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城市民引力榜：省会城市为何成为人口流动的“超择优”之选？

城市是流动着的精密系统。人的流动，物的流动，以及数据要素的流动，彰显着城市的活力。城市内外的所有流动中，人口的流动是理解城市活力的关键。人们如何选择一座城市，将其视为长栖之地？一座城市又如何吸引并留住新的居民？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推出57城市民引力榜，观察城市“引力”及其“留人”的亲和度。我们的量化模型由十年常住人口增量、十年常住人口增长率、落户自由指数三项指标构成。其中，落户自由指数得分经由研究团队对57座城市的落户政策中的18项细则评分后得出，衡量维度更侧重人们能否在一座城市定居。

评估结果显示，济南、郑州、南宁位列前三。前十名城市均是省会城市。一线城市排名出现分化，北京、上海排名靠后，深圳、广州居中。拉萨常住人口增量不大，但因为人口基数较小，增长率高，排名靠前。

研究团队发现，过去数十年，流动人口“用脚投票”占据着一定主动权。人们自主选择一座城市，努力成为其中一分子，最后极具认同感地喊出“我是××人”；而残酷的事实是，城市对居民的选择越来越具有决定性。这样的决定性并非单纯以落户政策衡量，更关乎生活成本，即大城市永远是被向往的，但留下的标准越来越高：人口流动演变成一场双向的选择。

研究团队认为，无论是人们“用脚投票”，还是城市吸纳新移民，底层逻辑都是成本的抉择。人们选择城市，需付出一定的流动成本，影响城市人口承载力的关键因素也是成本。

当我们运用成本思维观察，人口和城市的双向选择将越来越清晰。

省会城市更有性价比

关于人口流动，学界存在两种模型：“引力模型”和“辐射模型”。

引力模式最早用于描述两个空间物体之间的作用和影响，是物理空间的法则。在此基础上，经济学领域的引力模型提出，即“赖利零售引力法则”。该法则认为，零售店对周围地区的吸引力，与零售店的规模成正比，与地区人口所在的距离成反比。对某个地区的人而言，存在吸引力相同而位置不同的“无差别点”。

社会学领域进一步提出人口流动的引力模型，将零售店比作城市。超大城市意味着更多机会，但也意味着更高的生存和流动成本。对人们而言，也存在着不同规模的“无差别点”城市。换句话说，超大城市与小城市对某个地区人口的吸引力旗鼓相当。

前述“无差别点”指向“出发地”。经研究，我们提出以“目的地”为指向的“超择优点”，即在超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对不同地区的人们来说，性价比最高的城市。这份《57城市民引力榜》，无比清晰地显示出了超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超择优点”，即以省会城市为主的“后浪”城市。

评估结果显示，市民引力得分最高的十座城市均是省会城市，分别是济南、郑州、南宁、拉萨、长春、成都、南昌、长沙、贵阳和西安。也就是说，在一线城市与县城之间，人口流动的增量部分更多倾向于省会城市为主的“超择优点”。

济南大明湖。（图/新华社）

2022年，省会城市迎来人口增长的高峰，长沙、杭州、合肥、西安和贵阳年末常住人口同比增加18.13万、17.2万、16.9万、12.29万和11.81万人。但也有例外，长春年末常住人口在2022年减少了2.18万。此外，因公主岭市划归长春市，长春年末常住人口在2020年出现跳跃式增长。在过去十年之间，出现人口跳跃式增长的城市还有济南、成都、西安等城市，都与行政区域的规划有关。

十年之间，济南、郑州、南宁的年末常住人口分别增长了26%、26%、20%。2023年，济南、郑州、南宁的GDP分别增长至2012年的2.41、2.47、2.37倍，经济增速高且落户门槛低，济南和南宁均是“零门槛”落户城市，郑州落户几乎“零门槛”。

在省会城市之外，我们发现金华和宁波同样具备成为“超择优点”城市的潜力。金华和宁波在市民引力榜上分别位列16和19名。金华人口基数不大，但在十年之间增长128.5万人口，增长率为18%。宁波则在落户自由度与常住人口增长率上的得分相对低于金华。

在引力模型基础上，学界提出人口流动的辐射模型。该模型主要分为两个理论：一是个体从所有县城中选择工作，包括家乡，每个县城的就业机会与常住人口成正比；二是个体选择离家最近并且待遇比家里更好的地方工作，距离比待遇更重要。

