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围城》：从主题意蕴到语言特色，告诉你经典是如何造就的

第一次读《围城》，还是初中时代，只图个热闹，不明所以。更是对大学者钱钟书先生一无所知，也应了他说过的那句话：

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然而，这毕竟不是一只普通的“母鸡”。钱钟书仅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却成了不朽的经典。所以，这也不是一般的“鸡蛋”。

虽然后来多次重读，但不少细节，却还是最初时记下的，包括那段烂熟于心，且常以此在同学面前炫耀开篇：

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

之后的每次阅读，回味都有所不同，且感触愈发深刻。关注的重点，也从痴迷其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过度到更深层次的思考。然而，《围城》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情节小说，其深刻的内涵，多层次的主题意蕴，的确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才可能逐一领会的。

人生无处不“围城”

杨绛先生，在《围城》的扉页上写道：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主人公方鸿渐，先后经历了教育、爱情、事业和婚姻四个方面的人生困境。有机会出国留学，即便放在今天也非容易之事。而方鸿渐到了欧洲，四年里却换了三所大学，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最后为搪塞父亲和丈人，不得已买了个所谓“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

可以想见，方鸿渐当初一定是怀着梦想远渡重洋的。而其懒散的生活习性，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很快便让他对此丧失了热情，越来越强烈地渴望逃出这座“围城”。

回国后，他又不知不觉卷入与苏文纨和唐晓芙两个女人的感情纠葛中。方鸿渐追求自己爱的唐晓芙，同时又不忍拒绝爱自己的苏文纨。优柔寡断的性格不仅令他断送了爱情，还同时得罪了一双女人。

狼狈不堪之际，方鸿渐决定离开上海。然而他即将奔赴的三闾大学，却又是下一座“围城”。职场上的相互倾轧、尔虞我诈再令他倍感乏味。没等回过神来，他又身不由己地走入婚姻的“围城”。经历过这一切，方鸿渐意味深长地当着妻子孙柔嘉的面感慨：

老实说，不管你跟谁结婚，你总会发现娶到的不是原来那个人，而是换了另外一个。

我记得小说的结局，夫妻二人吵架，佣人李妈也跟着添乱，还让房东电话通知了孙柔嘉的姑妈来。方鸿渐选择逃避， 一个人走向凄风冷雪的街头。不知此刻的他是否了然觉悟：整个人生都是一座“围城”。

或许有人会说方鸿渐懦弱，选择逃离不如勇敢面对。就连孙柔嘉也一口气对着丈夫吼出了三个Coward!（懦夫）。从前我也这么想，但此刻却能理解甚至同情他的处境。

生活很多时候就是一团乱麻，人越多越乱。不唯方鸿渐，我敢说随便哪个男人也抵不过三个女人的死缠烂打。

毕竟个体的力量根本无法与世俗抗衡。我想起《红楼梦》中贾宝玉面对金钏之死时的无奈与怯懦。那种环境之下，未成年的宝玉无力也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而现实中，我们的处境，很多时候不过就是个未成年的贾宝玉罢了。

当然，方鸿渐遭遇一系列人生困局的深层原因，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思想观念，尤其是个人性格密切相关。但又不能不承认一个事实，就是这种困局每个人都曾面对，或者正在面对。人生无处不“围城”！

钱钟书先生，用文学的形式，表达了一种人人都有切身体会，却又不曾说出的人生情境。更是一种哲学反思。“围城”困局最直观的例证，我觉得就是旅行。如坊间流行的那句俏皮话：

旅游是从自己活腻的地方，到别人活腻的地方去。

再如，有些城里人厌倦了快节奏的高压生活，渴望回归田园。而与此同时，又有多少农民，做梦都想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呢？

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

除去“围城”现象，这个贯穿全书始终的哲学意涵外，讽刺性与批判性更是《围城》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钱钟书自己在序言中说：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所谓“基本根性”，在我看来，这中间省略了一个字。其实书中处处体现并批判的，是这种无毛两足动物的“劣根性”。而这种“动物”，所指即当时代的知识分子。从这个角度上说，《围城》的确如一些人评价的那般，是现代版的《儒林外史》。

但也有所不同，《儒林外史》表面上对各色人物或褒或贬，实则影射的是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戕害，人物命运多由客观因素左右。

而《围城》的写作，虽有特殊时期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根源，但主要的讽刺对象，却是人物本身。或者说是揭露和批判知识分子病态的灵魂，这种病态就直接反映在人性上，是一种主观意识。当然，更广阔的背景因素，依然能够引申到社会与文化精神的层面。

钱钟书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除去不学无术的共性外，他们又各有各的特点。方鸿渐玩世不恭、怯懦无能；李梅亭道貌岸然，贪财重利；苏文纨孤芳自赏、虚伪做作；孙柔嘉看似柔弱天真，实则工于心计。除此还有老奸巨猾、劣迹斑斑的高松年；自命清高、贪慕虚荣的褚慎明等。

这些“无毛两足动物”中，虽无大奸大恶之人，却不乏阴暗猥琐之流。因此作者对待他们的态度，也是贬损多于褒扬，给予有力的批判与无情的揭露。

借方鸿渐之口，揭露出当时社会知识分子精神层面上的通病，即“崇洋媚外”之症。说“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科举时代虽已翻篇，而这留洋，其实也无异于新科举。

又借方鸿渐回国后的第一感受，揭露出社会层面上中国封建文化的痼疾。说他“回来所碰见的还是四年前那些人，那些人还是做四年前所做的事，说四年前所说的话。”尤其在最具摩登气息的上海，儿女婚配也依旧照惯例请算命先生看八字等等。

