个建院方案，直接呈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看后，立即回了一封信，信上说：

你提的办法，原则上我完全同意，请会同王群同志切实办一办，一定要力改过去错误方针，积极地当作训练干部去办好。名称拟改为教导院，废止称残废院。你为院长兼政治科长，王群为政委兼供给科长，另找一专门的卫生科长，就是你们三个人负总院责任，靠近军委留守处找一二间房子办起事来。不日起始的教导院工作会议好好地开一开，由你主持，王群辅之，我可以来讲一次话。先找富春、滕、萧、谭、莫一商开会要点，即将你拟的东西先行讨论一番。

乘此次开会，彻底地把各院全部情况调查清楚。

滕，指滕代远，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萧，指萧劲光。当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谭，指谭政，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莫，指莫文骅，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政治部主任。

谭政大将

之后，毛主席又召集何长工和李富春、滕代远、萧劲光、谭政等有关后勤部门的人员召到延安开会具体研究此事。

在会上，毛主席首先说：“我们不能把群众的意见当做耳边风，把他们请过来，开个会就把他们打发了。他们心情舒畅了，事情还没解决，好不好呢？我看不好！那是掩耳盗铃，自己骗自己。同志们这样不行啊！”

“那我们该怎么办？”有人问。

“我们要提出制定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毛主席说，“总之，办法大家一起来想，一定要妥善解决伤残人员的医疗、学习、生活和管理问题，要彻底解决问题，不能以后再发生类似的情况。”

经过研究，大家决定把陕甘宁边区5个红军残废医院组成一个总院，由何长工担任总院院长，王群任政委，统一管理。

对于这个办法，毛主席表示赞同，但又指出说：

不能再叫残废医院了。这个名称对伤病员的人格不尊重，任何人到哪里去，都会对这个名称反感，很不好。要把残废医院改成荣誉军人教导院，把这件事积极地当作训练干部的大事去办好。

这次会议还具体商讨一些解决伤病员目前困难的措施。

会后不久，5个红军伤残医院合并了，统一叫做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荣誉军人教导院，规定伤病员不仅仅是需要治疗的病人，而且还是我党我军的后备干部，要学习政治，伤愈后再分配到各个机关、部队工作。

2月底，荣誉军人教导院工作会议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旁的一栋房子内召开。

这次会议是迅捷召开的，距离游行请愿事件前后不过区区十几日。

在请愿发生后，延安有关部门按照毛主席的交代，准备地点、房间，发出通知，请有关代表来延安。与此同时，毛主席等人开会研究办法。每一件工作都同时进行，没有应付，没有拖延，及时、果决。这次前来参加会议的代表有60多人。

会议第一日，毛主席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到会讲话。

在会上，他诚恳地说：

欢迎大家提批评意见。过去工作没搞好，责任在我们，上面没组织好，缺乏主动精神来抓这一项工作。当然，客观上也确实存在好多困难，需要谅解。

然后，他肯定了大家提出来的意见，带头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然而，他不只是作检讨，打大雷而不见雨点。接着，他着重讲了党中央和有关部门的改正措施和决定，一二三四五，一条一条。最后，他当面交代何长工和其他有关机关人员和干部们说：“今后，大家都要照这里讲好的去办，不能打折扣。”

毛主席的话使得伤病员代表和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都非常激动。每个人心中都鼓起了要去做好工作的一股劲儿，伤病员代表们纷纷表示决心养好病，去参加抗日工作。

会议开过后，各项措施一项一项落实。荣院有伤残人员2800多人。

但是，陕甘宁边区确实条件太艰苦，医药短缺，于是有的伤病员主动提出自己回老家去养病养伤，不给大后方添负担。

毛主席认为这也是解决目前困难的一个办法，专门请在武汉的周恩来与国民政府交涉，要求给予他们人身安全保证，并且交代何长工：“只能有了安全保证后，才能送他们回乡。”

周恩来与国民政府交涉后，这个办法得到了同意，荣誉军人教导院便按照自愿的原则把2000余名荣誉军人送回老家。

在送行前，何长工再次来到毛主席窑洞，专门汇报这项工作。

毛主席指示说：“全残的同志不要让他们回去。他们到了白区，连日常生活都不能自理，会有很大困难，去了不行。”

何长工说：“他们回去后，将来还叫不叫他们回来呢？”

“他们是回各地做抗日宣传动员工作的人员。”毛主席回答说，“全国胜利后，当然要他们回来，伤病好了，也欢迎他们回部队。”

这样，那些愿意回老家养病的伤病员，最后由于荣誉军人教导院发给路费，统一派人送走。5月至8月，何长工等人妥善地解决了近两千名伤残人员回各省的安置问题。

请愿事件的处理到此为止，应该圆满结束了吧。

谁知毛主席还没就此罢休。年底，他再次召集卫生部门和中央有关负责人到杨家岭开会，向他专门汇报对伤残工作的检查情况。

在会上，他鉴于延安和编曲物资困难的情况，指示有关部门说：

今后发物资的次序为：一、前方；二、伤病员；三、残废同志；四、后方部队和机关等。残废同志的伙食标准与伤病员相同。

这时的延安实行的是统一供给制，所有的人都没有工资，吃饭不要钱。残废同志的伙食标准与伤病员相同，即他们去吃中灶，每人每天7分钱的标准——这在艰苦的延安是相当不错的“高标准”。

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陕甘宁边区的伤病员和残废同志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有关部门也没忽视对他们生活上的照顾和政治上的培养。关心、优待伤残人员，后来成为我们党和军队工作的一个优良传统。

陕甘宁边区一次请愿事件，就这样由毛主席带着有关部门彻底解决了。

他们找到问题的症结后，没有回避，没有推托，也没有对请愿者进行威胁、恐吓，更没有去弹压，而是认真、严肃地对待，实事求是地剖析问题，检讨自己的工作，最后诚心地解决问题，根除引起这类问题的根子，终于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蒋介石

群众利益高于一切，诚心诚意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切切实实地改正自己的工作作风，这就是毛主席解决请愿、游行的“高招”、“杀手锏”，也是他比蒋介石高明、睿智的地方。

感谢阅读，敬请关注！

觉得文章还可以的话，请动动您的小手指帮忙点下赞，愿意收藏转发评论的就更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