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思想与经济增长

作者：James A. Dorn

来源：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

Joel Mokyr广受好评的著作《增长的文化》与发展经济学先驱Peter Bauer的研究有重要的相似之处，这两位经济学家都认识到文化和竞争性思想市场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性。

Mokyr更感兴趣的是解释导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因素，而Bauer关注的是从自给自足经济向交换经济的转变，他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对东南亚和英属西非欠发达国家进行了仔细观察，确信当时许多关于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主流观点是错误的。Bauer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贫困不会自我延续，对外贸易既有利于扩大消费机会，又有利于传播新思想，文化在通往繁荣之路上起着重要作用。他认识到国家主导发展的失败，以及自由、个人选择和有限政府的前景。

《经济学人》赞扬了Mokyr的著作：“一位经济学家认真探讨了思想和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令人耳目一新。”本文探讨了Mokyr著作中的一些关键观点，并指出Bauer对思想和文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持有的类似观点。

Mokyr论现代经济的起源

在探寻现代经济起源时，Mokyr认为其核心在于“有用知识”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关键作用。正如他所写的，"有用知识"能够"改变经济"，带来了“财富大爆炸”（The Great Enrichment）。经济增长需要一个竞争激烈的思想市场，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国和欧洲，所谓的“文人共和国”推动构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为避免对自由思想的压制，知识分子们可以方便地从一个国家穿梭到另一个国家，通过由他们构建的活跃网络，学者们可以进行思想交流。科学革命为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开辟了道路，将西方经济体转变为现代经济。

文化变革模型

Mokyr将文化广义地定义为“一套能够影响行为的信仰、价值观和偏好，它们能在社会里传播，并为社会的某些子集所共享"。随着人们获得新知识，这些信仰、价值观和偏好可以随时间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Mokyr认为文化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如弗朗西斯·培根和艾萨克·牛顿等“文化企业家”，通过强调科学方法、自然规律和改进的希望，推动了科学革命的发展。启蒙思想家传播了对于进步可能性的乐观情绪——前提是政府权力受到限制，人的自然权利得到保护。

Mokyr提出了“一个解释启蒙运动为何发生在欧洲的文化变革模型”，它坚定地依赖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文人共和国”的出现，另一个是分裂的欧洲为竞争人才而允许思想市场的发展。随着“思想市场的变化”扩大了知识的范围，“文化企业家”得以蓬勃发展，一种增长的文化取代了笼罩欧洲的停滞状态。允许更自由交流思想的地区，走上了“基于选择的文化演进”和繁荣之路。

简而言之，Mokyr认为经济发展需要致力于“多元化和竞争的协调机制，使知识能够被分发、共享、受到挑战、进而纠正和补充”。

思想市场

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中，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了制度对激励行为的重要性，然而却很少注意到自由思想市场的重要性。Mokyr认为，“启蒙运动的核心信息对随后的经济变革至关重要，它是思想市场竞争的产物，是‘文人共和国’的直接延续”。

尤其是宗教宽容、思想市场自由准入等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对声誉超越国界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信任，对启蒙思想至关重要——这些是支持思想市场正常运作的文化基础，也积极鼓励知识创新，从而奠定了现代经济的基础。

Mokyr的观点表明，一个保护个人和财产、支持自由思想市场的政府，最有利于促进人类福祉。通过对欧洲启蒙运动的研究，他认识到“要改善人类的物质条件”，必须对新思想持开放态度，并为了社会的利益而限制政府权力。Mokyr认为这两种思想“以及它们在思想市场上的胜利，创造了巨大的协同效应，导致了我们所观察到的经济巨变”。

Bauer对经济发展的方法

与Mokyr类似，Peter Bauer也强调了文化因素和思想市场的重要性。他特别指出，文化变革扩大了人们的选择范围，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他对东南亚橡胶工业和英属西非小商贩的研究使他确信，穷人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创业活动和内外贸易摆脱贫困，前提是他们有自由去这样做。他揭露了精英们在诊断经济发展时的错误观念，并通过密切观察和谨慎推理来验证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以帮助解释各国财富。

经济发展的原则目标和标准

对于Bauer来说，“经济发展的原则目标和标准”是“选择的扩展”，即人们可以选择的有效替代方案范围增加了。那些增加选择自由并限制政府权力的举措，会进一步保护人身和财产，无论是从道德还是从实践的角度，Bauer都认可这类的措施。在这个意义上，他与古典自由主义是一致的。

