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松勤 ：“宋韵文化”的构成与核心

沈松勤，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宋代文学和词学研究。

壹

所谓“宋韵文化”，就是宋代文化的意蕴和韵味，是宋代文化的精髓所在。

在人们的认知中，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甚至有“弱宋”之称。然而，宋代的文化异常繁荣，宋人以其独特的智慧与强大的创造力，营造了继先秦以来又一座“文化高峰”。关于这一点，先哲前贤早有评说。王国维曾说：“天水一朝（按：指宋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也指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无论这些评说是否杂有情感色彩，宋代文化是华夏文化中的一座高峰，却是不争之事实。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提出“宋代文艺复兴说”后，又认为宋代文化不仅是“中国第一”，而且是“世界第一”，评价更高。其《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在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的基础上，总结宋代有别于以往朝代的四大领域的表现：在政治制度上，贵族势力趋于没落，代之以君主集权下庶民实力的上升；在经济活动上，货币经济取代了实物交换；在学术思想上，从汉唐的注疏训诂之学进入了自由思考的时代；在日常生活上，逐渐摆脱了中世旧习的生活样式，形成了独创的、平民化的新风气，广为人们所认同。这四大领域的相互作用，为宋人营造“文化高峰”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犹如埃及的金字塔，宋代这座“文化高峰”是由从底部到顶端不同层级组成的。作为事功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主张为人要“经欲精，史欲博，文欲肆”，因为具备了这一知识结构的人，也就有了高品位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境界，同时为文化创造注入了丰厚的养料和强劲的动力，也更有利于事功活动的展开。而经、史、文就是宋代这座“文化高峰”的最高层，“经”是高峰中的最顶端。所谓“经”，就是宋代儒学复兴后形成的理学。宋代理学的内容虽十分多元，却均以经世为终极目的，属于经世之学，也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哲学。就其形而上内涵而言，宋代理学集中体现为一种精神和信仰，是宋代社会的大脑与灵魂。

如果说，人们在制度规范下进行的各种实践活动的历史如同一个人的骨架，包括诗词、绘画、建筑、陶瓷在内的各种文学艺术如同一个人的血肉肌肤，那么哲学就是一个人的大脑与灵魂，具有核心地位。如果一个社会的哲学贫乏，丧失了精神和信仰，人也就成了生物意义上的人，文化就会随之坍塌，社会就会变得可怕。在宋代，哲学空前发达，直接传递着宋人的“中枢兴奋”，有效地促进了宋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使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最终聚集成了一座“文化高峰”。

那么，宋代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儒家经典之一《礼记》第三十一篇《中庸》受到了宋人的高度重视与推崇。有宋一代探索中庸之道的文章不下百篇，朱熹则直接将该篇抽离出来，独立成书，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作为全民的教科书。《中庸》中有“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两句。这两句虽指人的修养，却可视为宋代文化的核心所在，也集中体现了宋代文化的意与韵，以及宋人的精神境界。

贰

关于宋代文化的特点，中外不少学者作过深入探讨。美国汉学家刘子健在《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一书中，具体论证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文化的“内省”特点。台湾学者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一文，从“中国本位文化建立”的角度，总结唐、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宋代文化则在“民族本位”的基础上，转向“单纯与收敛”，到了南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坚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也就是说，宋代文化具有既单纯内敛又排他的特点，与刘子健的“内向说”有相同之处。他们的说法得到海峡两岸学界的纷纷响应，其中不乏认同。

认为宋代文化“内省”或“内敛”，不乏事实依据。但如果作深入观察，也许可以发现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宋人在“祖宗家法”引导下，通过内省创造的所谓“宋型文化”，与“开放性”“复杂性”并非对立。

