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河东总督为何给山东一个小县撰文？县志是如此记载的

在民国《馆陶县志》的“建置”条里，记载着这样一栋建筑：

普济堂，在城西北隅堂，瓦房五间，东平房六间，西平房六间，官厅三间，门楼一座。清雍正十二年知县谢士柱建，十三年知县张兴宗立石。详见碑文。

民国《馆陶县志》中有关普济堂的记载

看上去和县内的“养济院”没什么两样，都是县内用于安抚、收养贫困人员的民政性质的场所，但是这个“普济堂”碑文的撰写者却是不同凡响，在碑文最后写道：“钦命总督河东兵部右侍郞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纪录四次黔南王士俊撰”。

关于王士俊的职务

总督河东是任务，其官方名称是“河东总督”。河东总督于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置，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一月雍正去世清高宗继位后裁撤，一共存世7年多的时间，共有两个任者，第一任就是有名的雍正宠臣，今天经常出现在反映清朝影视剧中的田文镜。另一任就是王士俊。

河东总督的管辖范围，山东、河南两省

河东总督最开始是专为田文镜所设，据《清史稿·列传八十一》记载：（雍正）六年，上褒文镜公正廉明，授河南山东总督，谕谓此特因人设官，不为定例。起因是因为田文镜上奏说在山东、河南两省交界的之地容易藏匿盗匪，为了便于跨省越界捕盗而设河东总督。

此外，碑文中的“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是挂的“衔名”，为的是享受到两个职务所带来的级别，便于管理地方官员，并可以在地方使用兵部和都察院部分权力。

至于纪录四次则类似于今天因为工作干得不错，通令全国嘉奖，一共有四次之多。

王士俊其人

王士俊生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贵州平越（今福泉）牛场渚浒人。他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中举人、六十年（1721年）中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任检讨。雍正元年（1723年）任河南许州知州，后任省会开封附郭县祥符县知县，雍正三年（1725年）到广东任琼州知府、分巡岭西道，不久后任广东按察使，雍正八年升任湖北巡抚。

清光绪时期的馆陶县全图

雍正十年的时候，因河东总督田文镜“苛削严厉，河南民重受其困”，由王士俊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原本专为田文镜所设之职，有了继任者。

在任上，他政绩声誉皆佳，因此深得皇帝宠信，被列入雍正皇帝的宠臣之一，“与李卫、田文镜并称”，并且还被雍正皇帝打破了翰林出身不得被赏赐孔雀花翎的惯例，刚给他戴孔雀花翎，并且自其之后，清朝皇帝赏赐臣下孔雀花翎也把翰林出身的包括在内。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皇帝去世，乾隆皇帝即位，这一年十一月，王士俊因垦荒劝捐、虚报田亩数一事被弹劾，解任回京后任兵部侍郎。乾隆元年（1736年）四月，以兵部侍郎衔署理四川巡抚，但不久又因越职上奏言事被参劾，被逮捕回京下刑部狱。乾隆二年（1737年），被削职为民回原籍。乾隆二十一年（1750年），病逝于家。

王士俊为何要专门给馆陶县撰写《普济堂碑文》

可以说，在雍正十年至十三年之间，王士俊在河东总督的任上正是其仕途最为顶峰，也是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刻，皇帝赏识，还赏赐了孔雀花翎。那么，王士俊究竟干了什么工作，能够得到雍正皇帝的青睐呢？

存在于今天的苏州普济堂，来源于网络

这个工作就是他大力推广了为之撰写碑文的“普济堂”。

“普济堂”最早在京城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由和尚寂容和居士王廷献、高以暄等人募资创建，用来收容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流民，后来专门收容贫病无依者的民办慈善机构，取“普度众生，济世救民”故名“普济堂”。

康熙皇帝知道这件善举后大为赞许，受此影响，全国不少地方都创办了“普济堂”，用来收养“商贾行旅”中的“流离困乏、待于赈赡者”。后来朝廷意识到这件事是一大善政，于雍正二年（1724年），皇帝在颁旨嘉奖“普济堂”的同时，还指示各地要“照京师例，推而行之”，全国上下推广建设普济堂。

由于各地在此之前已有官办的“养济院”，两者职能上重合，很多地方官员往往就拿养济院来顶替民办普济堂的建设任务，以致于弄虚作假严重。

长沙老普济堂图

王士俊任河东总督后，对其所辖下的河南、山东两省下达要求，各州县要必须保证有一所普济堂，到雍正十三年，河南省109个州县设立了129所普济堂，山东省110个州县设立了131所普济堂。

王士俊圆满完成了“普济堂”的推广建设任务，受到了雍正皇帝的嘉奖。在他所辖的两省之地，山东省东昌府馆陶县因为民风纯朴、全县上下同心同德、官绅商民踊跃捐银、官员带头扎实苦干，高标准的完成了“普济堂”建设，因此受到了王士俊的称赞，并撰文。

《普济堂碑文》的主要内容

文章主要分为以下几部分：

1、馆陶县的位置及地理形势：

馆陶，东郡中邑也，辐员之内，枕陶山，襟卫水，处齐鲁西偏，为燕京通衢。

2、馆陶县人的性格为“好儒学，性质直怀义，有古之风烈”，并以典籍所记载的《四义记》来说明。

清朝《馆陶县志》中的《馆陶四义记》

按风俗志载，隋书云人好儒学，性质直怀义，有古之风烈。又载阁给谏《四义记》，邑有王本元者，尝捐多金，设立义田、义塾、义渡、义阡，传为“四义”之庄。馆虽蕞尔邑哉，善人端士惇义而泽及宗族乡邑者，其天性然、其风俗然，将古与今之好施乐善当无不然也。

3、王士俊推广普济堂以来，两省的建设情况，还是相当理想及可喜的

仿京师普济堂之制，令州县兴建安养无告穷民。自秋徂冬，各属详报工竣者纷纷而至，迄今几遍两省矣，余窃喜，僚属之勤于督率，又喜两省风俗之醇、人心之厚，捐资助产、慕义急公者所在多有。

4、馆陶县建设普济堂的捐款、建设以及保证运行等情况

王士俊所撰《普济堂碑记》全文

而馆之普济堂亦循例兴建焉，堂屋凡二十间，官绅商民共捐银四百七十九两有奇，置备建堂工料器皿棉衣各类用银一百六十五两四钱，买田六十三亩，计价银一百二十一两六钱，余银二百余两，附质库生息岁取田租子金为堂中薪米医药授衣施棺之费。又雍正八年南漕余谷一百余石亦拨入，以初赡。

5、当地官员是如何忘我工作的

略去

6、王士俊为何要写这篇碑文

馆虽小，被润泽而大，丰美而直颉颃乎，通都钜邑而无忝。邹鲁人士勉乎哉。

意思是，馆陶县虽小，但因为扶助救助人而变得伟大起来，足以称为美德了，与四通八达的大都会、大城市相比，再也没有人觉得馆陶县的“小”了。这一点值得山东省上下共同学习。

这篇文章如果放到今天来看，大概就是要刊登在报刊头条的“向某某县学习”的榜样文了，只不过撰写者是类似于今天管着两个省的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的河东总督，此文就具有了非比寻常的意义。无论王士俊是出于政绩还是其他什么目的，他给位于山东最西侧的一个“蕞尔小县”专门撰文，对于当时的山东省、东昌府特别是馆陶县来说，算得上是个了不得的大事，也因此这篇文章才被收录进县志里，才被今天的我们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