人口辐射模型验证了“超择优点”城市的存在，并解释了一些省会城市为何会成为新的增长极。我们认为，因为情感链接、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性的相近性，人们倾向于在离家近的地方生活，而又希望追求更高的收入。以省会城市为主的“超择优点”正因满足人们的需求，比一线城市更具性价比。

离家近、有钱赚、有生活

人口流动遵循“用脚投票”的基本原则。该理论最早由经济学家查尔斯·蒂伯特（Charles Tiebout）提出。他认为，一座城市如果能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就会有较多的人口流入，反之亦然。该模型仅关注公共服务的影响，而忽略了就业、文化和流动成本等因素。

在已有模型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团队提出以“城市规模”与“流动成本”为核心的人口引力“双螺旋模型”。城市规模越大往往意味着更好的经济基础、公共服务以及发展空间；流动成本不仅仅是迁徙、定居、生活所花费的成本，更包含了个体对情感、文化、习性的剥离与重塑的成本。

一线城市在《57城市民引力榜》中的排名并不占优势，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分别位列第56、第55、第28和第20名。北上广深无论经济基础还是公共服务，对人口流动都有强劲的吸引力。但在流动成本的指标上，北上广深又是相对较弱的城市，在一线城市定居往往要付出相对较高的经济成本，个体往往还面临着较大的情感剥离与重塑的压力。

一线城市人口增长在2022年迎来转折。这一年，一线城市的年末常住人口集体进入负增长的区间，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同比减少4.3万、13.54万、7.65万和1.98万人。

人口增长带来的经济效益在一线城市已经达到增长边际，对城市发展效率的提高微乎其微。在控制人口流入的同时，一线城市在进一步优化人口结构。从2020年开始，北京、上海就相继出台了便利高校毕业生在当地就业、落户的政策。深圳则在2023年引进人才入户15.67万人。

与一线城市相比较，二线的省会城市是高性价比的“超择优点”。过去一线城市规模上的吸引力，已难以抵消流动成本的抬升压力。显然，一线城市告别高速增长，这是人口流动的双向选择，也是自然趋势。

在引入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对比时，研究团队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市民引力得分不一定会更高，因为居民选择留在该城市的难度越高。但是也有例外，纳入分析的57座城市大致形成了四种模式。

1.市民引力得分高，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以长沙、武汉、深圳、杭州等城市为代表。

2.市民引力得分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以南宁、长春、贵阳、石家庄等城市为代表。

3.市民引力得分低，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以北京、上海、苏州、南京等城市为代表。

4.市民引力得分低，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以汕头、襄阳、西宁、三亚等城市为代表。

深圳、杭州在过去十年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常住人口增长率，2012至2022年分别增长了32%和29%的常住人口。2023年，杭州进一步放开落户政策，提出大专学历可落户市区，部分县域全面放开落户。深圳则全面提高人才入户的吸引力，在不断建设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同时，提高城镇人口就业率。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生活成本的抬升，正在无形地加大这两座城市的准入难度。

长沙和武汉人口增长率同样不低。长沙以低房价闻名，在2012到2022年之间吸引了275.88万常住人口。武汉则是科教大市，现有83所高等院校，具有人口引力的先天优势。

研究团队认为，长沙、武汉、深圳、杭州、金华、广州、宁波和嘉兴等城市是在过去十年中人口吸引力较为均衡的城市，即钱多事少好落户。不过，深圳、杭州和广州等城市的“流动成本”已然抬头。

人们选择一座城市的核心出发点已经从过往单一的“有钱赚”发展为“离家近、有钱赚、有生活”。如何使三者达到动态平衡是城市管理者需要思考的命题。

城市如何留人？

一座城市的人口吸引力并非是恒定不变的，城市如何“留人”是需要长久关注的命题。结合人口流动模型与数据分析，研究团队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产业经济留人。注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各地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重点关注中小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的创业与就业难题，为企业与劳动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匹配机制；

二是公共服务留人。注重公共服务均等化，打破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藩篱。地方财政支出应当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多在人口流入地建设中小学、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更重要的是提供更多保障性住宅，以满足流动人口的居住需求；

三是文化生活留人。注重发展以流入人口为主的多样性文化。一座包容的城市不仅仅需要发展本地文化，更需要为流动人口提供多样化的文化活动，以弥补情感剥离与重塑之间的裂痕。

人口是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一座城市需要多大的人口规模，什么样的人口结构是最优解，是站在发展角度思考的问题。而从个体的发展而言，在一座城市工作、定居能否帮助自身构建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才是关键。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人与城市的相向而行，是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

南方周末研究员 石登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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