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空印案”太过严酷？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被人严重丑化和抹黑的皇帝。

在一些别出心裁的人的策划下，他的背上了“残暴”、“嗜杀”、“自私”、“刻薄”、“喜怒无常”、“杀人如麻”等标签。

无知群众对朱元璋指责最多的，就是他火烧庆功楼，把当年跟随他打天下的兄弟一把火烧成了灰炽。

装有半瓶子醋的人知道“火烧庆功楼”之事纯属子虚乌有，却也一口咬定朱元璋通过处理“空印案”、“胡惟庸案”、“郭桓案”和“蓝玉案”这四个案件把功臣屠戮一空，甚至遭受牵连被斩杀了十几二十万人之多。

我见到过最恐怖的一个数字，说是有四五十万。

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洪武朝的官员惶惶不可终日，每天上班，就耸拉着脑袋，提心吊胆；一下班就如获大赦，回家跟家人庆祝，庆祝又多活了一天。

故事讲得活灵活现，让人不由不信。

今天，先来说说四大案的第一案——空印案。

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朱元璋在位期间，非常痛恨官吏的贪污腐败行为，为了防止官吏间互相作奸贪污，要求各地在上报帐目时，必须造册两份，并盖上官印，一份移交户部，以便户部记录地方财政状况，一份作以备用。且每年都要派专人到户部报告财政收支账目，所有账目数字都与户部审核对得上，就算通过；如果对不上，就说明这工作做不好，有猫腻，说不定还有贪污腐败在里面。

该项制度，对做账目的官员提出了极高要求，必须认真、严谨，不能有丝毫马虎，否则，最轻的罪行，也是玩忽职守罪。

但是，世界就是这样的奇妙，既会有海瑞式两袖清风、出于污泥而不染的清官；也会有和珅式雁过拔毛、刮土三尺式的贪官。

官员队伍中，总有些人浮于事，混官场、耍官腔、玩官僚的败坏分子。

这些人，对工作责任心不强，事事都要动歪心思。

他们认为，数目对不上，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不上，我就重做，做到完全相符为止！

但这里面有一道难关，他们必须破。

什么难关呢？

即重改后的账册，必须要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但原衙门的印章不在身上，要在南京补盖根本不可能！

怎么办？难道拿回盖好再拿过来？

这些志在造假账的奸滑官员才没那么傻，他们做假账的手段令人发指：带好若干盖好印信的空白文册上京师，账册错了就换新的，一直改，一直改，改到户部满意为止。

这就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不能不感慨，这些官员，真是太聪明了，而且聪明过头了。

但是，他们这么做，明显是在糊弄致力于惩腐反贪、疾恶如仇的铁腕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于洪武九年觉察出了“空印舞弊”的存在，龙颜震怒，大发雷霆，拍龙案痛斥：户部和地方官员沆瀣一气、合伙来弄这么一出，有意思吗？！户部的统计数字和地方的统计数字根本就是共谋造假，这样的数字，于国于民有什么意义？！一切还不都是官员们说了算？！不行，必须从速、从严、从重查办！

这一查办的结果是：按《刑法志》中记载，说郭桓案“系死者数万人”，里面还提到这样一句话，说“二狱（空印案和郭桓案）所诛杀已过当，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上下文结合来理解，即《刑法志》的意思是：空印案与郭桓案被诛杀的人数大体相当，应该是数万人。

而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空印案与郭桓案一共杀了七、八万人。郭桓案大致诛杀三四万人，即用七八万减去三四万，空印案被诛杀的人数也是三四万人。

