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统治者不可能永远压抑得住历史真相

作者：王汎森

任何一种现代学科都有通识的任务，正如经济学教导人们“经济的思考”，历史的任务之一是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历史的思考”。

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思考”有几个面相：

第一，培养历史想象能力以及对事情的“认知复杂度”。这是人文教育很重要的环节，在经过相当的培养及训练后，能使片段的、枯燥的历史世界在脑海中活起来、亮起来，成为一种鲜活的历史图像。此外，以历史思考来增进我们对于事情的“认知复杂度”，更深刻地了解到一切事情皆有复杂的层面，且有时间变化的因素，从而进行比较合情合理的判断。

第二，尽可能地对历史事件进行全景式的掌握，包括纵深的及横亘的两个层面。它训练人们避免零星地、孤立地、点状地看历史事件，而倾向于将历史事件理解为一方面是历时性的因果相续，一方面是时代中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成果，其中有些是原已存在（given）的条件，也有一部分是人类靠着努力可以加以改变的部分。

第三，虽然历史发展没有规律可循，不过，有经验的读者即使不一定能准确地预测未来，也应该能把握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事件类型或演变趋势。

第四，当许多人都沉浸在一时一地的事情时，“历史思考”强调人们在看待一时一地之事时，同时也应具有长程的眼光。历史思考能培育人们对于“长时段”的判断，所谓“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事不孤起，必有其邻”，了解任何事件都得了解它的历史。

在长程的眼光下，人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容易看到的现象，例如《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用长程的眼光，看出贫富悬殊在过去百年间不断加剧的现象。所以Ｍ型社会不是近二十年来的新发展，也有人说从一个世纪美国财富的分配来看，才能比较深入地了解美国政府及议会的本质是什么。在历史的长程视野中，我们可以观大势，就好像看到台风在菲律宾附近海域形成了，从种种资料的预测看来，它应该是向着台湾吹来，但不一定能知道它是否会在宜兰登陆；而我们并不能因为台风没有在宜兰登陆，便说气象预报没有任何作用。

受权刊发，选自《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王汎森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5月版。

历史是一条时间的长河，包含各种时间的层次，其中对“长时段”的探讨，尤为史学工作者所擅长。所以历史学者看待现实的国际政治，往往比较偏重“此时此刻”与“中时段”或“长时段”之间的关系，而与政治或经济学家的看法有所不同。用柯林伍德的话来说，历史的视野中有一种“encapsulate”，一种案卷式的思考，宛如中国的“学案”。“学案”是“案据”，公文档案也是一个案据，案据往往记载学说或事物形成的历史，了解其形成的历史不只有知识上的益处，往往也有现实的用处。了解“事件形成史”本身即提供人们一种处理现实问题的识见。譬如，近来美国法律史家Tara Helfman教授说，美国建国诸杰草拟宪法时，主要还是从英国宪法中汲取资源，深受国际法学家格劳秀斯及瓦特尔等人国际法著作的影响。所以倾向以国际关系想象各州的关系，五十个州就像五十个国家，联邦政府只负责管国防、能源、外交、邮政等大事，每一个州各自制定税法、交通法、民法、刑法、商业法、建筑法等等，地方自治实行得很彻底。历史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困惑的现象，重访有助于了解现行政策的生成史，并了解它的特性是如何形成的。如想了解美国黑人的当代处境，则需了解美国奴隶史，否则所看到的都是现在倏起倏灭的现象而已。

非裔美国史史家J.Franklin的研究显示，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对美国的种族隔离法案，如1935年黑白分居法案，是在重访历史之后才制定的。现在美国大小部门每每有史学家，在政策形成中扮演一个角色，譬如国务院有外交史家。公共决策与历史往往有各种密切的关系，其中一种关系是若不深入了解历史可能会有错误的决策。譬如英国1980年代大举调查男学生表现低于预期（underachieve）的现象，认为是当时家庭崩溃所致。但经过历史研究之后，发现19世纪中期已出现此问题，而当时并无家庭崩溃的问题，所以原来的归因是错误的。可见有些公共政策的问题有其历史根源，能了解它们的历史根源，才能找出真正的症结。