与“四夷既服”、雄踞东亚的唐代不同，宋代版图狭小。而在五代十国的近一个世纪，北方少数民族的实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北宋经常遭西夏的侵扰；南渡后，更是半壁江山。因此，宋人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不过，宋人的忧患没有导致颓废，而是在忧患中内省，在内省中寻找立身之本。邵雍《自余吟》说：“天学修心，人学修身。身安心乐，乃见天人。”这个“天人合一”便是宋人内省后形成的一种立身境界。《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主张王者应该与百姓同乐同忧，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范仲淹则在《岳阳楼记》中进一步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境界更高，意蕴更深。诚如南宋王十朋《读岳阳楼记》所说：“先忧后乐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轲。”范仲淹的“忧乐观”，影响了整个宋代士人乃至久远，至今不乏现实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人的内省不是“单纯与收敛”，更不是排他，而是“致广大”，在广泛汲取人类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广博深厚、大气开放的气度。邵雍的“天人合一”，范仲淹的“忧乐观”，就体现了这一点。人们熟知的张载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又从广阔的宇宙空间与深远的历史时间中来确认人的社会角色，其气度和眼光，为唐人所无。再如自古以来人们面对自然永恒而人生短暂这个哲学命题，有不同的认知与态度。曹操主张在苦短的人生中积极有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李白因人生短暂，主张“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强调在苦短的人生中，要及时行乐；苏轼却认为“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前赤壁赋》）人与天地同在，永恒不变，其广博大气为前人所无。

朱熹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到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所谓“国初人”，就是指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欧阳修等人；“二帝三代”指尧、舜二帝与夏、商、周三代，是古人的心目中最完美、最理想的社会。“效法三代”或“欲复二帝三代”，从而超越汉、唐，是宋人普遍的治世理想。理想之高远，气局之广大，更是汉、唐难以企及的。

朱熹所说的“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就是仁宗庆历年间欧阳修等人强调的“道”或“理”，是学术与政治相互驱动、相互交融的产物，集中体现了宋代理学的经世内涵。具体地说，“北宋儒学复兴之初，古文运动倡导者已根据他们理想中的上古三代，发出重建秩序的呼声。这一呼声的原动力则是长期混乱下民间期待文治秩序的迫切心理，初期儒学的关怀大体偏重在政治秩序方面，对于‘道德性命’之说则涉及未深；易言之，‘外王’为当务之亟，‘内圣’可且从缓。但至迟在改革运动的高潮时期，‘内圣’与‘外王’必须兼备的意识已出现了，王安石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以‘道德性命’之说打动神宗，这是他的‘内圣’之学；他以《周官新义》为建立新秩序的根据，这是他的‘外王’理想。道学的创始人张载、二程与王安石属于同一时期，就响应古文运动领袖重建秩序的号召而言，他们与王安石无异。但王氏的‘内圣外王’系统的完成与流传毕竟抢先了一步，这便成为道学家观摩与批评的对象。所以从儒学的整体发展来说，‘新学’超越了古文运动，而道学也超越了‘新学’，确是一层转进一层。”也就是说，从古文运动到“荆公新学”，再到程系道学的发展与成熟，犹如一个人不断成长的生命历程，是宋代儒学复兴后理学不断发展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前后在基本性质和最终目的上均明显具有一致性，都是宋代理学的组成部分，也都是为了如何更好地“内圣外王”，实现“欲复二帝三代”的理想，只是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尽相同的主张与内涵，不同的阶段都具有相应的超越性，即所谓“一层转进一层”。到了南宋，以“内圣”与“外王”为支架的理学，更趋深入与完善。

与唐人的粗狂雄放不同，宋人在广泛汲取人类知识的过程中，不仅“致广大”，而且精细入微，其文化活动达到了精细化的境界。现有哲学思想史研究成果表明，在唐代，儒、道、释三家并存，各行其道，而作为以经世为目的的宋代理学，则融三家思想于一体。在融汇过程中，宋代出现了不同的学派，也就是黄宗羲所说的“学统四起”；不同学派虽有各自的主张与立场，但均以儒家思想为主，汲取释、道两家的精华，融合成体大思精的哲学体系，成了宋代文化的大脑与灵魂。在这个大脑的指挥下，宋人的生活，宋代的文学、艺术、陶瓷、建筑等文化作品，均具有精细化的特征，且如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阳光归于一白，在“尽精微”中，体现出丰富性与多元化。

