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5月17日消息，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近日撰文《The U.S. Should Stop Playing the Victim Over China Trade》称，尽管美国提高了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至100%，对电池和关键矿物的关税至25%，但这些措施不太可能阻止中国电动汽车对美国市场的影响。原因在于这些关税措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在成本、质量和创新方面。
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如何通过有意识的产业政策和国家支持，变成了在电动汽车和电池技术方面的领先者。文章批评了美国在处理电动汽车和电池技术政策方面的短视和不连贯性，特别是在政府支持方面。
文章呼吁美国政府认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建议美国政府采取更加明智和多元化的策略，如加强国际合作和投资，以及通过公共采购和培训发展国内电池和矿物产业的竞争力。这样的策略不仅有助于提升美国在全球电池产业链中的地位，也有助于确保其长期的经济安全和技术创新能力。
以下为文章翻译：
看来，美国正在逐渐失去其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网易编辑注：经济学术语，如果一国生产某种商品的成本比别国低，那么就有比较优势。这不意味着该国做这件事比别人强；而是相比生产其他商品，更有效率）。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决定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其中电动汽车的关税高达100%，电池与关键矿物也分别面临25%的关税。这一举措真的是如某些人所言，因为中国的不规范行为吗？
这种说法真的让人感觉听腻了。即便真是这样，如此高额的关税显然已触及贸易规则的底线。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并未就此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申诉，而中国却针对美国的电动汽车补贴提出了申诉，指出其中存在违反WTO法律的“本地化”要求。实际上，美国加征关税的深层原因，或许更多地反映了其在电池和电动汽车领域被中国全面超越的现实，不仅在成本和质量上，更在创新层面。
现在是时候正视这一现实，深入分析美国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美国应该停止将自己描绘成受害者的虚假形象，转而寻求一条既能保障国家安全，又能推动能源转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从当前情况来看，这些关税无疑将增加终端消费者的负担，同时减缓美国能源转型的步伐。
那么，美国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西方国家纷纷将经济发展重心转向服务业，专注于供应链中的高价值环节，如研发、品牌、设计和营销。而大量低价值的制造业务则被外包给其他国家，包括中国。
然而，西方国家曾一度傲慢地认为，中国将永远停留在制造业的初级阶段，不可能进入设计、研发和营销等高端领域。但事实证明，通过深思熟虑的产业政策与持续的努力，中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当美国和欧盟陷入生物燃料的争议，或在燃料经济标准上争执不下时，中国政府却早已在2007年就将电动汽车作为优先发展领域，并在2011年加强了关键矿产的保障政策。为了进一步确保供应链的稳定，中国还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投入巨资支持企业在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投资。
与此同时，当中国政府从制造业向电池创新转型迈进时，美国政府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这一转变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光伏组件供应商Solyndra的失败。
尽管Solyndra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大量补贴，但最终还是宣告破产，引发了两党的政治愤怒。然而，这种愤怒更多是基于政治动机的，因为任何风险评估都不可能做到完美，而创新总是伴随着失败的可能，接受失败是实现创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遗憾的是，Solyndra事件之后，美国政府选择了不支持当时尚未崭露头角的A123公司。这一决策的后果是，A123的技术最终进入了中国，并在那里发展成了今天的磷酸铁锂电池。这种电池技术所需的关键矿物大幅减少，如今已占据全球市场约40%的份额。
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中国不仅牢牢控制着重要的供应链，而且其产品质量也屡创佳绩。这两个问题都是美国政府无法回避的现实，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有充分的理由对中国在关键矿产和电池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表示担忧。