又如近来欧洲右派崛起，而支持左派者失败。如果从近几十年来的左派历史入手，即可了解左派不知从何时开始过度理论化，使得下层无法理解。何以变得如此，必须从思想史角度理解。其实许多政治概念，今天何以如此解释，亦有思想史／政治史的背景，故莎士比亚说：“过去即是序幕。”古今相仿佛处之作用是很重要的，但历史也告诉我们许多对我们而言原本陌生的事物，提醒我们该问却忘了问的问题，而陌生的知识、看起来无用的知识恰是成长的资源。

哈耶克在《历史学家与欧洲的未来》中曾提醒大家，历史知识也可以是很危险的，它对纳粹德国的国家形态的建构是关键的。如果不从19世纪以来德国历史文化影响下的政治意识形态反省德国纳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能掌握它的全貌。他说，19世纪的德国政治史家，已经将德国建构成一个崇拜强权的国度。纳粹的意识形态可以回溯到那时代的读物，纳粹一代不少人就是在此氛围下长大。像桑巴特这样杰出的经济史学家所教授的与后来的纳粹并无二致。而19世纪流行的极端民族帝国主义史学，当然也造就了19世纪以来西方帝国的政治风格。

前面提到，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发展中有“encapsulate”的情形，译成中文就是“封装”“封进内部”“装入胶囊”，“现在”被“封装”在长程的历史之中，所以“现在不足以完全解释现在”。柯林伍德说，塞尔特人的艺术风格何以在长期消失之后，突然在19、20世纪复活？主要原因是它们本来就被包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而传递过来，从未真正消失。好比你是一个戒烟的人，突然拿起烟来便也能抽。我则想借它来说明“现在”是包着许多质素而发展过来的。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会有若干不同的质素也跟着卷在里面，它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未必显露出来，但可能会在某种时机下重现并实际发挥作用。柯林伍德“encapsulate”的观念跟刘易斯·加迪斯在他的Landscape of History：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中的一段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加迪斯说，读历史如看后照镜，可以帮助驾驶前检视后方、左右的车况，然后决定如何开车。

阿米蒂奇在《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中反复陈说，认为历史研究之所以没有现实作用，主要原因之一是史家只研究“短暂过去”（short past），而不研究长程历史（long durée）。对于这一点，我的看法并不如此斩截。事实上，历史如果要有用，长、中、短时间的历史都可能有关，但是不可否认，长程的历史是可以促发许多实际政策的设计改革。

第五，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思考”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是流动的（fluid one），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理想可以是永恒的，但这世界不应被亘古不变的原理或范畴来解释。古往今来的一切都处在不断变化的大历史背景下，故历史提供的“变化”观念，帮助我们打开封闭凝固的箱子，帮助我们了解每一段变化的过程，层层变化地叠压形成现在。虽然此后，我们依稀仿佛想象的“黄金古代”不再平静，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实在的世相。

历史的思考也有助于我们看待争夺历史诠释的问题。记忆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密切，例如现在台湾人对日本的统治以及日本人二战期间在中国大陆的作为，选择接不接受或如何诠释，很大程度决定了他们投票支持谁。历史好像看不见，但它却牢牢地抓住人们。

我认为统治者不可能永远压抑得住历史真相，各地皆然。世新大学有一位传播学教授的文章中曾经统计，在“二二八”事件之后的几十年，台湾的媒体与历史课本中提到“二二八”的次数非常之少。可是当有一天它暴露出来的时候，就面临很难收拾的局面。压抑历史，使得社会错失了和解的机会，即你充分了解我的历史、我也充分了解你的历史，并寻求互相谅解、寻求和谐的机会。

本文原题“培养长程与全景的眼光”，摘选自王汎森《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第三章《历史与个人生命的模式》。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