叁

程颐说：“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他还认为“欲趋道”，必须首先注意个体的心性修养：“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诚则圣矣。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矣。”学者诚意、正心、养性，即可成就圣人人格，进而可复“二帝三代”。

需要说明的是，儒学的复兴并非始于北宋。陈寅恪考察韩愈的道统思想时指出：“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的基础。”不过韩愈倡导的儒学虽为宋代新儒学奠定了基础，但在内涵上与宋代儒学不可同日而语；与此同时，其道统思想也没有得到中晚唐士人社会的普遍认同。在中晚唐，类似李商隐“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之声，时有所闻。其原因之一，在于践行儒学所必需具备的主体基石尚未真正确立。儒学之所以能在仁宗年间开始全面复兴，则与实践主体自觉恪守“为己之学”息息相关。

周行己说：“何谓为己之学？以吾有孝悌也则学，以吾有忠信也则学。学乎内者也，养其德者也。故为己而学者，必有为人之仕矣。何谓为人之学，人以我为多闻也则学，人以我为多能也则学，学乎外者也，利其闻者也。故为人而学者，必有为己之仕矣。”朱熹亦云：“盖为学而求名者，自非为己之学。”陈文蔚也指出：“笃志力行，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不与世俗浮沉于富贵贫贱、得丧祸福之中……以洗其凡俗之陋。”诸如此类的表述，屡屡见诸宋代载籍，昭示了宋代士人对“为己之学”的普遍重视。

作为士人的立身之道，“为己之学”是儒学强调个体心性修养的重要思想。《论语·宪问》载孔子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正义》解释为“此章言古今学者不同也。古人之学，则履而行之，是为己也。今人之学，空能为人言说之，己不能行，是为人也。范晔云：‘为人者冯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也。’”指出了“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不同秉性与品格；而儒家肯定与张扬“为己之学”的思想，昭然若揭。在唐代，尽管不乏自觉履行孝悌忠信之人，在具体的立身处世中，却很少像宋人那样重视“为己之学”。尽管韩愈立志恢复长期失坠的儒家学说，并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但由于他建立儒家道统的主要目的在于陈寅恪所说的“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所以无意强调关乎自我修养的“为己之学”。在欧阳修看来，韩愈“当论时事，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无异庸人”，遑论“为己之学”！随着仁宗年间儒学的复兴、理学的建构，强调“为己之学”成了宋代士人社会的一种思潮。无论“因心以会道”，心怀忠信孝悌，履而行之，抑或心不为富贵贫贱所萦、穷通祸福所累，“洗其凡俗之陋”，“为己之学”的任务在于修炼主体心性，使之进入“内圣”之境。宋人“内圣”的目的在于“为人之仕”即“外王”。也就是说，“为己之学”是宋代士人建构“内圣外王之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体基石。