毫无疑问，这动辄上万、甚至三四万的数字，是骇人听闻的。

问题是，这可能吗？

大明王朝初期在职官员总共总共才多少？朱元璋上下嘴皮子一碰，就清除了上万、甚至三四万，那整个政府机构还怎么运作？国税系统还存不存在了？社会还能稳定吗？

所以，我觉得，这上万、甚至三四万的数字，是被人为的夸大的，不是事实。

方孝孺写《叶郑传》有提到：“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

看，只是将掌管印章的官员和署字有名的人逮捕入狱（并不一定是杀），大概有几百人。

下面特别说说方孝孺所写《叶郑传》里的郑士利。

郑士利的兄长郑士原曾任河南怀庆府同知，后任湖广按察司佥事，是在“空印案”中落网者之一。

郑士利曾给朱元璋上书，对“空印案”作了一番申辩与批评，其中提到四点：

第一，官方文书要生效，必须盖有完整的印章，而钱粮文书盖的是骑缝印，是不能用来为非作歹的；

第二，钱粮之数，必须县、府、省到户部，级级往上相合，只有最后到户部才能知道一个确数，而如果因为一个数字不符，那么就必须返回省府重填，势必要耽误时间，所以“先印而后书”是减轻工作成本的作法，不足以怪罪；

第三，朝廷此前一直没有明确禁止空印的立法，现在杀空印者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第四，官吏们都是经过数十年才得以造就的人才，这么轻易杀掉，是很可惜的。

首先，郑士利这些见解是十足的迂腐书呆子之见。

但让人诧异的是，后世竟然有许多学者均予以认同。

学者们都认为，郑士利说得非常有道理，空报表加盖公章造不了“有价证券”，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您朱元璋闻过即改就是，何必小题大做、制造了莫大的冤案？！

而且，朱元璋制订的地方与京师对账的政策太奇葩了，一个数字不符，就必须来回反复跑，不瞎折腾吗？他一个空印文书就解决了的事，为什么不允许做，而一定要他们回地方更改呢？

还有人拍脑袋生动地想象出了这样一个情景：

一个广西某地的官员，要想到京城，最快也得一两个月。就算年初一就出发，到京城起码也是早春三月了。满头大汗跑去户部，一核对，错了一个数字。

行了，啥也别说了，兄弟你打马回去吧，我等你。

于是又是一路狂奔，先骑马，再坐船，回去改了账册，盖了公章。我去也！

这就是四个月过去了，转眼已是夏天，赶到京城，又见面了。

兄弟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好久了，接着来吧。

这位运气不好，核对后发现还是有地方错了，啥也别说了，还是回去吧，下次过来记得穿多点衣服啊，这边冬天冷！

于是又赶回去，赶回来，这回核对上了，可差不多快到第二年了。

你也别回去了，在这过年吧，计划又该重新做了。

根据以上想象，得出的荒谬结论竟然是：这他妈的不是存心折腾人嘛，换谁谁都受不了。

其实，这迂腐书呆子郑士利，包括现在的颟顸昏庸的专家、学者，他们都完全曲解了朱元璋制订这项政策的本意了！

郑士利说“空印文书”不会另作他用，让朱元璋放心。但朱元璋并不担心官员拿空印文书另作他用，恰恰是愤怒官员拿这些空印文书造假账！还有，地方和户部对账，目的并不是二者间出现好看的、相应的数字，而是杜绝贪腐现象，郑士利却轻描淡写地说，数字对不上，就回省府重填——谁叫你回省府重填的？这不是更浪费纳税人钱粮的造假行为吗？！至于说“此前没有明确禁止空印的立法”，但官员用空印文书的目的就是告假、做假账、就是徇私舞弊，就是作奸犯科，还不足以治罪吗？好比说，法律规定“杀人者偿命”，不能说法律没有标明“使用斧头杀人者偿命”，所以我用斧头杀人就不用偿命。至于说“官吏们都是人才，不应该轻杀”，就等于是说“人才可以贪污”了。

事实证明，经过肃办“空印案”，国家账务核对处处严谨，不再流于形式，大大地减少了官员开假票、造假账的不法行为。

明人邱浚在《世史正纲》中评价朱元璋，说“不有圣君者出，乘天心之所厌，驱其类而荡涤之，中国尚得为中国乎”，仅仅把朱元璋当作驱逐蒙元的“圣君”。

另一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的评论其实更到位，他说“我太祖皇帝之功，谓之劈开混沌，别立乾坤，当与盘古等，而不当与商、周、汉、唐并论也。二百四十年来，休息生养，民不知兵，生齿繁盛，盖亦从古所无之事”——比驱逐蒙元难度更大、更具功绩的是“休息生养，民不知兵，生齿繁盛”！

真搞不懂，为什么到了现在，还有这么多人要黑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