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徐星：以处女作登上当代文学史，却因档案丢失成“三无人员”

1985年的中国文坛，没有人不知道徐星这个人。他在文坛一出现，就产生了“振聋发聩”效果。当年，还在北京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当清洁工的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立即引起轰动，被评论界认为是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齐名的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之作。他也被尊为中国的“先锋派”鼻祖。

而也与此不无关系，他并不情愿地离开了体制内工作，失去了“铁饭碗”后，后来档案也找不到了。他也因此办不了低保，成为他自称的“三无人员”。

登上文坛并一跃而成为耀眼明星，对徐星来说也算是一次偶遇。

1985年的一天，徐星去一个朋友那儿玩，在朋友那里看到一本《人民文学》杂志。无意中翻了翻，看到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他真的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中国文学居然也能发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在徐星看来是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喜的是，这种东西他也能写。

于是，他就把自己1981年信手写下的小说手稿从朋友那里要回来，抄抄改改，没怎么大动，就骑着自行车就到《人民文学》去投稿。

他稀里糊涂地骑到虎坊桥，当时并不知道这里是《诗刊》的编辑部。他向里面走的时候，看门的大爷拦住了他，看来这大爷也是个内行，问他是诗歌还是小说。徐星说，小说。看门大爷就给他指出“明路”，“那你来错地儿了，你去东四十条的《人民文学》吧！”

那天他喝了酒，已经有些醉意。骑着自行车到《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编辑部里只剩下一个人，正要收拾盒饭往外走。

编辑部桌子上稿子摞得很高，这让徐星对自己觉得自己很没底。他又回头和那人解释了几句，说自己没用稿纸，用的是印着单位名称的普通信纸。那人客气地说，没关系，只要稿子好就行。

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三天，他就收到了编辑部的信，对他的小说评价很高，让他再去一趟。这让他又意外又激动。

小说根据编辑提出几点意见做了一点改动。后来，就发在了当年的第七期《人民文学》上。那位拿着饭盒的人是责任编辑朱伟，当时的主编是王蒙。

后来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写道：“1985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先后发表，这两部中篇小说被视为是‘现代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代表作，两位作者也被称为‘现代派’。”

其实，不论如何定义“现代”、“先锋”，我们提到当代中国文学史时，都不能不说到在1985年横空出世的这两部作品：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

这篇小说也让徐星得到了不菲的稿费，有几百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他当时的月工资是38元。这篇小说的转载率极高，哪家转发了都会给他寄一笔稿费。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1980年代人们对文学的狂热。《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都去采访徐星。每天都有文学爱好者到他工作的烤鸭店找他交流。店里的收发室收到全国各地写给他的信，最多的一天摞起来能有一公斤。

这样的名气也让烤鸭店的领导对他有了看法。他们开始暗示他离职找别的工作。后来直接找到他说，你再不走就把你转街道了。他没办法，只好离开了烤鸭店。在计划经济下，一个人离开体制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离开了月工资30多块的全聚德，徐星就剩单位分配的一间地下室了。1980年代后期跟妻子离婚后，地下室判给了前妻，但他还是有居住权。

1988年，徐星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首届作家班的学员，同学里有莫言、刘震云、余华、毕淑敏、迟子建等。

1989年，他在一家叫《华人世界》的杂志当了一段时间编辑，当年4月，这份杂志的封面出了大问题，直接被封停了。杂志社倒闭后，他的档案也被弄丢了，没有社保，办不了低保，甚至连父亲留下的房子都无法继承。

1989年11月，徐星接受德国西柏林艺术大学的邀请，出国了。1991年，受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的邀请，住在伯尔家写作。1992年，他打算在海德堡大学读博士学位，后放弃。他一直过着一种自由也是漂泊的生活，1994年，他回了国。

2001年，一件意外让他一下变成了赤贫，他那个简陋的地下室被盗了。盗得很彻底，像搬家似的。他不得不在网上拍卖自己的作品版权。让他最心疼的是，他集了30年的邮票都被偷走了，里面有很多珍贵的邮票，卖一张就够他生活一个月。

文学成就上，在这期间和其后，他1991年获国际笔会瑞典图霍尔斯基文学奖。1995年被法国《观察家》评选为全世界240位杰出小说家之一。2003年获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8月出版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后多次再版并被翻译成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多种语言，2014年北京再版首发。

徐星后来在北京北四环外租了两居室的房子，租金有一半是他母亲支付。他基本没有收入来源，稿费也越来越少。他姐姐让他去申请每月三百多块的低保，也没有成功，因为他没有档案。相关部门让他去“合理上访”。徐星说他不会去上访的，他觉得自己内心的骄傲不能受到伤害。

2014年5月，徐星曾接受山东商报的采访，采访中，表达了他对生活的态度：

在徐星看来，觉得生活很幸福。“当然，必须得有温饱。我是个除了温饱以外不要别的东西的人，我是基本不消费，就是抽点烟的人。生活里有特别大的，特别让我驰骋的自由度。我能拿这个时间做我高兴的事情，做完了之后我会得到特别大的享受，我觉得这样一个生活方式是我应该坚持下去的，是我很享受的，就是生活还是蛮幸福的。”

作为一个曾经影响整个中国文坛的先锋作家，徐星几乎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了。但他的小说《无主题变奏》，却是人们了解1980年代时代精神的不可多得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