这种发展观使Bauer与二战后支持国家主导发展和对外援助的专家、以及反对自由贸易的人产生了分歧。中央计划的失败和实行保护主义的国家的发展不足证明了Bauer的正确性。世界银行认识到他的重要性，将他列入第一版《发展先锋》(Pioneers in Development，1984)。

战后发展经济学的正统观念

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存在“贫困的恶性循环”。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的低收入以及缺乏远见将限制储蓄和投资，而这被视为增长的关键。穷人被认为无法对市场激励做出回应，对外贸易被认为是无效甚至有害的。因此，贫困被认为是自我延续的。根据战后发展经济学的正统观点，摆脱这种“贫困陷阱”的唯一途径是采取中央计划的道路或依赖外国援助。

案例研究

Bauer基于对古典经济学原理的了解和对低收入国家的密切观察，对战后经济发展的正统观念提出了质疑。他在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对东南亚和英属西非的早期研究使他确信，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数百万人对新兴或扩大的机会的个人自愿反应，这些机会主要是通过外部联系创造的，并主要通过市场运作引起他们的注意”。他继续说道，“这些发展是通过政权稳定但权力受限的政府，在不进行大量公共资金支出和不接受大量外部补助的情况下实现的”。

Bauer观察到的第一手资料是，“低收入国家的普通民众并不一定是迟钝的、受习俗和习惯严格约束的、经济上胆小的、天生短视的或普遍缺乏进取心的。”例如，东南亚和西非不识字的农民“在数百万英亩的土地上种植了新的经济作物”，其中一些作物(如橡胶、可可和可乐果树)需要五年才能产出可销售的产品。Bauer认为，这些直接投资是“通过许多个人的行为、态度和动机的自愿改变而成为可能的”。

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尽管Bauer对构建一般性发展理论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Mokyr也持同样观点），但他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识别出模式并对旨在改善经济表现的替代政策预测后果是可行的。

在研究了多个最不发达国家后，Bauer总结道：经济表现取决于个人、文化和政治因素，取决于人们的才能、动机以及社会和政治制度。在这些因素有利的情况下，资本将在当地产生或从国外吸引，如果土地稀缺，粮食将通过集约化农业或出口其他商品获得。

Bauer还认为，如果制度环境有利于自由和责任，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不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损害，高人口密度也不会。在他看来，“经济成就和进步取决于人的行为，而不是人的数量。”他批评使用人均国民收入作为个人福利的衡量标准，因为“它忽略了人们从生育子女或长寿中获得的满足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孩子的出生被记录为人均国民收入的减少，而一头小牛的出生却被记录为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

Bauer指出了与外部接触的积极影响。他认为，与较发达经济体的国际贸易使最不发达国家有可能获得发展——它削弱了“阻碍物质进步”的“态度和习俗”，外部接触 “除了鼓励生产销售之外，也促进新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模式，以及新的作物、需求和改进的方法”。

总之，如果让人们在国际市场上自由交换商品和思想，他们将通过“自愿适应新机会”而受益。然而，保护主义政策将限制这些机会并延续贫困。

结论

和Deirdre McCloskey一样，Bauer和Mokyr都试图从更广阔的角度而非仅仅是简单的增长模型来理解发展过程，他们都认为文化和思想市场是重要的非经济变量，可以解释国家的财富。

Bauer确信“经济发展需要思想现代化”，他认识到自由人民和自由贸易在扩大人们选择范围方面的重要性，认为中央计划和外援将无法带来物质进步，市场主导的发展是通往和谐社会的最佳途径。特别是，他认为国家主导的发展破坏了“试验性思维”。

随着Bauer对正统发展经济理论的许多批评被证明是正确的，他被世界银行列入“发展先锋”名单，证明了他对发展经济学的诸多贡献。正如阿马蒂亚·森在给Bauer最后一本书《从生存到交换》的引言中所指出的那样，Bauer始终坚定地捍卫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没有人比他更能阐明亚当•斯密思想中关于交换的创造性贡献。在Bauer的著作中，文化在经济发展和变革中的作用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在文化的重要性上（至今仍被许多经济学家所忽视），Mokyr深受McCloskey的影响。虽然Bauer是一位发展经济学家，而不是像Mokyr和McCloskey那样的经济历史学家，但他在几十年前就提出了相关观点，是该领域的杰出典范。正如森提醒我们的，尽管Bauer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新的狂热者……往往没有给他足够的信任”。

*译文不代表本机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