我觉得最耐人寻味的当属“三闾大学”之命名。尽管书中未曾明说，但根据其地处湘西，又与屈原的官职“三闾大夫”相合，想必不无关系。屈原是知识分子中道德节操完美者的象征。 而三闾大学内，一群所谓的文化人，却不学无术、相互倾轧、拉帮结派、勾心斗角，一派乌烟瘴气的混乱之象。

总览全书，未被丑化的人物似乎只有一个，就是唐晓芙，她是小说中的一抹清流。原文写道：

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

而杨绛先生在《记钱钟书与< 围城>》一文中也说，“唐晓芙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

为何要写作这样一个几乎全无缺点的完美型人物呢？我想她正是小说的点晴之笔，是作者自己审美观的体现。

如《儒林外史》第一章写了个王冕的用意一样——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唐晓芙之于《围城》，是理想与希望的象征，是引导人们走出“围城”困境的一盏明灯。

独具特色的语言艺术

除去主题思想，一部小说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我认为就是写作本身，即它的表现手法。所以就《围城》来说，我本人最喜欢的，还是那种譬喻精妙，充满学养与哲理，同时又不乏幽默和讽刺的写作语言。

①奇妙独特的比喻

钱钟书极其善用比喻，首先“围城”这个意象，就是一个大的比喻，或者说具备整体的象征意义。而整体之内，有人统计，竟包含了600多处小的比喻。其中又有明喻、暗喻、借喻等多种形式技巧，可谓匠心独具。

初次阅读时，第一处比喻便打动了我。就是那句“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虽为明喻，但本体和喻体之间似乎相差甚远，极少有人会将二者联系起来。然而，这个比喻却又如此形象，稍有一点生活常识的人， 便能瞬间理解。

再如这句：“桌面就像《儒林外史》里范进给胡屠户打了耳光的脸，刮得下斤把猪油。”比喻的同时引经据典，又幽默逗趣。我觉得最精妙且富含哲理的，当属讽刺高松年时所运用的比喻：

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爬上树，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

②机智诙谐的讽刺

讽刺艺术是《围城》中的一大亮点，这也是许多人将其同《儒林外史》联系起来的原因之一。小说中有对社会现象的讽刺，对腐朽思想的讽刺，当然更多还是对病态知识分子人物形象本身的讽刺。

这其中有的是无关痛痒甚至善意的嘲弄，有的是尖刻的讥刺，也有无情的揭露甚至愤怒的鞭挞。

方鸿渐买了个假文凭，但他自己却并非厚颜无耻之人。而他的“校友”韩学愈，却靠着一张“克莱登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换来了三闾大学历史系主任的教职。即便面对方鸿渐这个知情人时，也脸不红心不跳，把个子虚乌有的事情编得跟真的一样。

说到克莱登大学，方鸿渐从爱尔兰手里买回那张废纸后，仅汇款10美元给他，还写信羞辱一番。书上说爱尔兰人很生气，喝醉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接下来便有作者的神来之笔：“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

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且每次想起都要发笑的，是关于李梅亭的描写。说他有一次同孙柔嘉对话后做了个鬼脸，作者在后面加了句“倒比他本来的脸合式些。”短短几个字，一个活脱脱的小丑形象跃然纸上。

如出一辙的，还有自诩“中国新哲学创始人”的褚慎明。他人前故意称呼罗素为“Bertie”（罗素的乳名），显示自己与其相熟，还吹嘘帮罗素解答过问题。钱钟书文后写道：“天知道褚慎明并没吹牛，罗素确问过他什么时候到英国，有什么计划，茶里要搁几块糖这类非他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

《围城》中的讽刺手法，多有萧伯纳式的犀利与辛辣，先使他们登场，再毫不留情地撕掉假面。讲话喜欢窃窃私语的陆子潇，书中评价他“仿佛句句是军事机密。”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招摇撞骗，标榜“新古典主义”诗人的曹元朗，作者仅用一首令人作呕的歪诗，便暴露出其文理不通的本来面目。

战争爆发后，许多人背井离乡。没想到这也使他们凭空多出许多财富来。李梅亭说自己在上海某处有一所洋房被日本人放火烧了；汪处厚说他家值钱的收藏陈设都不知所踪了；陆子潇说战前有好几个女人抢着嫁他；就连方鸿渐，也把沦陷的故乡里那所老宅放大了好几倍……

日本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竟“烧了许多空中楼阁的房子，占领了许多乌托邦的产业，破坏了许多单相思的姻缘。”

无论比喻还是讽刺，都是通过写作语言实现的。书中精彩的例子还有许多，不胜枚举。钱钟书先生总能一语惊人，不愧为驾驭语言的大师。

写在最后

我时常想，什么才是经典？是故事好看，是文笔特别？亦或反映了时代精神，抒发了人类的共同情感吗？好像都是，又都不是。

《围城》绝非以情节取胜。就其主旨而言，你可以说它是讽刺小说，是哲理小说。但支撑其成为经典的因素，我认为除此以外，还有精妙的构思和独特的语言！

如我前文诉述，很多时候，阅读一本小说，真正值得关注的，不一定是写了什么，而是怎样去写。

经典是如何造就的？钱钟书在序言中给出了答案，就是四个字——“锱铢积累”。

杨绛先生也说过，“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还说后来他对这部小说并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可见作家对待写作的态度是精益求精的。

反观今天的网络作家们一天写多少字？不瞒您说，我自己都要3000以上。如此这般，恐难再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诞生了。

经典可以是深思熟虑后的妙手偶得，绝不可能于浮躁的社会中批量生产。