宋人通过“为己之学”的心性修养，既形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又树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立身之道。基于这一立身之道，他们对唐人的患得患失、欢戚无常，往往持有批评态度。上述欧阳修批评韩愈，就是一例。又如蔡居厚在评柳宗元诗歌时说：“子厚之贬，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闵己伤志，故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愤死，未达理也。”朱熹评杜甫《同谷歌》亦云：“杜陵此章，豪宕奇崛，诗流少及之者。至其卒章，叹老嗟卑，则志亦陋矣。人可以不闻道哉？”他认为柳宗元“未达理”，杜甫“不闻道”，与欧阳修视韩愈为“庸人”同出一辙，也就是苏辙所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孟郊尝有诗曰：‘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郊耿介之士，虽天地之大，无以安其身，起居饮食，有戚戚之忧，是以卒穷以死。而李翱称之，以为郊诗‘高处在古无上，平处犹下顾、沈、谢’，至韩退之亦谈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闻道也。孔子称颜子：‘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虽穷困早卒，而非其处身之非可以言命，与孟郊异矣。”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修养，才可以把道发扬光大。宋代士大夫虽具有参政主体、学术主体和文学主体的主体结构，其政治地位比唐人高，但在政治上的不幸遭际却比唐人多得多。在遭际政治上的坎坷时，宋人普遍体现出与唐人迥然有别的心境。如范仲淹“以言事凡三黜”，被人誉为“三光”，“士论壮之”，昭示了士人群体对待穷通荣辱、得丧祸福的一种态度与秉持。这种秉持就是石介所说“达也，以孔子之道也；穷也，以孔子之道”，“穷达之间”，皆“卓然有余裕”。景祐年间，欧阳修因言事迁谪夷陵，至贬所，致书尹洙云：“路中来，颇有人以罪出不测见吊者，此皆不知修心也。”他还勉励被贬的同党“甚勿作戚戚之文”。与欧阳修同时“待罪去朝”的曾必疑，在贬所作之诗“皆讽咏前贤遗懿，当代绝境，未尝一言及于身世”，原因就是他“不以时之用舍累其心”，在面对得丧祸福的人生际遇及其诗歌创作中，践行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为己之学”，具体呈现了“内圣”心境。

事实充分表明，宋人更看重自身的修养。在修养中，“极高明而道中庸”，所谓“极高明”是指人在立身处世时达到既高大又光明的精神境界。范仲淹、欧阳修、曾必疑对待被贬的态度就体现了这一点。又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王安石与苏轼在熙宁至元丰的近18年围绕“国是”的争斗中，互不相让，但在元丰八年的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两人促膝谈心，其乐融融。而在建中靖国元年，经过九死一生的苏轼写了一首六言诗《自题金山画像》，其中有两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进入了无垠而光明透彻的自由王国。“道中庸”就是以天下为大本，以天下为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也就是说，只有达到道的本体“中”的状态，才能用“和”，既以“和”为贵，又“和”而不同，这是通向“极高明”的一种修养途径。它保证了像王安石与苏轼那样和而不同，更保证了和而不同的“学统四起”，促进了“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的展开，犹如“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当然，通过修养而“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的意与韵或精神境界的形成，离不开“祖宗家法”的保障。宋代“祖宗家法”的一个核心就是朱熹所说的“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收了。”宋代实施的是高度中央集权制度，这个制度是以广大庶族即平民士人为基础的。在科举制度上，据专家考证，唐代每次取士不超过30人，而仅就北宋而言，开科69次，共取士35612人。如果包括特奏等，取士总数则达61000人，平均每年约为360人（南宋更多）。大量的庶族平民进入了政府的各级机构。唐代的科举对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进行了诸多打压，但唐代门阀世族仍然保持着绝对的政治势力。就宰相而言，仅世族崔氏十房前后就有23人任宰相，占全部唐代宰相369人的十五分之一。在宋代宰辅中，除了吕夷简、韩琦等少数家族多产相才外，非名公巨卿子弟占了很大比重，布衣平民出生者竟达53.3%。像赵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这样的名相，均出于平民或低级品官之家，但他们后来成为了宋代文官政府的核心人物。宋代全面践行了“士大夫治天下”的“祖宗家法”。读书人以国家社会为自己的终极关怀，一系列的“祖宗家法”强化了他们经世济民的能量，以及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从多方面激发了他们的文化自主、文化自断、文化自信的性格，造就了自先秦以来又一座“文化高峰”。

宋代文化十分丰富，表现领域也相当广泛，其核心却在于哲学，或者说，宋代文化的意与韵根植于独到的哲学。宋人虽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却善于内省，在内省中，形成了体大思精的哲学体系。在这个哲学体系中，宋人的个性得到了舒展和张扬，拥有坚定的信仰与“极高明”的精神境界。这是宋代文化更深层的意与韵，也是“致广大”与“尽精微”的根本所在。透过宋代文化的研究、文化传播去理解宋人在哲学意义上的精神境界，深入探讨人的精神塑型，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文刊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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