事实上，中国企业生产了超过60%的锂、石墨、钴和镍等重要电池组件，并制造了大约80%的阴极、阳极和电池单元。即使像加拿大这样的盟友国家拥有类似的供应链主导地位，也会引起美国的警觉。
美国正积极寻求供应链的多样化，这无疑是一个明智的举措。虽然中国的激励措施成功促进了国内电池的生产，特别是在大型工厂方面，但在电池制造的中游环节，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显著。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哥伦比亚大学与美国能源部携手，与行业领导者和投资者召开了圆桌会议，并得出了极具说服力的结论。
中国在这个领域占据着无可否认的主导地位，它不仅在原材料成本和质量上具有竞争力，而且拥有无与伦比的产能优势。这种产能赋予了中国巨大的定价权和市场份额的维持能力，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多元化努力构成了挑战。
而美国在供应链多元化方面同样面临其他障碍。例如，融资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可靠的承购协议。然而，潜在的投资者在没有看到切实资金支持的情况下，通常会对承诺持谨慎态度。
值得肯定的是，美国能源部一直在努力支持这些项目，这一事实得到了供应链和投资者的认可。然而，美国政府未来在支持和产业政策方面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可能再次当选总统的背景下。
政治两极分化和游说团体的强大影响力明显影响了美国的发展轨迹。在圆桌会议上，投资者们纷纷表示，政策的不一致性和不确定性以及中国强大的竞争力是他们投资北美项目时的主要顾虑。
因此，目前投资者对北美项目的投资热情并不高，原因包括高风险、高利率、复杂的许可程序以及电池商品价格的波动。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尚未公布的前瞻性评估，展望至2040年，中国预计将保持其在供应链上的显著优势。
在寻求提高美国竞争力的政策选择中，关税或许可以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尽管它们有可能引发贸易战，并从根本上破坏全球减缓全球变暖的努力。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批评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特别是在像汽车工业这样的战略部门，这些部门雇佣了大量劳动力。美国政府想要保护这些行业是合理的，但保护一个行业与在这个行业内保持竞争力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
美国一种可能的干预措施是为电池中游设定价格下限，类似于农业中使用的价格下限策略。这将显著改变私营部门的金融格局。尽管这种政策可能代价高昂，但它可以有效地推动供应链的多样化。
其他政策措施可能包括调整市场准入和定价机制，以反映不同的生产方法。上世纪90年代初，世贸组织成员国忽视了生产方法的重要性，现在纠正这一错误可能有助于在关键的矿产贸易协定中制定更加合理的标准。
然而，美国或许也可以从国内寻找灵感，甚至可能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汲取教训。中国的崛起是由一系列规划和目标推动的，但由于美国的政治环境，游说团体在政府更迭后往往能够轻易推翻健全的产业政策，这种战略目前在美国并不可行。
这确实令人遗憾，因为这样的授权策略已被证明是有效的。例如，欧盟设定的目标是通过回收来满足2030年25%的关键矿产需求，这一策略极大地提振了该行业的信心。
美国同样可以从中国成功实施的公共采购政策中汲取经验，特别是在电动公交车的推广上。此外，在劳动力发展方面进行大量投资是必要的，特别是因为对关键矿物和电池部门的培训仍然是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
美国政府必须意识到，当前面临的形势前所未有，无法仅通过“保护主义与财政消耗”来应对挑战。高昂的成本不仅将由消费者和政府承担，而且这样的策略对中国在电池领域的迅猛进展难以产生有效的遏制。
尤为重要的是，美国需要正视，创新已不再是其在这一领域的核心竞争优势。作为全球电池制造的领军者，宁德时代拥有高达1.8万的研发人员，正推动着美国企业难以企及的创新边界。
因此，美国应寻求与国际伙伴进行深度合作，原因有二：一是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二是探讨如何阻止中国利用其供应链的主导地位。
这一策略应涵盖加强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这是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国家联盟，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对关键矿产项目进行更多投资，以提升供应安全。同时，美国应更积极地利用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进行直接投资。最后，与巴西、印度和印尼等国家达成更紧密的矿产协议也至关重要，这些协议应优先支持拥有更高社会和环境效益的产品。
此举尤为必要，因为在许多国家，当地在发展特定矿物和电池组件竞争能力方面的基础条件可能优于美国，具备与中国竞争的潜力。这些国家可以利用美国的援助来增强自身竞争力，从长远来看，这将对美国更为有利。（小小）
本文来源：网易科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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